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陈十六
在河南农村，她用了十年，从一个中专生成为大学教授。
她叫梁鸿。也是公认的当代最懂中国的女作家。
她讨厌在讲台上高谈阔论。说写自己都不愿意看的文章，没有意思。
于是博士毕业的第五年，她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村庄——写那些犯罪的少年、留守的老人、喝药的农妇、异乡奔命的农民工……
一个鲜活的梁庄，一个真实的中国，由此从她笔下浮现。
贾樟柯把梁鸿视作知音，他说——
没有梁鸿这样的写作者，乡村只能沉默。
16年前，梁鸿写下《中国在梁庄》，在国内引发轰动。
书名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小村，也一举成为当代中国最不容忽视的一处“文学坐标”。
梁庄，是她的家乡，也是她文学路上的转折点。
1973年，梁鸿出生在这里的一户贫苦农家。
她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母亲生了8个，梁鸿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后面还有弟弟妹妹。
少年时期的梁鸿
母亲常年瘫痪在床，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赚取家用。
虽然艰苦，但父亲从不让他们辍学，除非自己考不上了。
上小学时，梁鸿曾因为交不起6元的学费，被老师赶到了教室外面听课。
父亲后来带着梁鸿走遍全村借钱，两毛、五毛的凑出了梁鸿的学费。
梁庄小学
在梁鸿的记忆里，辛辣，就是贫穷的味道。
家里缺菜少油，梁鸿和哥哥姐姐种了一小片辣椒，全家人就靠着辣椒下饭。
到了冬天，连辣椒和白萝卜都吃完了，就只好吃辣椒杆捻成的粉末，严冬季节能把人吃得汗流浃背。
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懂事成熟。
长姐如母，大姐原本考上了中专，但为了照顾家里，放弃了到北京工作的机会，17岁就到村里的卫生院工作。每月工资12块，10块补贴家用。
后来梁鸿也走了姐姐的老路。
梁鸿的大姐秀梅
1991年，中等师范毕业后，她回村里做了小学老师。等有了自己的宿舍，便把妹妹接来照料，为家里分忧。
这样的日子，她过了三年。
直到遇见自己曾经的同事，那时同事在南阳教育学院读书。梁鸿很疑惑：为什么都教书了还能继续读书？
那人告诉她：“考呗，考上了就能读。”
一句话，给信息闭塞的梁鸿开了一扇天窗。
青年时期的梁鸿
当时家里的负担已经轻了不少，继续读书的念头，又开始在梁鸿心头萌动。做村小老师这几年，工作乏味到可以一眼望到头，是文学支撑着她。
那时候她常常在周末骑着自行车，从县城旧书摊驮回一摞摞廉价的过刊杂志，连日连夜地看。90年代，《百年孤独》刚刚引入中国，文学热潮深深打动着梁鸿。
同事的例子，让梁鸿看到了自己和文学的可能。
于是21岁那年，她转头辞了教职，从讲台又回到了课桌。
抱着极大的决心，甚至从abc开始自学的英语，梁鸿就这样一点点走出了“梁庄”——24岁，考上郑州大学硕士；27岁，又考上北师大的文学博士；30岁，完成25万字博士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
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
那是梁鸿第一次以学术的视角，回头审视自己的故乡。
刚读博时，导师就告诉她，你是河南人，你就要研究河南文学。
而梁鸿自己也说，“研究河南文学这三年，自己好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
如果没有这三年，就不会有后面的梁庄三部曲。
从梁庄村到北京城，从村小到大学讲台，梁鸿的求学路可以说是无数个小镇做题家的成长模板。
然而成绩单越来越光鲜的同时，梁鸿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梁鸿
博士毕业那几年，她在大学教书、在各种杂志发文、拿各种奖项……但她却也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割裂，她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
坐在书斋，翻翻资料，写一堆自己都不想看的文章，这样的生活并不真实。
刘亮程说：文学写作，就是从家乡抵达故乡。
梁鸿也一样，她用了十多年离开，又在35岁时决定回去。
她想为梁庄，写些什么。
2008年，在记者丈夫的鼓励下，梁鸿回到梁庄，开始了跨度两年的考察和写作。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遍访村里老人、留守妇孺、村干部、打工人，和他们吃饭聊天，听他们的故事、乡音。
梁鸿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聊得越亲切，但她感觉那个梁庄却也越来越陌生。
表面上，梁庄有了公路，有了新房，有了公共基础设施……
但摘掉这层现代化的滤镜，梁鸿看到的却是转型之下的城乡撕裂、制度失效、伦理崩塌、精神荒芜。
梁鸿和梁庄人在一起
刚回家乡，梁鸿最开始计划写成抒情散文，但最终却写成了纪实文学——
小学撤并后，学校变成了猪舍，墙上标语新的叠着旧的，组成一句“梁庄猪场，教书育人”；父母外出打工，把四个孩子交给家里老人照看，结果四个孙子河里洗澡溺亡，老两口也喝药自杀了……
像这样的事，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哪里都有。
梁庄这样的地方，正是万千中国乡村共同的命运。
2010年，带着一线观察的手稿，梁鸿出版了成名作——《中国在梁庄》，随即引发轰动。
梁鸿《中国在梁庄》| 台海出版社
上百家媒体把镜头对准了梁鸿，也对准了梁庄。
温铁军说：“梁庄，是最近三十年‘被’消灭的四十万个村庄的缩影。”
而从文学的高度来讲，梁鸿的这本书，着被界定为“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起点”。
关注随之而来，但梁鸿也意识到“只写留守者是不完整的”。与“留守”对应的词，是“出走”，正因为有这一部分存在，才构成了一个具体的梁庄。
她说“梁庄所有的话题，痛苦、欢乐都来自于这样一个群体。我很好奇他们在城市怎么吃、住、爱，怎么流转。”
于是，接下来三年，她天南海北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追踪式采访了近400位从梁庄走出去的打工人……
有建筑小工、三轮车夫、流水线厂妹，也有干传销的、算命的、摆摊卖假货的……他们被困在陌生的城市，困在歧视、户籍、阶级对立里，无处容身但也无处可逃。
梁鸿(右)寻访在外务工的梁庄人
梁鸿印象最深的，是采访在西安蹬三轮的民中。二人刚一落座，民中便被一通电话叫走了。他是赶去参加一场斗殴。临走时，他对梁鸿说——“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
那种冷冷的眼神，梁鸿至今无法忘怀。
最终，梁鸿把200万字的采访纪实，浓缩成了梁庄的第二本书——《出梁庄记》。
2020年，也是《中国在梁庄》出版后第十年。这一年，中国在城乡结构上发生了决定性转型，农村人口第一次少于城镇。
梁鸿不由得好奇，这时的梁庄怎么样了？她想知道，10年之后，那些人的命运是否有所改变？
于是她再次写下《梁庄十年》，作为梁庄三部曲的终章。
《梁庄三部曲》
正因为这三本书的出现，梁鸿被人称为中国最好的非虚构作家。
但相比于鲜花和掌声，这片土地真正带给梁鸿的，其实是一个不再悬浮、真正贴近底层的写作姿态，这也让她能以“极致的共情”，挖掘出每个个体背后的挣扎、煎熬。
梁庄三部曲是这样，她去年出版的新书《要有光：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创伤与重建》也是这样。
青年时，在工作中的迷失，让她回到家乡。
而今，五十多岁，带着一个母亲的困惑，梁鸿又走向了那些痛苦的少年。
梁鸿
《要有光》里，从内卷高地北京海淀到边缘县城，梁鸿访谈了十多个不同的“病症”少年，这些孩子里，有想割腕的、跳楼的、喝洗衣液自杀的，他们厌学狂躁、重度抑郁，但梁鸿俯下身去，听见了他们的内心，把那些撕裂的部分，一点点摊开在阳光下。
从梁庄到有光，梁鸿看到的，一直都是这些主流叙事之外的边缘。
正如作家李洱说：“梁鸿是天然地站在所谓的弱者一边，站在从土地里走出来的那些人一边，在石头和鸡蛋之间选择站在鸡蛋一边。”
这种所谓“天然”的选择，本身是梁鸿的一种悲悯，也是今天很多作家所缺少的。
梁鸿要《要有光》新书访谈
在当代文坛，梁鸿不算是一个典型的作家，甚至身上社会学家的气质更多一些。
她的文章比纪实文学更丰满、比小说更戏剧更真实……
作家刘瑜说：“梁鸿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在这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而阎连科则评价：“在梁鸿优美的散文抒写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惊的中国现实。”
为此，下方诚挚为大家推荐“梁庄三部曲”及梁鸿新作《要有光》。
对每一个读者来说，书里写到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甚至是熟视无睹的。乡土是中国的根，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生病的孩子，背后往往是一个病态的家庭，而生病的乡村，背后是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而作为亲身参与其中的“记录者”，这背后的时代症结，梁鸿都写透了。
身为70 后，她生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亲历了乡土中国的解体、城市化的狂飙突进、一代人的漂泊与阵痛，也目睹了时代高速发展之下被忽略的心灵废墟……时代深深塑造了梁鸿。
而最终，梁鸿又用文字，把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温柔而坚定地，还给了这个时代。
参考资料：
1.中国青年报《 <出梁庄记> ：寻找看不见的中国》
2.正午访谈《梁鸿：在大城市，老一辈农民工不会有漂泊感，白领才会有 》
3.南方日报《梁鸿：把痛感化成探索生活的动力》
4.冰点周刊《大国敝村》
5.新民晚报《梁鸿和她的破败梁庄》
6.最人物《一个成功女人，不敢回老家了》
7.梁鸿作品及其他采访
内容策划：夏夜飞行 翟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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