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楷书，世人熟知的是《多宝塔碑》的精严、《颜勤礼碑》的雄强、《颜家庙碑》的磅礴。然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有一块碑常常被大众忽略，却在一千多年的书法史上默默发光——那便是立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年）的《李玄靖碑》。此碑全称《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是颜真卿六十八岁时撰文并书丹的作品，原碑立在江苏句容茅山玉晨观，历经南宋断裂、明代火毁，如今原石早已不存，所幸宋拓本尚传于世，我们仍能从中感受颜鲁公那“人书俱老”的境界。
一段跨越十年的茅山因缘
要真正理解这块碑，得从颜真卿与碑主李玄靖的交往说起。李玄靖本名李含光，是上清派陶弘景的五代传人，精通老庄，善篆籀隶书，唐玄宗对他十分尊崇，屡次征召入朝。颜真卿乾元二年（759年）在升州刺史任上时，与他结识，此后相知几近十年。颜真卿的亲属殷淑、韦渠牟均为李玄靖的弟子，颜真卿也曾“尝接采真之游，绪闻含一之德”。到李玄靖大历四年（769年）羽化之后，颜真卿在大历十二年途经茅山，感念其高德，撰文并书丹立碑。这一番因缘使这块碑不只是对一位道门先贤的颂赞，更凝结了颜真卿与李玄靖之间超越身份的精神相契。
晚年笔意：篆籀入楷，雄浑归平淡
相较颜真卿早期作品，《李玄靖碑》在技法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将四十四岁时所书《多宝塔碑》视为颜体初创期的精严之作，那么《李玄靖碑》已经彻底摆脱了初唐楷书那种提按分明、锋芒毕露的写经体式，而将篆籀笔法浑融于楷书之中，呈现出一种“古雅清圆”的面貌。用笔上平正遒婉，圆健浑厚，转折处不露棱角，转折处干脆提笔暗过，笔力深沉且不失含蓄。
这种变化并非凭空而来。颜真卿早年得张旭传授笔法，后来融合篆隶及北魏笔意，最终形成了颜体楷书的独特风貌。而到了《李玄靖碑》这里，这种融合臻于成熟——线条更加圆劲，骨力内藏，不是靠凌厉的提按来彰显力量，而是以“锥画沙”般的中锋让笔墨自行呼吸。笔画之间疏密得当，整体稳重规整，既不显稚嫩，也不过分张扬。
宽博舒展中的“古意”
结字方面，《李玄靖碑》也是颜真卿各碑中颇为特殊的一块。字形开张舒展，中宫疏朗，整体取宽博之势。清代梁谳在《承晋斋积闻录》中对这块碑评价极高：“颜鲁公茅山《李玄靖碑》，古雅清圆，带有篆意，与《元次山碑》相似，乍看去极散极拙，多不匀称，而其实古意可掬，非《画像赞》、《中兴颂》所可及。”这段话很值得玩味。所谓“极散极拙”，是说这块碑乍看之下不拘一格，字的欹侧、大小、疏密仿佛随意为之，似乎不那么规整。但正是这种看似不经意之中，藏着颜真卿晚年才能达到的“古意”——那不是刻意追求的古拙，而是千锤百炼之后的浑融无迹。
章法疏朗，暗合道境
由于碑体四面刻字，行距宽于常规的颜碑，字距疏朗如星斗散落。通篇单字大小参差，欹侧互救，似散实聚。有论者以为，这种章法暗合道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之理。这并非牵强附会——碑主李玄靖身为上清派宗师，道家思想渗透其一生修行，而颜真卿在为知己立碑时，以这样一种“冲和淡远”之态作书，笔意与碑主的道学境界相呼应，恐怕并非纯属巧合。
从《多宝塔》到《家庙》：承上启下的丰碑
在颜真卿整个楷书体系的演变脉络中，《李玄靖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不同于早期《多宝塔碑》的精严工巧，也未及晚年《颜家庙碑》那般极致的雄浑厚重，而是恰好处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关键节点——雄强之势已然确立，却没有走向锋芒毕露；古雅之气已然生成，却没有走向刻意的奇崛。明代王世贞曾评价此碑“鲁公结体与《家庙》同，遒劲郁勃”，但同时也指出它在恢宏气象上稍逊于虞世南、褚遂良的一路书风。这样的评价恰说明了它在颜体中的独特位置：它已经具备了颜书的所有特质，却又在浑厚之余保持着难得的清圆含蓄。
一碑三绝，人间沧桑
《李玄靖碑》的流传史也颇具传奇色彩。事实上，茅山一共有两块李玄靖碑——在大历七年（772年），张从申书写的《茅山玄靖先生碑》就已经刻成，由柳识撰文、李阳冰篆额，被称为“三绝碑”。颜真卿这块后出的碑，全称《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又称《颜书茅山玄靖先生碑》，是为了区别于张从申所书，足见当时茅山道教在朝野间的影响。可惜的是，颜真卿原碑在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被大风吹断，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又遭雷火焚毁，至乾隆年间残石仅存二十余片，此后逐年散失。如今存世最佳拓本是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存字一千六百余字，让我们隔着千年的时光，还能感受到颜鲁公那苍茫而温厚的笔墨气息。
《李玄靖碑》虽然不像《多宝塔碑》那般名声显赫，也不如《祭侄文稿》那样饱含家国悲愤，但它以其特有的温厚与清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颜真卿——不止有金戈铁马的雄豪，还有与道人清谈的从容。在书法史上，这样的作品或许不够热闹，却足以让人一读再读，一品再品。
（图文/王敏善，一级美术师，多家主流媒体资深撰稿人、文化学者，深耕书画艺术与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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