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没有煽情，却字字深情|侨批|侨汇|南洋|字字|潮汕|给阿嬷的情书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2026年的初夏，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全程讲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不到一个月即掀起票房狂潮，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影院里坐满了悄悄抹泪的观众——有人散场后立刻给老家打了电话，有人翻出了家里压箱底的泛黄信封，更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汇款单，也是家书，被叫做“侨批”。

电影里那些写在毛边纸上的碎碎念，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却字字都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爱。而这薄薄一纸侨批背后，藏着的是百万华人跨越百年的漂泊、坚守与深情，是写给故土的情书。

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会问：为什么叫“批”，不叫“信”？最早系统研究侨批的历史学者饶宗颐在总纂《潮州志》时，特意在《实业志·商业》中首辟《侨批业》条目，为这一民间文化形态正名。他指出，1934年，南京邮政总署曾以“批字不典”为由，要求将侨批局改名为侨汇庄，这其实是对古代文化的肤浅认知。

早在宋代，沈括在《梦溪补笔谈》卷三《什志》中就明确记载：“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唐代诗人岑参那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正是“但批马尾”的口信形式。也就是说，“批”最初就是晚辈写给长辈、下级呈给上级的书信称谓，带着天然的敬重与谦卑。潮人把海外华侨寄回来的银信合封叫“批”，衍生出“家批”“批银”“番批”“平安批”“回批”等诸多说法，正是“承唐宋之典，还于粤闽之俗”，把对家人的敬重、对故土的眷恋，都揉进一个字里。

侨批的诞生，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人，用最笨也最坚韧的办法守住家的故事。明清时期海禁森严，“寸板不许下海”，而潮汕地区地狭人稠，“岁收不足以糊口”，当地人只能“无可奈何炊甜棵”——把耐储存的甜棵藏在货船舱里当干粮，坐着船头漆成红色的红头船，冒着被官府抓捕、被海浪吞噬、被海盗劫掠的风险，冲破海禁远赴南洋谋生。樟林古港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民歌，字字泣血：“行到樟林港嘴泪汪汪，何日才得家乡还”“来到暹罗牵猪哥，驴生拼死耐拖磨，赚有钱银加共减，寄回唐山养公婆”。

当时的航海技术落后，红头船在南海中随时可能遭遇台风，许多人在航行中就葬身鱼腹，能够平安抵达南洋的，不过十之六七。可只要活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钱和信寄回家。澄海市收藏家邹金盛收藏了一份清咸丰三年（1853）批件，没有信封，只是一张折叠的糙纸，收信人写在“纸头”，内容是旅暹侨胞萧英全寄给儿子萧炳乾的：“兹托水客带去洋银十元，三兄分半元，四嫂分一元，岳母分一元，余下八元补助家中薪米开支。蒙神、天福庇，二地平安，喜之幸甚。”

短短几十个字，没有说自己在暹罗割胶有多辛苦，没有说怎么省吃俭用攒下这十块洋银，只报了平安，把每一分钱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就是侨批最本真的样子：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丈夫，用血汗换来的、对家人的承诺。而侨批封上常见的“批根”二字，象征着海外赤子对生身之邦“唐山”的“去国怀乡”“叶落归根”的文化心态，是维系海外侨胞与故土血缘亲情的永恒存据。

侨批的特质是银信合一。有钱无信叫国际汇款，有信无钱叫跨国家书，只有二者合一，才是真正的侨批。在没有现代银行、国际邮政的年代，一群普通人凭借着同乡信任、宗族纽带搭建起了一条横跨南海的“生命线”。

最早帮人带钱带信的，是往返于南洋和潮汕的水客。他们可能是水手、是行商、是同乡，凭着一张脸、一个名字，就敢背着满包袱的银元走村串户。原始水客业的经营范围远超银信传递本身，涵盖“人、信、财、物”四大类，几乎无所不包。在法币尚未出现、国际金融流通体系完全缺失的年代，水客们凭借对跨地域经济规律的精准把握，创造出“以物易物”“以货易银”的间接金融模式。比如他们会把印尼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带回潮汕，按照当时一盒金鸡纳霜等同于一斗白米的价值换算成银钱送交侨眷，再从家乡购进红糖运往印尼交换金鸡纳霜，实现了两地物资与资金的双向流通。

除了带钱带信，水客还承担着带人寻亲、护送侨眷出洋的职责，甚至在暹罗华侨社会兴起“娶亲热”时，衍生出“包做媒人”“喜事双包”的服务。这要求水客不仅具备商贸与金融能力，还要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与潮汕民俗风情。随着下南洋人数的不断增加，水客的个人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侨汇需求。清同治年间，专业的侨批局应运而生。

20世纪30年代，侨批业进入鼎盛阶段。据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潮汕侨批局名录原始台账》统计，仅潮汕本土注册的正规侨批局就多达137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等南洋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超过300个。创立于1911年的汕头有信银庄是其中的佼佼者，该庄实收股本十六万圆，新加坡与汕头东各占一半，先后在香港、吉隆坡、麻六甲、槟榔屿以及印尼巴城、坤甸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据芮诒埙先生的文章《有信银庄（批局）琐忆》中回忆，该庄每月收侨汇淡阴历月约收港币一百万元，平月约二百万元，旺月可达平月的二倍以上。

从南洋收批，到轮船转运，再到批脚徒步走村入户送批，最后把回批寄回南洋，整个流程没有政府监管，没有法律保障，全靠“信义”两个字。侨批局有个铁规矩：认票不认人。只要拿着收据，哪怕天塌下来，也得把钱送到。抗战时期，日军封锁了南海航线，侨批无法通过海路运输，批局的人就开辟了陆路通道，从越南、缅甸进入中国，翻山越岭穿越原始森林，徒步几千公里把侨批送到侨眷手中。有老批脚回忆，那时候背着几十斤重的银元，走几十里山路，遇到土匪就把钱藏在山洞里，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守着，“那是人家一家人的活命钱，丢了，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就是这样一群人，用一百年的时间传递了数亿封侨批，汇回了数十亿银元。在潮汕和闽南，近一半的家庭靠着侨批过日子。侨批里的钱，用来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用来盖房子、修祠堂，用来办学校、建医院。晋江几百所侨校，从晋江一中到季延中学，每一块砖瓦都来自侨批；汕头埠中心市区“四永一升平”的繁华，每一条街都印着侨批的痕迹。有海外学者评价，侨批是潮人商业思想灵活实用的结晶，它在国际民信、邮政体系尚未建立的时代，率先打通了东南亚与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脉络，开凿了一条跨越海洋的商贸运河。

“我们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这句话，是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刻在骨子里的信念。而侨批，就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鲜活证明。乔纳森·弗里德曼的认同理论认为，自我观的建构以“识别”为基础，而华侨正是通过对乡音、乡俗、传统伦理的“识别”，在异国文化中牢牢守住了中国人的身份。

无论在海外生活多少年，他们写信用的永远是汉字，说的永远是乡音。翻开侨批档案，满纸都是“咱厝”“阿母”“囝仔”这样带着家乡气息的词汇。1927年，菲律宾华侨郑道东给晋江金井留宅的岳母写了一封短批，开篇便说：“违别以来，荏苒已有月余矣，怀念之思以日具。”他在信中自称“半子”，恳请岳母多照拂年少的妻子：“令爱年少，更宜指导其一切，是所至望。”短短百余字，将一个女婿对家庭的责任、对闽南宗族伦理的认同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教育的极致重视，更是华侨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在他们心中，让子女读书识字、传承文化，不仅是家庭私事，更是维系族群血脉的大事。1946年，在菲律宾谋生的蔡济达给晋江金井塘东的妻子写信，特意叮嘱：“振忠须督促，使其读书，不可过分溺爱，使其将来无法调度。”能力更强的华侨将这份责任从自家延伸到整个族群，1947年，华侨蔡宁广在给哥哥的侨批中说，他已和旅菲同乡募资商定，年末在家乡修建校舍。正是这样一封封侨批的汇聚，才有了如今东南沿海星罗棋布的侨校，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侨乡子弟的求学路。

即便远隔重洋，华侨们也从未忘记家乡习俗。1940年，缅甸仰光的华侨叶水印喜得贵子，第一时间写信给同安的胞弟，详细叮嘱按乡俗庆祝：“正月十五务必到祖厝点灯，再到莲风岩奉上油饭，告知列祖列宗添丁之喜。”一盏祖厝的灯，一碗岩寺的油饭，连接的是海外游子与故土的文化血脉，哪怕身处异国，他们依然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庆祝、传承。

而当国家有难，这份对家的牵挂就变成了对国的赤诚。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每一封侨批里都在谈论抗战。1939年，菲律宾华侨康起图给同安灌口的妻子王氏写了一封家常信，全篇不过二十句话，却有十多句在谈论抗战捐款。他态度坚决地说：“凡事中国国民份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此乃当然职责。”如果家里被政府派捐，“多出一点亦无问题”，甚至还叮嘱妻子“实在欢喜出本，内助乐为输将也”。据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通过侨批渠道汇回的捐款超过13亿元国币，还有无数的药品、衣物、军火。

如今，侨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再也不用等几个月才能收到一封家书，动动手指就能视频通话、转账汇款。《给阿嬷的情书》依然能打动那么多人，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通信落后的年代，中国人的爱有多深沉、多坚韧。侨批并没有消失，它变成了汕头侨批文物馆里的展品，变成了晋江市档案馆的数字化数据库，变成了梧林侨批馆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血液里流淌的根脉。

这封给阿嬷的情书，也是给每一个远走他乡的游子，给每一个坚守故土的亲人，给我们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只要汉字还在，乡音还在，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