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唐玄宗想请姚崇出山当宰相。换别人早就谢恩了，可姚崇偏不急，先甩出十条条件：要仁政、别贪边功、宠臣犯法也得治、宦官不能乱政、大臣必须能说真话。
皇帝听完只回四个字：“朕能行之。”
这位被毛主席称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的唐朝名相，究竟有多牛？
一句“大政治家”，把姚崇推到了唐朝名相的最前排
在唐朝名相里，姚崇是个很特别的人。
房玄龄、杜如晦，人们熟悉，是因为贞观之治；宋璟，人们常与“开元贤相”并称；狄仁杰，因为武周传奇被后世反复讲述。
但姚崇不太一样。
论名气，他不算最传奇。可若真把唐朝放进历史长河里细看，就会发现，姚崇始终站在最关键的位置上。
武则天晚年，他在。
唐中宗复位后，他在。
唐睿宗重登皇位，他还在。
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他依旧在。
一个人，历经武周与唐朝政局更替，穿越数十年风浪，三次拜相，最后还能成为“开元盛世”的开局者，这本身就很不简单。
更特别的是，毛主席在《新唐书·姚崇传》时对他的评价特别高：“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这是极高的评价。
因为在毛主席评价过的中国历史人物里，被直接称作“大政治家”的并不多。
为什么是姚崇？
如果只看履历，他当然显赫：
三朝宰相，辅佐过武则天、睿宗、玄宗。
但真正让他站到这个高度的，并不是官做得大。
而是他总能在最复杂的时候，看清局势真正的问题在哪。
神龙政变后的那场痛哭，姚崇真正高明的地方，藏在眼泪里
公元705年，洛阳宫廷深夜兵变。
张柬之、桓彦范等人率禁军入宫，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武则天退位。
这就是改变唐朝走向的“神龙政变”。
姚崇，也参与其中。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是一场决定国运的政变。
武周结束，李唐复辟。
很多人因此加官晋爵，满朝称庆。
可就在所有人都在庆贺的时候，宫中却出现了很特别的一幕。
当姚崇看到退位后移居后的武则天时，竟然哭了。
而且哭得很伤心。
旁边的人都愣住了。
毕竟大家刚刚发动政变，把武则天逼下皇位，此时哭旧主，在旁人眼里，很容易被看作立场不清。
张柬之甚至直接提醒姚崇：
“今天是该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惹祸了。”
这话说得不轻。
换作别人，多半赶紧收住情绪，解释几句。
可姚崇没有。
他只说了一句话：
“昨日随诸公诛奸逆，是臣子的本分；今日辞别旧君而悲，也是臣子的本分。”
短短一句，姚把两件看似矛盾的事，说通了。
诛杀张易之兄弟，是忠于国家。
送别武则天，是不忘旧主。
前者，是政治立场。
后者，是为臣之义。
两者并不冲突。
这就是姚崇最厉害的地方。
很多人做政治，只会选边。
站对了，便一路往前冲；
站错了，就满盘皆输。
姚崇不是。
他比许多人看的远。
神龙政变时，他支持除掉“二张”，因为那是朝局之患。
可武则天退位之后，他又保留对旧主的情义，因为这是臣节所在。
看起来像矛盾，其实恰恰是政治智慧。
更关键的是，姚崇虽然也因为此时被贬，但却恰好让自己远离了之后的权斗核心。
唐中宗复位后，武三思迅速得势。
当年参与政变的许多功臣，很快遭到清算。
张柬之等人相继失势，晚景凄凉。
而姚崇虽然一度外放，却始终没有被卷进最激烈的政治清算中，后来还能重新回到朝堂，再度拜相。
还没当宰相，先给皇帝立规矩——姚崇最厉害的一次出场
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刚刚坐稳皇位。
先天政变后，太平公主被诛，大权终于回到皇帝手中。
可朝堂并不轻松。
外面看似平静，里面积弊重重。
武周、中宗、睿宗几十年留下的旧问题，还堆在朝堂上：
吏治混乱；冗官太多；外戚与权贵交错；
宦官已开始伸手；佛寺道观营建耗费巨大；边疆用兵不断，国库吃紧。
新皇帝需要一位能收拾残局的人。
李隆基想到的人，是姚崇。
当时姚崇正在同州任刺史。
玄宗把他召到新丰，两人一见面，谈天下大事，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
越谈，玄宗越满意。
谈到最后，玄宗直接开口：
“卿宜遂相朕。”
意思很明确：你来当宰相，辅佐朕。
换作别人，面对皇帝如此看重，多半当场谢恩。
可姚崇没有。
他既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跪谢圣恩。
而是向玄宗提出一个条件。
准确地说，是十个条件。
史称《十事要说》。
姚崇说得很直接：以十条治国实策为条件，若认为不行，便辞谢辞职。
这话一出口，分量极重。
因为这不是普通奏对。
这是宰相还没上任，先反过来问皇帝：你准备怎么治天下？
姚崇提出的十件事，如施行仁政；停止贪图边功；宦官不得参政；限制外戚干政、废除苛捐杂税等，几乎每一条都直指当时朝廷弊病。
毛主席读到此时曾对此作出批注：“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后来回头看，《十事要说》几乎就是开元初政的纲领。
此后唐玄宗推行的新政，许多都沿着姚崇提出的方向展开。
换句话说，姚崇真正的牛，不只是会处理政务。
而是在开元之初，天下还未大治的时候，他已经替大唐把未来几年的方向想清楚了。
或者说，姚崇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满朝拜蝗虫时，姚崇站出来说：烧掉它——这才是姚崇最硬的一面
如果说《十事要说》，展现的是姚崇的政治眼光。
那么灭蝗，则是姚崇最硬的一次出手。
开元四年，山东大蝗。
蝗虫铺天盖地，落进田野，啃食禾苗。
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对靠土地吃饭的百姓来说，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可比蝗灾更麻烦的，是当时人的观念。
那时候很多人认为：
蝗虫是“天灾”。
天灾是上天降罚。
不能随便捕杀。
不少地方百姓设坛祭拜，焚香祈福，对着蝗虫磕头，却没人敢真正下手去灭。
眼看庄稼一天天被吃掉。
粮食要没了。
人却站在田边，不敢动。
更棘手的是，反对灭蝗的，不只是百姓。
连朝廷里也有不少官员反对。
有人说，蝗虫乃天命，不可逆。
有人说，捕蝗有伤天和。
还有人主张修德消灾，静待天意。
甚至连唐玄宗，也一度犹豫。
就在这个时候，姚崇站出来了。
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他的观点很直接：捕。必须捕。烧。必须烧。
没有犹豫，没有模棱两可。
姚崇上奏说得很明白：蝗虫怕火，夜里点火驱赶，再焚烧掩埋，就能大量扑灭。
即便不能彻底灭绝，
也比放任成灾要强。
他说得更直接的一句话是：若不捕蝗，粮食尽毁，百姓流亡，关乎国家安危。
这是姚崇最典型的风格。
别人看的是“天意”。
他看的是“田地”。
别人讨论灾异象征什么。
他先想的是百姓秋收还有没有粮。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朝堂上争论不断。
黄门监卢怀慎也表示反对：
蝗灾是天灾，岂是人力能除？
姚崇当场回应：如果任由蝗虫吃尽禾苗，百姓怎么办？
扑杀蝗虫是救人。
若因此上天降罪，我姚崇一人承担。
这句话说完，卢怀慎无言。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已经不是政见。
而是担当。
把责任直接揽到自己身上。
玄宗最终被说服，下令各地灭蝗。
随后朝廷派出御史巡行州县，督促捕蝗。
夜间举火，白天捕埋。
一场持续扩大的蝗灾，被硬生生压了下去。
虽然仍有损失，
但没有酿成更大的饥荒。
后世看这件事，会觉得只是救灾。
可放回当时看，这件事意义非常大。
因为姚崇反对的，不只是蝗虫。
更是面对灾难时那种听天由命的习惯。
他相信人力能改变现实。
相信问题要解决，而不是祭拜。
相信灾来了，要想办法，而不是等奇迹。
后来唐玄宗准备东巡，恰逢太庙屋顶损坏。
朝臣议论纷纷，认为是祖宗示警，不宜出行。
姚崇却认为：屋坏，是木旧失修；东巡，是国家政务。两者毫不相干，不能混为天意。
再到谏止滥度僧尼。并指出“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汩真教？”
姚崇始终主张实事求是。
这也是后来毛主席评价“唯物论者姚崇”的原因。
结语：
开元九年，姚崇病逝。
终年七十二岁。
唐玄宗十分惋惜。
姚崇一生，三次拜相。
可若只把他理解成“三朝老臣”，远远不够。
他真正难得的，是识时。
武则天晚年，朝廷最缺拨乱反正，他敢为冤案说话。
神龙政变后，朝局最缺平衡，他懂得留余地。
玄宗初登基，大唐最缺方向，他提出《十事要说》。
山东蝗灾时，百姓最缺粮食，他坚持灭蝗救灾。
回头看姚崇这一生，他未必总站在最耀眼的位置。
却总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
像一个替大唐补漏的人。
哪里出问题，
他补哪里。
哪里将失控，
他稳哪里。
所以后世称他“救时宰相”。
不是因为他官做得大，
而是因为在最复杂的时候，
他总能看清：
大唐到底最需要什么。
这才是姚崇真正的牛。
三次拜相，是他的经历。
开元盛世，是他的功绩。
而真正让后世记住他的，是他总能在时代转折处站出来，替大唐指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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