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正橱窗里上架并且置顶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说到留学生，你大概会想到留美幼童的故事。没错，留美幼童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但他们是怎样成为“先醒来的人”，你却未必知道。
下面的文字会告诉你一些答案，之所以说一些答案，是因为下面的文字只是这本书的前言部分，虽然有8千多字，但也只是这本书23.4万字中的很少一部分。如果你看了这些文字后，还有想进一步了解更多情况和历史细节的想法，就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购买这本书。相信当你看到这本书的全貌后，一定会有收获。
这是一本由叶克飞所著，先知书店006号自出版的图书。
先醒来的人
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前言
孙中山故乡翠亨村就在香山
从香山到中国，再到世界
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共计120人。其中广东籍达84人，占总人数的2/3；香山县籍达40人，在广东籍幼童中占近半数。
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留学生之父”容闳密切相关。当时信息闭塞，人们观念守旧，鲜有家庭舍得将孩子送往美国这一未知国度，招生工作因此陷入困境。容闳只得返回故乡广东香山县，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同窗人脉招募生源。但除了容闳的个人影响力，广东的开风气之先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以降，海洋文化可谓进步之源，广东地区率先引领风气，香山则是广东的先锋。香山地区早有就读洋书院的传统，中国近代留学事业亦从这里发端。
一代人的开眼看世界，不仅推动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还从政治、外交、经济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从香山到中国，再到世界，这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香山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广东香山县于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建制，当时县境颇为辽阔，包括今天的澳门和珠海、中山的部分地区，以及番禺和顺德的部分地区，县治设于今中山市石岐区。
清末，香山县境主要涵盖如今的中山市和珠海市。据说，在秦朝至南汉时期，这里还是一片岩岛，被海洋环绕，与珠江三角洲海岸相隔对望，虽早已有人类居住，却地狭民贫，史籍中即有“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的记载。中山市境内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同时，在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享村，还发现了战国晚期的墓葬遗存。珠海市境内也曾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且存在夏商时期的青铜器文化遗存。这种地理环境，塑造了香山人开拓进取的精神特质。
如今所说的香山文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原文化的传入，第二阶段是异国文化的传入。
据载，历史上中原地区曾有三次大规模移民迁往百越之地。一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五十万人南征百越，此次南征后，部分秦军及中原民众留居岭南，形成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二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相继发生，引发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三是南宋末年，宋端宗携部属败走伶仃洋沿岸，南宋灭亡后，许多宋室成员及其部属的后裔流落至香山一带。前两次移民的范围均或多或少涉及香山，第三次则以香山为最终聚居地。
这三次移民为香山带来了中原文化，也使得香山文化从形成之初就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72年开始向明政府缴纳地租，此后逐步盘踞澳门。
葡萄牙人的占据，使得澳门逐渐成为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1591年，戏剧家汤显祖曾游历香山，创作了四首诗，其中写道：“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经贸通道逐渐发展为文化交流的通道。有人称澳门是中国第一个面向西方的口岸，第一个与西方通商的地方，第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区域，第一个让国人全面体验西方生活方式的所在。这使得整个香山地区（澳门原属香山县，今中山市与珠海市均邻近澳门）都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之中。从政治、法治、宗教到科技，香山人第一时间接触到了西方理念，香山文化的兼容性亦随之增强。从明代开始，香山人便开始向海外移民，以谋生创业；在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这一移民潮更是达到鼎盛。到了近现代，此风更盛，1920年的《良都竹秀园月报》曾有记载：“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有趣的是，这个“竹秀园”即如今的中山市南区竹秀园村，该村与中国现代百货业息息相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四大百货公司”名噪一时，它们分别是：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都是香山人，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是现中山市南区沙涌村人，新新公司的创始人李煜堂、李敏周叔侄是原香山石岐镇（今中山市石岐区）人，大新公司的创始人蔡兴、蔡昌则来自现属珠海的金鼎镇下棚村。至于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郭泉、郭葵、郭浩和郭顺几兄弟，则是现中山市南区竹秀园村人。这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早年都曾远赴海外谋生，经多年打拼后成为侨商，随后回国创业。
四大百货公司源出香山，长期以来一直是近现代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香山地区本身敞开怀抱，让多元文化得以交汇的结果。香山人通过读洋学堂、出国留学，在接受、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传播至海外。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强行打开，通商口岸日益增多，香山人一度在各种洋行商号中占据了八成。在后来的近代民族工业中，香山人的地位也极其重要。
进一步考察这些人物的原籍所在地，可以发现，那些闻名遐迩、在各个领域“敢为天下先”的香山人，其原籍所在地大多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
以郑观应为例，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较早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盛世危言》确立了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体系：在政治上提出立宪主张，在文教领域倡导发展现代教育，在经济上力主“借商以强国”，并积极推动工商业发展，同时在军事上也强调需建设强大的陆军与海军。他生于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该村位于中山市南部，距珠海市非常近，也是中山所辖镇村中与澳门相距最近的镇村之一；他本人也曾长期居住于澳门。无独有偶，孙中山的故乡——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亭村—同样邻近珠海市，亦是中山市辖区内与澳门相距最近的镇村之一。翠亨村与珠海的唐家镇（今珠海市唐家湾镇）接壤。该镇与近代中国商业渊源极深，著名实业家唐延枢便出生于此。他是容因在马礼逊学堂的同学，后来先后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容闳招募留美幼童时，唐家镇也贡献了数名人选，其中包括日后担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和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的唐国安。
比上述几个村落更靠近澳门的是容闳的故———珠海市南屏村，与容闳一起赴美留学的黄胜也来自该村。大买办徐润则生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现属珠海市拱北区的北岭村。他不仅是当时四大买办家族之一徐家的掌舵人，也是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地产商，以及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
距离西化程度较高的澳门较近的地区，涌现的“先行者”也相对更多，这无疑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证明。
从洋学堂到海归
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大学。1569年，葡萄牙人卡内罗（D. BelchiorCarneiro）创建白马行医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医院；1594年，意大利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圣保禄大教堂（此教堂后遭焚毁，遗址即大三巴）东侧创办圣保禄学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在澳门，走出了中国留学第一人——郑玛诺。
郑玛诺的名字由其父亲所取。他的父亲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的挚友。17世纪40年代，罗德曾在澳门传教达十年之久。在来到中国之前，罗德曾在越南传教多年，以拉丁字母记录当地的方言，这些记录后来成为越南文字的原型，罗德也因此被称为“安南使徒”。1651年，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越南文-葡萄牙文-拉丁文”词典。
1645年，罗德计划将一名中国学生和两名越南学生带到罗马接受宗教培训，但限于经济条件，澳门耶稣会只允许他带一名学童前往罗马，12岁的郑玛诺被选中。
对于郑玛诺来说，这趟旅途极为艰辛。他们在雅加达被荷兰人囚禁了三个月，之后被遣返至马六甲，只能改道前往印度果阿，再由陆路经过波斯地区到达亚美尼亚。他们在亚美尼亚居住半年后，又经土耳其前往意大利。从澳门到罗马，两人足足耗费了五年时间。
1651年，郑玛诺进入罗马耶稣会的初学院，两年后正式进入罗马学院。1658年，郑玛诺于罗马学院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至1660年，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语法和文学课程。此后，郑玛诺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葡萄牙里斯本学习神学，也曾在葡萄牙科英布拉耶稣会会院中担任祝圣司铎。
1666年4月13日，郑玛诺与14名传教士被葡萄牙国王接见，之后出发前往中国。这批传教士中，除郑玛诺之外，还有一位澳门人冯思嘉，他比郑玛诺晚数年赴欧。
因为此时的清政府在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的发起下，掀起一场反基督教运动，反对地圆说，坚持使用并不精确的旧历“回回历”和“大统历”，将汤若望与南怀仁打入牢狱。同时，清政府为了防范郑成功等人，宣布海禁，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郑玛诺一行一度被迫滞留果阿。直至1668年8月，郑玛诺等人才抵达澳门。他一度打算回到内地，但面临的风险极大，最终未能成行。
1669年，康熙亲政，随后聘请南怀仁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同时罢免杨光先官职并废除旧历法。康熙相对开明的态度，使得传教士获准从南粤赴京。郑玛诺也在其中，但他途中感染肺炎，1671 年抵达北京后，始终受病痛折磨，1673年5月26日去世，年仅38岁。
2018年，北京市委党校工作人员在整理宗教类文物时，发现了位于车公庄外滕公栅栏的一处天主教墓地中的郑玛诺墓碑。碑上刻有“耶稣会士郑公之墓”，以及“郑先生讳玛诺，号惟信，中国广东香山人也。自幼人会真修。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一日卒于京师，寿三十有八”等文字。
在郑玛诺之后，澳门教区又陆续选拔人员赴欧留学，培养适用于远东地区的传教人才。据载，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返回意大利后，于1732年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学院至1868年停办，据说在这136年间，就读的中国籍学生达106人。
到了近代，澳门开始出现洋学堂，为纪念著名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而创办的马礼逊学堂（MorrisonSchool），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马礼逊是首位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向往中国并自学中文，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4 Dictionary ofthe Chinese Language），也是第一个将《圣经》译成中文的人。
马礼逊学堂主要招收家庭贫困的孩子及流浪儿，提供完全免费的教育，包括食宿、衣物、图书和医疗服务。
据记载，马礼逊学堂于 1839年创办时，首批学生只有五人：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和唐杰。容闳则于次年入学，他曾回忆道：“予等六人为开校之创始班，予年最幼。”
马礼逊学堂推行英汉双语教学，开设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地理、化学、音乐、写作等课程，此外还有《圣经》讲解。1840年4月，学堂创办者布朗（SamuelRobbins Brow）在写给马礼逊教育会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的书面报告中提到，（马礼逊学堂的）目标是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训练。按照这个目标，他安排中国学生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上六点钟开始活动，晚上九点钟结束，其间读书共八个小时，
马礼逊学堂首任校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教育家布朗余下的三四个小时让学生到户外场地进行运动与娱乐活动。
1847年，布朗夫妇携同自愿前往美国留学的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返回美国，中国近代留学史也就此开启。
可以说，在容闳等人的少年时代，出国留学的先行者几乎都来自香山地区。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的香山是中国少数能够直接接触世界文化的地方。
留美幼童数量排在第二的地区是江苏（含上海）。当时上海的行政建制仍隶属于江苏省，因此一些留美幼童当时注明的籍贯为江苏省某地，但如今已经属于上海。
在120名留美幼童中，江苏人达到22名，虽然远远少于广东的84人，但也远远超出排名第三的浙江（8人）。
江苏之所以留美幼童数量较多，与当地民众较早开眼看世界有关。江苏口岸众多且开埠较早，当地民众接触外来文化较早。上海在当时更是迅速崛起的大港口，也是留美幼童赴美的出发地，同时承担了留美幼童出发前的培训工作，堪称“留美幼童项目的大本营”。其他零星的留美幼童，则来自邻近江苏的浙江、安徽和山东，以及邻近浙江且海岸线绵长的福建省，这些恰恰都是当时有机会开眼看世界的地方。
可惜的是，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地方太少，愿意主动了解世界的人也太少。但也正因为这样，才凸显出容闳与留美幼童的可贵之处。
容闳之后的留美幼童与庚款留美
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871年促成了首批幼童赴美，这一举措开启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先后派出的四批共计120名留美幼童，尽管后来遭遇中途撤回，但成才率仍然很高。
招生时，容闳一度遇上麻烦。当时的国人大多不愿出国，甚至将国外视为蛮荒吃人之地，对海外稍有了解的群体，仅集中在广东的沿海区域，其中又以香山地区、澳门、香港为最。而且，当时国内仅有南方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才有中英文教学，要寻找有一定中英文基础的孩子，那里几乎是唯一“产地”。也正因此，报名者大多是广东人，其中又以香山籍最多。
这几批留美学生虽被清政府强行提前召回，中断了留学生涯，但他们在西方的所见所学，使其与传统官吏的思维格格不入，最终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力量。
有人曾对120名留美幼童归国后的职业进行统计，其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包括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包括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包括领事、代办以上职务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担任海军将领。
除早亡、留美不归与湮没无闻者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重要影响。
如今说起那几批留美幼童，名气最大的无疑是詹天佑。可若说改写留学史乃至改变历史，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唐国安。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当时在外务部任职的唐国安参与此事，促成中美双方于1908年达成协议，商定从 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派遣 100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5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计划至1940年结束，总期限为32年。此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宜，唐国安任全职会办，承担了游美学务处的主要日常工作。
在游美学务处工作期间，唐国安筹办“肄业馆”，实行高等科、中等科“四四制”（即高等科四年、中等科四年），使其成为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1910年，他又出任外务部考工司主事。
1911年4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堂副监督，1912年任监督，同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担任监督与校长职务期间，一批批优秀学童得以出国留学。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政府就选派了三批庚款留学生，其中包括梅贻琦、金邦正、胡刚复、张子高、徐佩璜、胡适、赵元任、胡明复、邹秉文、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
庚子赔款留美生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仅从教育界而论，便有执掌清华多年的梅贻琦，先后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在他们执掌的大学中，培养出的精英人才不可计数。
在这些庚款留美生中，也不乏香山人的身影，如首批学生中的唐悦良，便来自今珠海市唐家湾镇，后成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长、常任次长。
在庚款留美之前，北洋大学堂已开始选拔毕业生赴美深造。如1906年，袁世凯饬北洋大学堂会同津海关道遴选学生35名，派赴美国留学，其中19名学生的学费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三校提供；次年，又有11名法律科学生被续派赴美留学。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到1909年，极力促成此事的几任校长均为当年容闳选拔的留美幼童。而且，除梁敦彦来自广东顺德外，其他三人均是香山人，其中唐绍仪和梁如浩都来自今珠海市唐家湾镇，蔡绍基的家乡则位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现属珠海市拱北区的北岭村。
1926年，舒新城曾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的论断。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留学出身的达904人，“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
如果说容闳、黄宽和黄胜的赴美只是个开始，首批留美幼童则可算是开枝散叶。唐国安、唐绍仪和梁如浩等人的努力，改写了一代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巨变，恰恰与留学变迁息息相关。
海洋文化意味着开放，尤其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进程多以海洋文化为起点。在这一大环境下，香山乃至整个广东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且英才辈出，绝非偶然。直至今日，南粤地区依然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在接纳和融合外来事物的前列。
近代留学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容闳、黄宽和黄胜的留洋，依托于他们就读的马礼逊学堂。如果没有洋学堂，他们就不会得到留学的机会。
留美幼童的成行，得益于容闳的多方奔走。虽然清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将他们提前召回，这一尝试半途而废，但政府与民间力量的结合，仍是迈出第一步的关键。
从晚清民初的历史来看，留学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甲午战争后，民间留学活动更加兴盛，自费生占比逐步上升。在这些自费生中，除了众多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青年外，还有不少自学成才、回国后卓有贡献的学子，如中山小榄人钟荣光，1914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是岭南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根据1924年《留美学生录》统计，在当年1637名留美学生中，自费生达1075人；而在同期留日学生中，自费者亦曾占到总人数的一半。
民营资本曾经是自费留学的重要支撑，罗家伦等人就曾得到棉纺大王穆藕初的资助，烟草大王简照南也曾资助数十名学生留学。
这个系统工程不止于此。早期香山人之所以能够“敢为天下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澳门这一对外开放的窗口；而后来派遣的留美幼童，则主要从当时中国国际交流最为活跃的上海出发。上海不仅航线密集、外洋客运发达，也为留美幼童出发前的集中培训与手续办理提供了诸多便利。清政府在此设立西学局，创办出洋预备学校；而上海西化的城市氛围，也堪称留美幼童出发前的“热身”之选。
此后，上海的外语培训机构日益增多，英语、日语、法语等语种均设有专门的日校与夜校。
1901年，邹容在自费东渡日本之前，便曾于上海广方言馆补习日语。与此同时，各类留学服务机构也渐成体系。晚清时期，留学美国的护照由上海道台衙门统一核发，而西装定制、照相、船票购买以及各类出国用品采买等配套服务也日趋完善。
中国近代的留学事业，不管公派还是自费，都依托于上海这一由行政、经济与文化合力构筑的平台。它提供了开眼看世界的渠道，提供了漂洋过海所需的各种服务，更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但这种“相对自由”往往是在夹缝中争取而来的，而且极易失去。尤其是晚清时期，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博弈、政治上的站队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都让一切成果显得脆弱不堪，留美幼童的命运便是明证。
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旨在令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希望他们坚守忠君思想，避免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以防出现尊卑不分的情况。从出发前到赴美后，幼童均须学习全国通行的《圣谕广训》。该书编撰于雍正时期，以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为基础，经扩展并加以通俗解释，旨在教化万民。即便身在美国，每次学习《圣谕广训》之前，幼童还要向皇帝、孔子及现场监督官员行磕头礼。“圣谕”中有一条是“黜异端以崇正道”，然而，当时留学的幼童真能做到既尊崇儒学、排斥异端，又学习先进知识吗？清政府的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清朝社会来到美国，对留美幼童而言，无异于进入两个不同的世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不愿再穿累赘的中式长袍，改穿美式服装，还偷偷剪掉脑后的辫子，以假辫子应付监督官员。他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常识与科学知识了解越多，就越不认同四书五经所代表的传统思想体系。他们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也不再接受动辄跪地磕头的中式礼节。但对个人权利乃至社会民主的追求，在清政府眼中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幼童被召回成为必然。
这是两个世界碰撞的结果，清政府尊崇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文明不可能兼容。留美幼童接受的新式教育与体验的新生活，注定会让他们在内心告别传统的思想与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清政府支持幼童留美，并非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而是希望维护自身的统治。现代文明呈现出的各种特质，比如民主宪政、个人自由等，都是清政府最不能容忍的。闭关锁国从来不是单纯的愚昧之举，而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
詹天佑在耶鲁大学毕业演讲中曾说过：“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他与其他留美幼童，以及更早赴美留学的容闳等人，都活成了一代传奇。虽然光芒有大小，也未曾照亮整个时代，却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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