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介入城乡文化治理何以实现（上） | 社会科学报|公共性|场域|审美|社会科学报

公共艺术介入城乡文化治理，是一场包括文化认同、空间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系统性变革。治理主体需要具备包容性和前瞻性的治理智慧，将艺术创作转化为连接城乡、凝聚共识、共享发展的社会力量。唯有如此，公共艺术才能真正超越审美局限，成为推动城乡善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引擎。

原文：《公共艺术介入城乡文化治理何以实现》

作者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杨毅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东娜

图片 |网络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发展正面临着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当前，部分城乡区域面临着形象衰败、活力不足、文脉断裂与公共精神匮乏等现实挑战，单纯依赖传统的更新营造路径已难以有效回应这些复杂诉求。如何通过公共艺术方式重塑城乡发展动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艺术并非美术馆中仅供观赏的馆藏珍品，也非单纯追求商业效益的视觉设计，其核心在于公共性。从城市街头的雕塑壁画到乡村的大地艺术，从社区的墙绘改造到数字互动装置，公共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它强调场域的公共性，必须根植于开放共享的空间；强调过程的参与性，鼓励公众从旁观者变为共创者；更强调功能的共治性，旨在通过艺术手段重塑空间关系、激发社区活力、培育公共精神。因此，它不仅是审美的点缀，更是一种重塑空间关系、培育公共精神的文化治理工具。

正是基于这一属性，公共艺术正逐渐从边缘的装饰性元素转变为介入城乡文化治理的重要变量。它具备美化环境、塑造地域形象的基础功能，更拥有激发公共精神、凝聚社区共识的社会整合能力。从城市更新中的工业遗存活化到乡村建设中的在地性艺术实践，公共艺术正在探索一条通过文化力量实现空间再生与社会关系重构的创新路径。未来，需要从治理逻辑维度审视公共艺术的介入机制，探讨公共艺术如何通过重塑空间、激发活力、凝聚共识，实现从造景到聚心的治理跃升，进而为新时代城乡文化治理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策略。

公共艺术重塑城乡社会关系的功能定位

若剥离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语境，单纯的理论推演将失去现实根基。事实上，在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的场域中，公共艺术介入分别承担着“修补”与“修复”的差异化治理使命，其价值意蕴正体现在这种精准的在地性回应之中。

在城市场域，公共艺术更多扮演着“社会粘合剂”的角色，致力于解决现代化带来的疏离。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存在的工业遗存活化难题与老旧小区更新困境，公共艺术并非单纯的视觉装饰，也不是简单的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介入的方式重塑场所精神。在那些因产业变迁而闲置的厂房、因人口流动而缺乏认同的老旧社区，公共艺术以其特有的柔性力量，将冰冷的钢筋水泥转化为承载记忆与情感的温情空间。公共艺术介入通过激活闲置空间，为城市中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建立起弱关系连接，从而在物理空间更新中找回失落的社区温度。

在乡村场域，公共艺术介入则是一场关于“文化根脉”的抢救与激活。针对当前许多村落面临的空心化危机与乡土文脉断裂的现实，公共艺术的核心任务在于唤醒沉睡的文化记忆。不同于城市语境下的宏大叙事，乡村语境下的公共艺术介入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通过对在地性材料与传统技艺的艺术化转译，修复断裂的文化链条。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公共艺术在这里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成为了激活强关系网络的媒介。它通过将艺术创作的过程敞开给村民，将原本封闭的村落生活转化为开放的公共交流场域，让外流人才愿意回归，让留守居民重拾自信，从而在熟人社会中重新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治理合力。

由此可见，无论是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弱连接修补，还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强关系激活，公共艺术都超越了单纯的审美范畴。它通过激发空间活力、凝聚群体共识，成为了重塑城乡社会关系、实现文化善治的关键变量。这种基于城乡差异化视角的价值审视，正是公共艺术介入城乡文化治理的深层逻辑所在。

公共艺术嵌入城乡社会结构的多重梗阻

尽管公共艺术介入城乡文化治理的价值日益凸显，但在具体的实践场域中仍面临一系列问题。

首先，公共艺术或将面临着城乡空间载体被双重挤压的物理困境。这种挤压在城市表现为部分存量空间的衰败，在乡村则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增量建设的盲目。在城市，大量承载着集体记忆的老旧建筑与工业遗存因缺乏维护而日渐破败，物理空间老化直接导致文化记忆载体的断裂；在乡村，为了追求短期的建设效率，往往忽视了对原有村落文化底蕴的保护，甚至出现“千村一面”的景观趋同。这种空间形态的异化使公共艺术难以找到与其精神内核契合的物质依托。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艺术容易沦为迎合标准化审美的装饰符号，出现部分项目因盲目追求宏大叙事而最终被拆除的现象。这种空间载体的失衡不仅割裂了居民的文化归属感，还使得公共艺术难以真正嵌入地方的空间肌理与社会结构之中。

其次，产业转化逻辑的错位成为公共艺术介入的经济障碍。公共艺术要实现长效治理，必须完成从文化资源向创意资本的转化，但在现实中，这一过程往往面临供需不匹配的梗阻。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依赖规模扩张的路径锁定，缺乏通过文化创新提升附加值的动力，导致产业形态与文化价值创造脱节；另一方面，有些文化资源开发容易陷入过度商业化与保护性闲置的两难。部分项目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对文化资源进行浅层次、批量化甚至破坏性的开发，导致文化内涵流失与异化。产业培育的不足使得公共艺术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经济生态，限制其通过经济反哺实现长效治理的能力。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治理主体间的隔阂与价值冲突。公共艺术介入是一场创意阶层的文化拓荒活动，但现实中多元主体间构建有效的协同机制难度较大。政府、市场、艺术家与公众往往有不同的诉求，甚至存在价值错位。有的项目虽然汇聚了艺术家与知识精英的理想，试图通过艺术介入乡村再生，但由于忽视了村民作为主体的实际需求，将乡村空间仅仅作为艺术表达的载体，最终导致了精英化艺术表达与乡土日常生活之间的疏离。这种隔阂在现实中比较普遍，政府、企业、艺术家往往都有各自的考量，而村民则更关心切身的经济收益与生活改善。当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有效的协调平台时，公共艺术就容易陷入悬浮化状态，难以真正凝聚起广泛的社会共识，最终导致项目在热潮退去后难以为继。质言之，空间载体失衡、产业转化梗阻以及主体间的隔阂，共同构成了公共艺术介入城乡文化治理的现实问题。要突破这些困境，不仅需要物质空间的修缮，更需要在制度设计与价值认同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6月2日头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