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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庆年间，河北承德丰宁县。
丰宁县全县，当时被分成了六百二十三个牌，这个牌，相当于是今天的行政村。
每个牌里都有花户，就是有土地，有粮食的农户，这些农户要轮流承办官府的差事，挖城墙，修河这类的工作，当然官府也会给官价，就是给补偿，要么是给实物，要么是给银子。
老百姓干活是很辛苦，但毕竟有付出就有收获，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
到嘉庆七年，丰宁县衙门来了一个叫做朱步青的工书。
清代的县衙也分六部，当然在县衙叫六房，兵房，吏房，礼房，户房，刑房，还有就是这个工房。
我们看电视剧老说什么衙门里三班六房，六房指的就是这个六房，三班则是指衙门里的三类衙役，皂衙役，负责站岗，壮衙役，负责巡逻，快衙役，负责刑侦工作。
朱步青是工房工书，就是书吏的意思，他专门负责工程，运输一类事宜，丰宁县百姓的徭役等工作，也是他来管的。
他这个人呐，可以说很有商业头脑，入职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办差这个事情，其实是条发财的路子。
怎么发财？
比方说，朝廷要从丰宁县征调三千石粮食到古北口，正常来说，那要老百姓用车拉，还要用牛，用马，但朱步青直接通知各牌，说你们啊，你们不用出车马了，你们直接把出车马的费用给我就行，我替你们雇佣车马。
这是什么操作？这是直接折钱。
如果折的钱是一致的，那也就算了，你朱步青愿意往自己身上揽活儿，你愿意多干，那谁还能拦着你？反正老百姓自己雇车马也是这些钱，给你朱步青也是这些钱，老百姓还省事儿了，何乐不为？
哎，坏就坏在，这朱步青他折钱不一样，原本这些粮食两百辆车就能运完，他非说六百辆，结果老百姓就得多掏四百辆的钱。
当时一辆车折十二千文，多四百辆，百姓们就要凭空多负担四千八百千文钱。
那这多出来的钱，自然就落到了朱步青的口袋里。
而且，因为无论如何，只要涉及到给百姓发差事，朝廷都是会给官价，就是给补贴的，可这些补贴，也全让朱步青截留，老百姓一文也没见到。
朱步青在工房“生财有道”，别的房也没闲着，比如兵房，兵房的书吏叫张宏茂，他也有赚钱的法子。
每年，丰宁县衙门就要向百姓们收谷草，就是谷子收割脱粒之后剩下的秆子，这个东西在清代是喂马的主要饲料。
收谷草的事情，就由张宏茂主管。
丰宁县衙门每年收谷草，大概就需要不到三万束，因为本县的农业活动是有限的，老百姓能拿出的谷草也就这么多了，但张宏茂偷偷把征缴谷草的数量提高，导致分摊到各牌的时候，百姓们要缴的谷草远大于实际需要，而且他们手里也没有那么多谷草能缴，缴不上怎么办？好办，用真金白银来补。
那补上来的这些钱呢？自然都落入了张宏茂的口袋。
反正衙门的书吏是鬼迷日眼，掉进钱眼里了，但凡有一点小小的权力，他就变着法的要从老百姓的手里捞钱。
这些人还非常的穷凶极恶，你掏了钱还则罢了，你要是不掏，动辄就把你抓起来，打板子，关黑屋，狠狠的收拾你。
一次运粮食就要多掏这么多钱，这一年到头，运器械，征谷草，运东西的时候多了，您想这得多少钱啊？这不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压迫百姓么？
你这么整，百姓们是早晚受不了，到嘉庆八年，有两个老百姓，一个叫曲成修，一个叫赵林，俩人实在受不了，干脆跑到承德府去告状。
说出来您都不信，承德府在接到曲赵二人的提告之后，不仅没有展开调查，为民做主，反而又莫名其妙的给各牌百姓摊派了一笔“帮钱”，每个牌每年需要再交十千文，用途是打官司。
曲成修和赵林，这两个人是乡长，这个乡长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乡里的领导，而是类似于村里的话事人的这么一个职务。
清代的农村实行牌甲制，十户叫一牌，十牌呢，就叫一甲，然后若干个甲就叫做一乡，每一个乡都会推举出一些在本乡有声望，见过世面的人来帮忙传话，收钱，帮助衙门催办差事，这些人就是乡长，也叫乡约。
曲赵二人是地方乡约，差事派发，有徭役的时候，他们最先和衙门的书吏接触，也最先被勒索敲诈，所以他们才会去告状。
但是很显然，因为他们身份不高，影响力有限，承德府并未重视他们的提告，他们不服，很快又派出一个叫做杨玉声的秀才，带着另外两个乡约，一个叫马遂，一个叫滕芳，仨人绕过承德府，直接到总督府去告状了。
秀才，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您想，清代社会的阶级很简单，士农工商，士排在最前边，秀才就是士，尽管是级别最低的士，但也不能不拿豆包当干粮，一旦有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民了，你是士，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秀才能享有很多特权，见到官员不用下跪，犯法了不能随便用刑，经济上甚至免除徭役赋税，秀才要是递状子，各衙门必须重视起来，必须要受理，没有打回或者漠视的道理。
总督府接到杨玉声的提告，效率非常高，而且总督府为了保持公正，采取异地办案，把案子交给了保定府来审理。
保定府知府，叫杨志信。
这个杨志信一审，查出不少问题，而且查的也很快，朱步青，张宏茂主动认罪，对自己贪污腐败的事情供认不讳，这就算是要结案定罪了。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杨志信调走了。
杨志信一调走，案子又被转送到了保定府清苑县，让清苑县的知县顾翼接手，做一下收尾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很好做了，该抓的抓，该判的判，惩奸除恶，还百姓一个公道不就好了？
结果，顾翼接手案子之后，他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没有给书吏们定罪，反而把杨玉声和马遂滕芳等告状的人抓了起来。
马遂滕芳被关进了班房，严密看押，杨玉声不仅被关了起来，还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理由是杨玉声等人是“讼棍”，他们完全是在搅闹公堂，从中牟利。
讼棍，是清代官场上对一类人的称呼，这类人专门靠打官司，写状子，挑拨是非来赚钱。
在衙门眼里，老百姓自己有冤屈去告状，这是良民，但如果有人主动教唆别人告状，替别人写状子收取钱财，甚至是捏造事实去诬告，这就叫讼棍。
清代法律对讼棍的处罚是很重的，轻则杖责，枷号，重则发配充军。
杨玉声是秀才啊，而且当时岁数不大，大好前程，他怎么可能是讼棍呢？
把原告收拾了一顿还不算，顾翼又派了一个衙役，把这些年来衙门向百姓催差的印票谕帖全都拿走了，这很显然是在湮没证据。
杨玉声等人当然不服，他们留有后手，就在被捉拿关押的同时，他们已经派了一个叫做李功的人进京去告御状。
河北离京师还是比较近的，所以李功几天就到了，到了京师他直奔都察院，击鼓鸣冤，案子很快被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善给看到了。
英善一看这个案子，他就知道不同寻常，一个案子，前一个知府审的好好的，怎么换了个知县审，就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反转呢？
英善不敢耽误，火速进宫，陈述案情，请嘉庆皇帝指示。
嘉庆一听，也很着急上火，说还有这样的事情，赶紧派人去查，于是刑部侍郎瑚素通阿被派到了保定，等于说这个案子成了御案，瑚素通阿则成了皇帝钦命的特派员。
瑚素通阿到了保定之后，本案重新开审，这回一审，案情更复杂了。
原来，朱步青，张宏茂等人苛取百姓是真，但杨玉声，马遂等人也不是完全清白的。
怎么说？
杨玉声啊，他告倒朱步青，张宏茂等书吏之后，他也尝到甜头了，认为其中也有利可图，他们也开始包揽差事。
什么意思呢？就是衙门里的书吏每次派差，总是折算银钱，借机敲诈，百姓们很不满，杨玉声就做衙门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从中说和，跟衙门和百姓两头都讨价还价，从中他就可以赚取保护费。
而且他手段很厉害，百姓这块不配合他，他就不帮百姓伸冤告状，衙门要是不配合他，他直接一纸诉状，连衙门都给告了。
所以顾翼这才把杨玉声等人也给抓了起来，注意这个也字，也的意思是，顾翼没有只处理杨玉声，在本案上他是一视同仁的，那几个书吏他也抓了。
而且顾翼在李功去告御状之前，他觉得本案案情复杂，他还主动把本案汇报给了上级，只不过李功告状太快，上级还没处理，特派员就下来了。
本案最后的处理结果是：
杨玉声，马遂等人被认为是“棍徒生事扰害”，说他们故意挑拨衙门和百姓之间的对立，滋事谋利，被发配四千里外。
余下的一些涉案人员，经办官吏也分别得到了处罚，值得一提的是书吏朱步青，定罪时，他被革除职务，听候发落，但他赖在丰宁县衙门不肯走，于是被打了一百板子，戴枷一个月，之后遣送回家。
事实上这样的案子在清朝不在少数，就在丰宁县案发的同时，河北深州衙门，直隶正定府又发生了数起类似的案件，案情都大同小异。
这些案子大大小小加起来，涉及三五个州县，数百个村庄，上千户人家，涉案的有生员，有乡约，还有普通百姓，原告被告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有书吏，有衙役，有巡检，甚至还有知县。
如果把这些案子放在一起看，我们很容易能找到共同点，无非就是一个“差”字。
清代的“差”是无偿的劳役，名义上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但朝廷也会象征性的发一些补贴，可到了实际操作中，补贴往往被克扣，差事反而是层层加码，越干越多。
经办的书吏衙役从中牟利，地方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有人接手，但地方环境上盘根错节，往往难以彻查，到最后只能上达天听，由皇帝来解决。
皇帝固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皇帝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而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问题，而在于当时的制度。
这也是晚清社会的悖论，人人都知道制度有弊端，但改革却无从下手，或者说，就算下手了，效果也未必会有多好。
历史是有其巨大的惯性的，封建王朝的惯性更大，当一个封建政权开始滑落的时候，比如清朝，仁宣时开始滑落，它所滑落的惯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大，这种惯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况且在晚年把大清江山治理的一塌糊涂，又何况是笨手笨脚的清仁宗呢...
参考资料：
《清实录》
《清史稿》
余福海.多元理性：清代基层政府编外人员的行动自主性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5
籍梓豪.“历史社会法学”何以可能——以《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为中心.法律史评论,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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