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正值《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日本 “雷” 号驱逐舰悍然过航台湾海峡。四天后，高市早苗内阁宣布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战后 “专守防卫” 安全政策的根本性转向。
此前，日本发布的年度防卫预算，创下了约 9.04 万亿日元的新高，连续第四年刷新纪录。
这一系列动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日本的扩张性，正在急剧增强。
翻开历史，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从公元 663 年的白江口之战，到 1592 年丰臣秀吉侵朝，再到 1910 年正式吞并朝鲜并随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对外扩张，都蕴含着一致的规律。
中央层面加强集权，政府开支急速扩张，军备不断强化。同时，日本社会的中下层，也往往表现出极高的狂热，反过来促使上层做出对外战争的决策。
历史经验表明，如今的高市早苗内阁，正在重新走上这条不归路。
公元 645 年，“乙巳之变” 中，中大兄皇子诛灭了长期把持朝政的苏我入鹿。这一声刀响，终结了日本延续数百年的世袭氏族社会。
在此之前，日本社会以世袭氏族集团为基础，土地和人口分散在各氏族手中，王权对各地豪族的控制相当有限。
随后，大和朝廷颁布《改新之诏》，通过废除部民制、施行 “班田收授法”，将原本分散在各地豪族手中的土地和人口收归国有。
大化改新建立起一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力量，取代了此前各氏族私兵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场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双重的。
一方面，朝廷掌握了全国的土地和税收，国家财政第一次有了集中调配的能力。另一方面，原本依附于各豪族的武装力量被整合为国家军队，一个以军功晋升为阶梯的新型军事阶层开始崛起。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当中下层军人发现，对外征战可以获得比农耕更多的封赏时，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对外扩张推力。
高层的野心，和中下层的主战呼声，共同推动日本以 “帮助百济复国” 为由，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 663 年，唐朝和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与倭军和百济复国军队展开交锋。这场远征最终以日本惨败告终。
由于对外侵略失利，日本不得不重新把注意力转回国内。经过一百多年的内部斗争，日本皇室逐渐大权旁落，贵族和武士阶层崛起。
此后的数百年，日本陷入了中央政权衰落与地方大名割据的泥潭，一直无力发动大规模对外侵略。
不过，到了 1590 年，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重新开始加强中央集权。
丰臣秀吉政权通过 “太阁检地” 清查全国土地，建立了统一的赋税体系；颁布 “刀狩令” 没收民间武器；并确立了兵农分离的制度，使大规模战争动员成为可能。
战国时代百余年的厮杀，孕育了一个庞大的武士阶层。统一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的土地瓜分殆尽，渴望通过战功获取封地的中下层武士，失去了晋升阶梯。
日本社会，再次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对外扩张推力。这些狂热的中下层武士，成了驱动丰臣秀吉政权发动对外侵略的燃料。
这一次，日本依然选择朝鲜作为入侵东亚大陆的跳板。1592 年，丰臣秀吉军队在釜山登陆，迅速夺取这个朝鲜南部最重要的港口，随后沿路北上，一度攻入汉城和平壤。最终，朝鲜依靠明军才挫败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这次对外扩张失败，令日本不得不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内部，令幕府时代的日本陷入封建割据的局面，无力发动大规模侵略。
直到近代，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再次燃起了侵略意图，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1875 年，一艘日本船舰蓄意闯入朝鲜半岛西海岸江华岛附近水域，引发炮战。次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拉开了第三次大规模侵略的序幕。
与前两次相比，这次侵略爆发前夕，日本国内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区别在于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1868 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政权开启了维新改革。通过 “版籍奉还” 和 “废藩置县”，消灭了地方割据的藩国体制，并着手建立现代常备军和警察制度，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
到 1870 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系，政府高层对外侵略的野心也随之急剧提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且，这一次，日本有了现代技术和 “工具” 的加持。
日本的教育体系，持续向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的思想；报纸和杂志的普及，让对外扩张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日本社会蔓延。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大批中下层军官表现得比高层更加激进，更加急切。
于是，中央政府的职权扩张，与中下层的狂热民族情绪，这一对经久不衰的历史组合，在此将日本变成了战争狂人。
同时，这股狂热，还与日本新兴资产阶级寻找廉价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结合了起来，因而比以往两次规模更加庞大，危害程度更深。
1894 年，日本利用朝鲜 “东学党” 起义出兵，随后蓄意挑起甲午战争。软弱无力的清廷自身难保，更加无力支援朝鲜。
1910 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并进一步图谋我国东北乃至全境。
历史的经验反复表明：日本政府扩张职权，和社会极端思潮同时出现，往往是走向对外侵略道路的危险标志。
高市早苗上台后，更是将这种趋势推向新的高度。他公开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推动自卫队改称 “国防军”，支持发展远程巡航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目前，高市内阁已经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其借助军火贸易提升本国军工生产能力的企图，不言自明。
再结合此前连续增加国防预算，以及转向激进的军事政策，日本政府再度扩张职权、整军备战的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社会的好战情绪也日益高涨。
今年 2 月份的内阁改选期间，高市早苗在竞选宣传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 “修宪” 和 “拥核” 主张，获得了高达 73% 的支持率。
3 月 24 日，一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军官携带利刃翻墙闯入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要以 “神的名义” 杀死我国外交人员。
这一事件足以看出，日本社会军国主义思想之泛滥，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从唐朝的白江口之战，到万历朝鲜战争，再到近代全面侵华，日本每一次对外扩张，都遵循了相似的剧本。而且，每一次都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如今，日本政府的积极扩权，与极端狂热的社会氛围，又一次同时出现。
这一危险的信号组合，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遏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维护地区秩序的永恒命题。
面对历史的重演，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警惕，更是清晰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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