昨天看到日本总人口降至1.23亿的报道，便想到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为超低生育率焦头烂额时，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同样执行过计划生育的越南，生育率怎么样？
一查才发现越南这个曾被视作“人口红利”潜力股的国家，其总和生育率也已跌破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警戒线。2024年，越南总和生育率跌至1.91的历史新低，2025年虽微升至1.93，但仍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作为对比，经济最发达的胡志明市，2025年生育率仅为1.51，已与日本（2022年为1.26）和韩国（2021年跌破1）等“前辈”处于同一梯队。
越南，这个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曾效仿中国实行严格计划生育的国家，也正要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危机。
“三不”一代崛起：经济繁荣背后的生育“刹车”
在河内、胡志明市等大都市，飙升的生活成本成为年轻人头上最沉重的“大山”。根据越南媒体估算，将一个孩子抚养到22岁，平均每月开销高达15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4500元），而越南2023年的平均月薪仅为2100元人民币左右。这催生了一个被称为 “三不” 的庞大年轻群体：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当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都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时，组建家庭和繁衍后代自然被无限期推迟。胡志明市核心区域的房价收入比高达15:1，远超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
与此同时，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构成了另一股决定性力量。越南女性劳动参与率极高，但传统的家庭分工并未改变，职业女性普遍承受着事业与家庭的 “双重负担” （与我国类似）。生育往往意味着职业生涯的中断、晋升机会的丧失和收入的下降。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意愿反而越低。数据显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越南女性，总和生育率仅为1.98，而小学以下学历的女性则为2.35。现代女性正用推迟或放弃生育，对不平等的家庭责任分担做出无声抗议。
从“两孩”到“放开”
面对当前的低生育率困局，越南政府不得不对实施了37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彻底清算。2025年6月，越南国会正式通过修正案，废除了自1988年起执行的“两孩政策”，全面放开生育数量限制。
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结束长期战争的越南迎来了人口爆炸式增长。1976年南北统一时，人口约4700万，到1988年已激增至6400多万。过快的人口增长给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教育和医疗资源压力。为此，越南政府于1988年10月颁布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每个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并要求母亲首胎年龄不低于22岁，两胎间隔至少3年。为确保政策落实，越南配套了高额罚款、限制超生家庭福利、对公职人员实行“一票否决”等强力措施。
这项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速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总和生育率从1988年的3.6迅速降至2000年的2.3。然而，政策的长期副作用在三十多年后集中爆发：劳动力人口占比从2020年开始逐年下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在2023年突破10%，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更严峻的是，越南从老龄化社会（7%）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社会（14%）预计仅需19年，速度远超法国（126年）和日本（24年），堪称“未富先老”的典型。世界银行预测，越南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36年见顶，随后劳动力短缺将直接冲击其赖以发展的制造业竞争力。
发钱、放假、分房子：越南的“催生”组合拳
为扭转颓势，越南政府近两年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催生”组合拳，政策重心已从“限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
第一，经济激励直接“输血”。胡志明市率先推出现金奖励，对生育二胎的家庭，每名新生儿补贴约800至1300元人民币。国家层面则通过新《人口法》，规定生育二胎且在35岁前完成的女性可获得财政支持，多子女家庭在申请社会住房（购买或租赁）时享有优先权。
第二，大幅延长育儿假期。根据2025年修订的《社会保险法》，女性生育第二胎的带薪产假延长至7个月；父亲的陪产假也从之前的30天大幅增加至60天。此举旨在通过强制性的男性育儿假，推动家庭内部责任分担，减轻女性的生育顾虑。
第三，党员干部“带头生”。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已修改纪律条例，明确对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党员干部不再进行纪律处分，并号召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生育。这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
第四，设定明确的量化目标。越南总理批准的《2030年前全国保障人口更替水平计划》提出，从2026年起，力争总和生育率年均提升2%，到2030年实现稳定的人口更替水平。
然而，这些措施能否奏效仍是未知数。韩国投入超过28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元人民币）鼓励生育，却换来全球最低的0.72生育率，这一前车之鉴让许多专家对越南的政策效果持谨慎态度。越南的挑战在于，其低生育率是城市化、高房价、女性觉醒、观念变迁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绝非简单的“发钱放假”就能逆转。当年轻一代将个人发展、生活品质置于传统家庭责任之上时，任何外部激励都可能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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