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更迭的关口，落败一方屡屡动用暗杀手段试图扭转局面，精心筹划的刺杀行动接连遭遇挫败，也让当时各方的处境暴露无遗。
1949年1月，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领华北地区数十万守军放下武器，促成古城完整保留，没有遭受战火破坏。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在他看来，傅作义的选择动摇了国民党内部军心，也会让其他前线将领纷纷效仿，于是立刻召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指令，要求组织力量除掉傅作义，以此震慑所有倾向起义的人员。毛人凤接到命令后立刻部署任务，在军统在册的特工当中，选定了有着“飞贼”名号的段云鹏作为主要执行人。段云鹏是军统老牌特工，常年执行潜入、刺杀类任务，攀爬和近身行动能力突出，在特务系统内被视作骨干。毛人凤抽调多名潜伏人员配合他行动，配齐武器、活动经费与伪装身份，第一时间安排队伍潜入北平。
当时北平刚完成城防交接，城内秩序还在逐步恢复，此前安插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尚有不少活动空间。段云鹏一行人借着局势混乱顺利入城，落脚在早先预留的秘密据点，平日里伪装成普通商贩走街串巷，重点打探傅作义的住所位置、出行路线和日常作息。傅作义清楚自身面临的风险，加上我方对安全防护高度重视，他的住处设置了多层警卫，明岗暗哨分布在周边各个角落，往来人员都会经过严格盘查，陌生人根本无法靠近。段云鹏带着手下连续多日蹲守，始终找不到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依仗自身擅长翻墙潜入的本领，多次趁着深夜试探性靠近宅院，每次都被夜间巡逻的警卫及时发现，只能仓促撤离。接连几次尝试全部失败，随行人员的心态慢慢发生变化。加上前线战事不断失利，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负面，电台联络也时常中断，团队内部人心浮动，不少人开始萌生退意。
北平城内的暗杀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南京方面不断催促施压。这一时期，傅作义开始筹备前往绥远，打算劝说当地驻军将领董其武等人发动起义。一旦绥远顺利和平交接，整个华北区域就会彻底稳定，这是国民党高层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毛人凤随即调整方案，另行指派赵思武、张庆恩等特务提前赶往绥远沿途路段，在交通要道、沿途驿站多处设置伏击点，准备在傅作义出行途中实施刺杀。这批特务携带手枪、手雷等器械，划分具体分工，就等待目标途经此地。我方情报部门及时截获了这份暗杀计划，迅速在沿途增派安保力量，全面排查可疑人员与危险物品。特务们布置的多处伏击点位，还没等到正式行动就被一一捣毁，多名外围参与人员被当场控制。赵思武、张庆恩见计划败露，不敢继续停留，分头躲藏逃窜，针对绥远路线的第二次暗杀行动再次宣告失败。
两次大规模行动接连落空，国民党特务队伍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全国解放的区域持续扩大，反动势力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远在南方的总部自顾不暇，经费、物资和人员补给都无法正常输送。很多潜伏在各地的特务看清大势，不再愿意继续执行任务，有的人选择隐匿身份隐居，也有人主动向当地公安部门自首。原本层层推进的暗杀和破坏计划，到最后基本陷入停滞。
段云鹏没有就此离开华北，他辗转多地流窜活动，依旧在暗中从事特务破坏行为，依旧在寻找可以下手的机会。但各地治安整治工作全面铺开，排查、抓捕潜伏特务的行动持续开展，他的活动范围一天比一天狭窄。经过长期追踪和摸排，1954年，公安部门成功将流窜多年的段云鹏抓获。当年参与绥远暗杀谋划的赵思武、张庆恩等人，也在后续的肃特行动中相继落网，潜伏在各地的特务网络被逐步清除。
傅作义始终没有因为接连出现的暗杀威胁改变行事节奏，平稳推进各项交接工作。绥远和平起义完成之后，他前往北京履职，后来长期负责全国水利相关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对于数次针对自己的刺杀图谋，他极少对外谈论，始终专注于手头的事务。
这段过往流传多年，外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依靠暗杀这类极端手段，根本无法逆转大势，人心所向才是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也有人提出，身处不同阵营的底层执行者，大多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在时代洪流里很难做出自主选择。还有人回顾当年的肃特工作，感慨新生政权能够快速稳定社会秩序，离不开一线工作人员的持续付出。数十年过去，这些一次次落空的暗杀行动，也成为政权交替阶段里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后人不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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