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术在战国时代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汉书·艺文志》将其追溯到“明堂、羲和、史卜之职”，即上古掌管天文历法和祭祀占卜的职官系统，并将其著录为六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天文”类既包括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的运行规律，也包括云气观察和星气之占，是科学与占验的混合体。“历谱”类涵盖历法制定与君王世系年谱，兼具时令安排和历史记录的双重性质。“五行”类包含阴阳五行学说和四时节气安排，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蓍龟”类即筮占与龟卜，是商周以来决断行事吉凶的主流方式。“杂占”类内容庞杂，包括占梦、厌劾妖祥、祝祷祈禳等驱鬼除邪的巫术。“形法”类则涉及相地形、相宅墓、相人及相六畜等方术。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强调，这六类数术跨越了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历史学和占卜巫术多个领域，是战国时期人们特别是术士群体用以认知自然、预测吉凶和处理行动决策的综合性知识系统，尤其深刻地渗透于战争决策之中。
2、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在发动战争前常常以星象和气象变化来决定战略，韩非对此有严厉批评。《韩非子·饰邪篇》列举当时多次战争的结果，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依靠占卜星象来决定战争胜负完全是愚蠢的行为。他具体反驳说，魏国数年东向进攻夺取了陶、卫等地，又数年西向而失国，这并非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当时占星家将这些星宿分为吉星和凶星，根据其所在的方位来预测战争哪方当胜、哪方当败，韩非用铁的事实予以驳斥。然而韩非的理性批判恰恰反证了这种“星气之占”在战国时代是如何盛行于君主将相之间，成为一种普遍依赖的战争决策辅助手段。
3、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以实物印证了战国至汉初星气占术的流行程度。《五星占》约成书于公元前170年左右，保留了大量战国时期的天象观测数据，尤其对太白（金星）和荧惑（火星）着墨最多，因为这两颗星在占星术中都被视为主兵凶祸的星宿。帛书详细记载了金星的会合周期和各星行度，其数据的精确性令人惊叹，但这些科学观测的记录却完全服务于占验吉凶的目的。《天文气象杂占》则将各种云气、彗星的形状绘制成图，旁注占辞，直接与用兵胜负相联系。例如某种云气在军队上方出现则“归，不战”，某种云气出现在城上则“不拔”。史官作为“天象灾异”的主要记录者，在当时兼任了占星家的角色，他们关于彗星出现和五星逆行的记录，既是天文学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星气占验的方法手册。这说明在术士的世界观中，宇宙与人事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直接感应关系。
4、望气之术是战国术士用于攻城野战的一门专技。《六韬·兵征篇》对此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逃北；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日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这段话将城墙上方云气的颜色、走向、高低与攻城的可行与否一一对应，形成了一套可操作的望气指南。《六韬·王翼篇》更将“天文三人”列为将军必具的股肱羽翼之一，其职责是“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这意味着望气者不仅观测天象，还负有通过气候灾异来推断军心民心的多重任务，是将军决策团队中的核心技术支持。
5、后期墨家著作如《迎敌祠篇》和《号令篇》记录了防守作战中望气术的具体运用规程，显示出这是当时城守的标准化环节。《迎敌祠篇》规定，在守城迎敌之前，先由灵巫祈祷并用牺牲祭祀四方之神，然后由望气者专司“望气”，并将望气结果以保密方式单独报告太守。“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望气者根据城上云气的大小、方向来判定来敌的强弱和攻守的成败，太守据此决定作战方案。《号令篇》对望气者的管理异常严格：“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望气者、巫、祝、史都必须以“善言”告知百姓以稳定人心，但望气所得的真实军情必须独报太守，不得对下泄露，“巫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弗赦。”如果擅自散布不利信息引发恐慌，将处以不赦之罪。望气的功能被一分为二：对民，它是心理安抚的工具；对君将，它是保密的军事参谋。
6、与望气相配合的还有听音预测之术。《周礼·春官·太师》载：“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引《兵书》详述五音对应之法：“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宫商角徵羽五音被分别赋予了不同性质的军事预兆，太师通过吹律管倾听敌营之声来断吉凶。《史记·律书》将这一思想经典化：“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太史公将“望敌知吉凶”的望气和“闻声效胜负”的听音并列为自古不变的军事法则，虽然现代看来近乎无稽，但反映了战国时期以律管为探测工具的占验行为被赋予了极高的权威。
7、《六韬·五音篇》提供了听音之术的具体操作流程，是复原这一失传技术的珍贵文献。据载，其法为：在天气晴朗的夜半时分，派遣轻骑前往敌军营垒九百步外，每人手持律管贴近耳畔，大呼一声惊动敌军，此时便“有声应管”，可以分辨出宫商角徵羽五音。同时听到鼓声属于“角”音，见到火光属于“徵”音，听到金铁矛戟碰撞声属于“商”音，听到人的呼啸声属于“羽”音，若万籁俱寂毫无反应则属“宫”音。这套方法将敌营中不同的声音和光亮一一对应于五音系统，从而将战场信息转化为可以用律学理论加以解读的神秘符号。从现代角度看，这种方法在物理上缺乏逻辑，但它体现了术士试图将实际的军情侦察与抽象的宇宙法则相贯通的努力，是数术思维在军事技术层面的具体运用。
8、式盘占验是战国术士另一项重要的数术手段。《周礼·春官》载太史之职“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大出师则太史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式”就是式盘，太史随军出征时必须怀抱式盘以定军旅的方位吉凶，可知式盘是军国大事的必备工具。考古出土的最早式盘为西汉初年实物，其构造分上下两盘：上盘圆形象征天，中央绘北斗七星，四周环列十二月和二十八宿，称为天盘；下盘方形象征地，由内向外排列天干、地支和二十八宿三层，称为地盘。使用时旋转天盘以模拟天象运行，根据地盘上天干地支的对应来推断时日吉凶和方位趋避。《汉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有《羡门式》二十卷和《羡门法式》二十卷，这“羡门”指的正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燕国方士羡门高，说明式盘占验之术与燕齐方士有着密切渊源，并且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专书。
9、龟卜和筮占是商周以来最古老的占卜方式，到战国时代依然盛行不衰，战场上同样如此。龟卜是烧灼龟甲观察裂纹之“兆”以断吉凶，筮占则用竹木棍或蓍草经过一定排列而形成“卦”以决疑。《韩非子·饰邪篇》记载，赵、燕两国交战双方都“凿龟数策，兆曰大吉”，结果赵国胜利，韩非讽刺说“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接着赵国又北伐燕国，“兆曰大吉”，结果秦国乘虚袭击赵国取得大胜，“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同样的大吉之兆，胜败却截然相反，韩非用这些实例尖锐地揭露了龟卜筮占的不可信。1987年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一批占卜竹简，记录了墓主生前三年频繁求问病情、祭祷和禳除的占卜过程，从内容看来是龟卜与筮占兼用而以龟卜为主，筮占仍沿用商周以来的数字卦形式。祭祷的对象中“太”即“太一”居众神之首，其次为司命、司过等神祇，禳除的对象则是各种野鬼和冤魂。
10、战国兵器上出现了一种专为“避兵”设计的巫术符号。1960年荆门车桥战国墓出土的巴蜀式铜戈，其“内”部刻有“兵辟太岁”铭文，“援”部铸有一尊“大”字形的戎装神像。神像头戴左右双羽的武冠（即鹖冠），身穿甲胄，双耳珥蛇，双手各执一龙，右手之龙双头，胯下又伏一龙，左足踏月右足踏日。太岁为值岁之最高天神，即方士推崇的太一。汉武帝元鼎四年听从方士之言“始郊拜太一”，次年伐南越前告祷太一，以绘有太一和日月北斗的灵旗由太史举以指向征伐之国，这与兵戈上神像踏日月的图像一脉相承。所谓“兵辟”意谓持有此戈可以避让兵器杀伤，具有护身符般的巫术功能。马王堆帛书中同样有一幅图，上层绘太一神像呈“大”字形，胯下有龙，左右为雷公雨师，中层为“禁避百兵”的四武弟子，下层为黄龙和青龙，与铜戈神像的结构高度一致，说明这是一种跨地域共有的避兵巫术传统。
11、对敌国君主实施天神面前的咒诅巫术，是战国时期将心理战与巫术结合到极致的特殊作战手段。据载，宋王偃曾铸造敌国君主之像，放置在台上，穿上甲胄，用大皮囊盛血挂在像上，然后在神像前一面大声咒诅，一面以箭射击人像，“弹其鼻”而“射其面”，更射中血囊令鲜血下流，象征敌君已被射死，在场观者齐呼万岁。这实质上是一种隆重的宗教性心理动员仪式。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楚大战前夕，秦惠文王亲自派宗祝在巫咸和大沈厥湫两神祠前举行对楚王的咒诅仪式，北宋出土的《诅楚文》石刻正是此次仪式的祝祷文本。该文历数楚王背信弃义的种种罪状，将其形容为与商纣王一样的暴君，恳请天神降罚楚师，使秦军“克剂楚师”。刻石埋瘗于神祠之下，意在以永久铭刻的方式使咒诅永久有效。这种将塑像模拟、鲜血象征、天神崇拜和公众誓师融为一体的咒诅巫术，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心理对抗中发挥着今人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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