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统乔·拜登和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出席就职典礼，随后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任第47任总统。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呼吁美国人保护民主、警惕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但这一信息并没有奏效。乔·拜登前总统和卡玛拉·哈里斯前副总统一再表示，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对美国政治体制构成生存性威胁。
他们点名提到“2025计划”，也提到斯蒂芬·米勒等助手在反移民议题上的强硬目标，并预测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的第二个任期会表现出更强的集权倾向。如今，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已经过去一年多，我们应当承认，他们当时的警告是对的。
特朗普大幅扩张了行政权力，动用传统上不带党派色彩的司法部打击自己的对手，在中东再次走向战争的过程中边缘化国会，还推动了任期中期的选区重划，意在在中期选举开始前就为胜选铺路。
简而言之，特朗普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像一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反而更像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强势政治人物。民主党“拯救民主”的信息似乎撞上了天花板，而应对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等议题，正在选民关切中不断上升。
我不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人不在乎民主。我认为，问题在于他们想看到这个制度被改善，而不只是被保护。盖洛普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对现有的民主状况并不满意。在全国各地，我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人们希望两党在应对推动美国政治走向的重大问题时，拿出更多有创造力的方案；他们也要求改进民主制度，让它对普通人的日常诉求有更直接的回应。
当下这种普遍的低迷情绪，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无力感。许多选民觉得，自己在总统产生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因为有选举人团；在国会层面被排除在外，因为有杰利蝾螈式选区划分；在最高法院层面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大法官实行终身任职。
她主要提出了三点：一是，初选程序已经被腐蚀，沃尔特认为，初选制度原本是在一个多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目的是把候选人提名权从密室政治中的内部大佬手中夺回来。但如今，这套制度出现了新的失灵。她说：“初选程序已经变得和当年一样腐败。”她指出，外部资金大量涌入，这些资金“要么绑定某个议题，要么服务于企业利益”；参加初选的选民又往往“非常偏左或非常偏右”。
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初选日，而不是让各州按月陆续举行初选；同时采用开放式选票，让“每一位选民都可以投票……你不必是民主党人，也不必是共和党人”。她也承认，这个方案“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触及了其中一个主要问题”。
二是，杰利蝾螈式划区可能抹去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沃尔特认为，最高法院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中的裁决削弱了《投票权法案》第二条。按她的估算，这一变化在选区重划之争中，等于给了共和党大约4到6个席位的优势。从短期看，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的新选区图，“基本上是把3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其中2个原本由黑人国会议员代表——改造成了共和党的安全选区”。不过，阿拉巴马州的新选区图仍在诉讼之中。
但更长期的风险是跨党派的。她警告说，同样的逻辑也可能促使民主党拆分自己原本黑人占多数和西班牙裔占多数的选区，以便把这些选民分散到更多更有机会获胜的选区中。她问道：“在那些拥有黑人占多数或西班牙裔占多数选区的州里，民主党愿意把扩大自身优势这件事推进到什么程度？”在她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困局，最终两党都可能认为，少数族裔代表性并不是优先事项。
三是，并非所有改革都有效，沃尔特提醒，仅靠改革本身，并不能治愈这种低迷状态。她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认为这是一个警示。这个州几乎集齐了一整套选举改革清单，包括开放式前两名初选、便捷登记、邮寄投票和公投倡议。但正如沃尔特所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州治理得更好”。
她认为，真正出问题的是激励结构本身。一个“埋头做事、把事情办成”的国会议员，得不到任何回报；相反，制度“奖励的是那些声音最大、破坏最多、拒绝作出任何妥协的人”。她对我说，在这一点改变之前，“无论你设计出多少改革，如果人们觉得这个制度已经坏了，他们就不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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