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几期提过，凡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成事，大都是由于后面有汉人的影子。因为这些汉人非常熟悉本民族人民的特点、优势和劣势。相对于粗犷的游牧民族，他们更深谙本族人的软肋。他们精于算计，更知道长期被孔孟之道桎梏、被高压管制、被弱化驯化的汉民族的软肋在哪。尤其是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一旦有了能展示自己的舞台，那更是毫无底线和廉耻，其对本民族人的凶残，比别的民族更加凶狠和歹毒。这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解释，叫情绪转移，也叫踢猫效应：受了别人的压迫，就转而欺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越是受压迫、长期被压抑的人，一旦有机会，就显得比正常人更加偏执和癫狂。这些人，我们现在更多地叫他汉奸，他们最突出的标签便是“谄外欺内”。
清军在入关之前，说到底就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座山雕，根本没有什么入主中原、建立统治的长远目标。他们不过是一群苟安的混混而已。可是有了汉族读书人的参与，事情便变得不一样了。这在之前我也聊过范文程的一段话。当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张献忠偏于西南一隅之后，中国大地上就已经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衡清军了。清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多尔衮挥师南下，策马长江边上，天下已经初定。
这时钱谦益对清军统领多铎说：“江南本是吴侬软语之地，承平日久，人民生性柔顺。你们只要语气温柔一点，态度和缓一点，老百姓是不会有什么反抗的。他们就图个安居乐业，过好自己的日子而已。”多铎听了钱谦益的话，在江南各地贴了安民告示，大意是：大军南下，百姓勿扰，各自安居乐业即可；至于穿着风俗绝不强迫，愿意剃头的听从安排，不愿意剃的也绝不勉强。如果当初真的这样执行，将来应该能自然归附。奈何明朝小朝廷也是烂到底了，内讧不断，互相倾轧。能成什么气候？
可是，每一次外敌入侵，汉奸们摩拳擦掌，显得他更懂中国，更懂得如何拿捏中国人，更懂得如何把汉人踩在脚下，让他们瑟瑟发抖。
这次这个人名叫孙之獬。大汉奸，名字都被加了犬字旁，他上疏多尔衮要实行剃发政策，建议剃发易服令，要严格执行，加快实施。这下好了，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剃发易服令。命令所到之处，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令传到了江阴，迅速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和抗争。百姓请愿保留发饰，本地知县也无计可施，只得挂印逃走。江阴百姓便推举了一位早已退休的老干部——以前做到从九品小官的阎应元，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捍卫汉家衣冠的斗争。
就这十万民众，什么武器也没有，没有会带兵的将军，没有会打仗的士兵，无坚甲利炮。但他们心中的不屈和愤怒被点燃后，便义无反顾地组织起来，自制枪矛，修复废弃生锈的大炮，开始自卫反击。他们硬生生地顶住了清军的轮番猛攻。清军先后投入了二十万大军，围攻江阴城八十一天，硬是无计可施。最后调来了二百多门红衣大炮，猛烈轰击江阴城墙，攻破城垣。从1645年6月到8月21日，江阴城俨然成了抗清最激烈、最悲壮的战场。清军连丧三位王爷、十八员大将，七万七千五百多人葬身城下。
清军攻破城后，随即展开了报复性屠杀。城中百姓全部战死或被杀，仅剩五十三人躲在城头寺观塔上才得以幸存。
多年以后，清朝为了安抚江阴百姓，开始给江阴烈士正名。这一点上，清朝的统治者相比一些小家子气的王朝还是有点胸襟和见识的，能给敌人尊重和正名。当然，他也是为了怀柔，不再激起民变。
乾隆给抗清的三位名士赐了谥号，在江阴和老家通州建立了祠堂，题写了“忠义之邦”的牌匾，高悬于江阴城门，并且增加了江阴应的考试和录取人数。能为敌人立匾正名，这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度量。此后江阴人便很自豪，都以自己是“忠义之邦”的人自称。
看来没有一个民族是主张投降的，民族自强当从自立起。抗战时，那块牌匾被日本人毁掉，仅剩“忠邦”两字。抗战胜利后，这两字重新被立于江阴中邦亭内，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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