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终极答案从来都关乎如何让公众活得更好。
放眼全球，纽约老城基建老化，伦敦的街区更新耗时漫长且沦为富裕阶层的专属游戏，孟买贫困区改造更是长期停滞。
唯独中国在2026年5月砸出了15万亿的超级底牌，国务院正式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这笔巨资将精准投向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更新、加装电梯等最迫切的民生痛点。这绝非无谓的面子工程，而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统筹推进的系统性重构。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房产随之升值，环境的改善让居民生活品质实现跃升，二手房价值飙升的同时也带动了建筑、物业等上下游产业的大爆发。
中国正凭借顶层统筹力、巨额资金储备和全产业链硬实力，完成从粗放造城向精细营城的华丽转身，致力打造全球首个可复制的城市更新方案。
回看这起事件，中国城市化的轨迹正在这场15万亿的更新风暴中被彻底重塑。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
而看到当下城市的兴起，恰恰是为了吸引外部资源的集聚和交互。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如何铸造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摆在每座城市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带着重新发现的视角，团队拜访了经济学家、城乡和区域发展问题专家鹿鸣教授，共同探讨中国城市发展下一程的答案。城市发展的底层驱动力，刚好对应中国那句古话“人往高处走”。
放到现代经济里，人天然会向有助于收入提高、生活更便利、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更丰富的地方迁移。消费机会带来工作机会，工作机会又反过来吸引更多人，人口从农村进城、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迁移，本质都是受这股力量驱动。
其实这几年，关于大城市边界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核心观点认为城市只能无限扩张，但如今城市更新体系的落地，打破了这种单维度的面积焦虑。一说城市，公众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北上广深。
黄浦江边上的夜景，真的让人心旷神怡，但与此同时也难免产生新的思考：上海常住人口已经到2480万，北京的人口规模也不小，以前提出过“大国大城”的概念，大城市最终到底有没有发展上限？首先要更新对城市的认知。
在中国谈城市，脑子里浮现的往往是行政管辖区的概念，但从城市人口规模的角度看，更应该采取经济一体化意义上的城市定义。比如广州和佛山，从统计上看是两个城市，但广佛的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地理上的关系相当于上海的浦东和浦西，中间隔了条河。
讨论城市发展边界，必须跳脱出传统的行政管辖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边界，取决于交通技术，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以前没有汽车、地铁的时代，一个小时跑不了多远，城市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发展，人口到了极限自然就承载不了。现在地铁的行驶速度，大约一个小时就能覆盖50到80公里的半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东京都市圈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地理范围半径也就50公里，最宽的地方80公里。50公里如果从上海人民广场出发，已经到昆山了，80公里的话都到苏州市政府了。
东京都市圈现在的人口已经到了3700万，在日本整个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还在进一步增长。
整个上海潜在的都市圈范围，上海加毗邻地区人口加起来才3100多万，前面提到的广佛加起来2800万，深圳和东莞加起来也2800万，从这个维度看，人口真的不多。大城市的边界和想象力，要从都市圈的角度去入手。
当时外媒信誓旦旦地认为中国大城市会走向死胡同，但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们的脸，目前的真实情况是，通过系统性重构，都市圈协同正爆发出全新的红利。
之前的数据，到当年二月底，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2035年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部获批。
当中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超大特大城市开始从单打独斗，普遍提出区域协同或者相对一体化的发展方向。现在中央强调“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意思就是不用随便动行政边界，但经济资源的配置，没必要各自搞一套规划。
深圳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仅仅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一，加上东莞也才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二，必须走都市圈发展的路径。
随着深中通道的连通，未来深圳都市圈的概念甚至会覆盖中山的一部分，怎么形成高效的协同机制是很大的挑战，但一旦做成，这种规模优势、级别优势的释放会非常明显。上海接下来重点就是沪苏通同城化，和周边的嘉兴、昆山、太仓推进更深的一体化进程。
有个很好的案例：华为把研发总部搬到了上海青浦，行业里的人聊起来都说这件事对苏州的好处很大，很多人生活在苏州，到青浦上班，不管对产业发展还是对个体来讲都是好事。对个体来说，根本不在乎自己属于哪个行政管辖区域。
现在协同发展还要突破的点，包括医疗、教育、户籍、土地资源、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等方面，现在缺的就是都市圈意义上的统一规划。东京都市圈的形态很像八爪鱼，中心密度很高，沿着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向四周延伸布局。
中国的城市则是中间一个中心城区，外围有几个原来的郊县，各自形成一个小城市，打个比方就是“太阳系”。
上海是个太阳系，苏州也搞了个太阳系，无锡也搞了个太阳系，长三角城市群仔细看，上海和苏州、嘉兴之间并没有完美连成片，地铁通到远郊之后，沿线还有不少农田。
这种情况对土地的高效利用并不友好，开发区和农田挨在一起，工业厂房和农田交错布局，互相制约，不够科学。公众都有共识，城市群要建在轨道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但轨道交通联通之后，沿线的土地要不要开发、怎么开发，是个非常新也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能在全国范围内做统筹，这件事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从大拆大建转向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核心逻辑依然是吸引并留住人。
十几年前看中国的很多城市，观感就是都在贪大求全，建了很多楼、厂房、开发区，城市的样貌就是一个个超级大县城。这是因为当时处在工业化时期，对人口密度不够重视。
过了十年再去看，相当一批城市尽管规模体量很大，但产业调整之后，出现了很多空置的厂房、空置的开发区。这些年也看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城市，比如杭州、成都，在发展规划里更多考虑到了城市本身对人的吸引力。
研究提出过一个新的观念：以生活留人。城市的生活品质高，年轻人自然会选择来这里。杭州、成都、长沙、广州为什么能吸引年轻人？
就是因为生活好，中心城区活力强，街道布局、街边商业的丰富度都很出色。“以生活留人”是一种普惠的产业政策。
国外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青年创新园区就建在市中心，这是大趋势，年轻人有好的生活氛围，才能更好地从事创新。经济越发达，创新产业越讲究信息和知识的密度。
这种密度摸不着看不见，大量的创新活动就在咖啡馆、茶楼里，通过人和人的交谈就产生了。很多科技公司专门挑咖啡馆、餐馆多的地方选址，就是因为可以把会客厅、研讨室外包给这些场所，这种场景特别依赖人口密度很高的中心城区区位。
原来适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规划，比如把城市建得密度特别低，对现在的发展非常不利。调研里甚至见过这样的情况：北方有些城市的工业园里不能建食堂，科技公司所在的办公楼里没有餐饮，这种规定现在还在沿用。
有些园区楼里不能有餐饮，只有一个小超市，这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现在很多城市重新重视中心城区的发展，是有道理的，也是大势所趋。
有时候要改变一些简单的情绪化思维，比如看到城市大、人拥挤就反感烦躁，但人口密度有它的优势。人很容易体感上感受到大城市、人口密度的不好，但在大城市获得的好处，很多也是来自密度，只是未被觉察。
比如收入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创新更活跃，甚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些问题，人口密度反而是解决方案：可以更多依赖公共交通，不需要每个人都开车，反而更环保。要更全面、更理性地看待大城市的问题。
此外，随着万亿级投资的开闸，三四线城市也终于借着特色产业与服务更新的东风，找到了破局重生的抓手。
观察到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现象：三四线城市比如景德镇、泉州、潮州等等，通过某一个方面单兵突进，把特色做到极致之后，反而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活力，有些甚至从人口流出城市变成了人口流入城市，城市发展有了新的打法。
很多城市要顺应后工业化的逻辑，做“服务+”，抓住自己能做的产业机会，能做啥就做啥。
比如泉州，现在都向往它“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气质；景德镇这个小城市，十几年前还一度衰败，现在重新把瓷都的名片擦亮，还出现了“景漂”群体，全中国甚至有不少外国人都到景德镇长期居住。
还有云南怒江，一个特别小的城市，十几年前完全是人口流出状态，出去打工，但是这些年靠咖啡产业、先进农业、旅游业发展，人口自然而然变成了流入状态。
专家专门做过调研，不管是当地官员、居民还是企业家，都觉得怒江未来的发展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变成一个千篇一律的大县城，要充分发挥本地的特色。城市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是城市的工具，人、产业、城市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里的关键还是交通，以前下飞机到怒江县城可能要三四个小时，当地的东西运不出去，现在高速公路修通，一个小时就能到。有了便利的交通，贸易和商业能做起来，当地的就业机会就增加了，很多人回到怒江，甚至有外地人愿意去怒江发展。
这就是交通、信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在全国统一大市场里相互分工协作，走差异化、梯度发展的路线。一线城市做高端国际化的产业，有些城市服务于国内大循环，有些城市做农业，也能打造很好的生活品质。
城市发展不能走重复竞争、重复配置资源的老路，每一个城市都找到自己的特色，是接下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面对部分城市的收缩焦虑，这一轮十五五规划的精准滴灌，恰好为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提供了最强底气。
当然还要面对一个很沉重的事实：有些城市会萎缩，会变成人口流出型城市，没有太多产业支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要惧怕收缩，任何事情都有辩证法，有两面性。
研究里一直比较强调人均指标，当产业规模受到局限的时候，人口减少，人均资源反而变多了，福利不会受影响。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发展模式，比如东北和新疆，是全国规模化大农场做得最好的地方，先是普及大型农机械，最近几年无人机也开始广泛应用。
规模化之后，从事农业的人员不需要那么多，人员的年龄和技术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年轻人甚至大学生回乡做农业，上技术、上规模，人均收入反而提高了，千万不能把人口减少简单当成坏事。如果都是小农户模式，农民很难致富，也没有效率。
不能把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发展好坏的唯一指标，要看人均。从国家一盘棋的角度来讲，中央和所在的省要对这些收缩型城市做转移支付，托住民生底线。
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模式：省和省之间的横向产业投资，比如新疆的水产养殖产业，很多是广东投资的；西藏日喀则的现代化农田，是上海的区对口帮扶建设的。这些都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有效配合的好例子。
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每个地方都要搞彩电，后来每个地方都要搞汽车，现在还是有不少地方都要搞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种重复建设是不对的。最近做科创相关的调研，跑了不少地方，只要是大一点的城市，发展规划里几乎都有新能源汽车的项目。
中央现在对地方也提出了新要求，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要搞重复建设，还要做公平竞争审查，原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些不合理手段也被禁止了。
接下来要从“牛鼻子”抓手入手，改革激励机制、考核机制还有财政税收体系，给地方政府提供新的激励模式，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当那些老旧危楼在全产业链支撑下完成改造，城镇化的内涵已经完成了向存量资产精细运营的跨越。
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呼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这也是解决中国二元社会、二元矛盾的重要抓手。
但表面的数据好像不太支持，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到了67%，按照纳瑟姆曲线的说法，城市化率到30%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70%就进入成熟阶段，很多人觉得城镇化要放缓了，这里面存在认知误导。
纳瑟姆曲线是从发达国家的历史里总结出来的经验，之所以形成这个规律，是因为当时这些发达国家处在世界经济的前沿，工业化和城市化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了。
国家的城市化不是到了没有动力的阶段，反而还有大量的动力：一个是补短板的制度红利，一个是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路径不会遵循过了60%就放缓的规律，新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还会持续推高中国的城市化率。
今天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只要经济还有增长的需求，有这么广袤的市场，未来发展的合理模式，还是应该让人口更多向大城市集聚，发挥中心城市、城市圈、都市圈的作用。
这个共识不应该是少数人的共识，而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自上而下的共识，政府的共识、民众的共识，才能形成合力，更加尊重城市和区域经济繁荣的客观规律，实现科学发展。
未来要往这条更合理、更科学、更符合规律的道路上走，最终还是要靠体制变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地区和地区之间，用十四五规划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发展中寻求相对平衡”，人均发展水平相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度才能大致拉平。
核心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市场真正起到主导作用，第二个就是一言以蔽之，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
这种顺应客观规律的战略抉择，正是中国以人为本、重塑生活空间的底色。15万亿重磅规划的落地，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正式告别盲目扩张，全面迈入“营城”的品质时代。
这绝非简单的翻新工程，全凭国家级统筹能力与全产业链优势，为上亿人的居住条件兜底。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到地下管网的全面换新，这场宏大的行动让存量房产焕发新生，让普通人的资产实打实增值。
这不仅破解了城市老化的世界性难题，更为全球输出了一份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当民生红利与产业升级完美同频，这座“城市更新王国”的发展引擎必将轰鸣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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