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真向阳，愿童年不止一方屏幕|亚里士多德|卢德|童年|童真向阳|自制力|苏珊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儿童对“屏幕”的沉迷已成社会问题。孩子们被数码产品和电子玩具包围，游戏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了标配。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林在《屏幕前的童年：科技产品、商业主义与我们的孩子》（以下简称《屏幕前的童年》）一书中描述了儿童面对的新困境——困在无处不在的屏幕里。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让我们共同审视屏幕裹挟下的童年困境。

消费主义下的屏幕陷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班上有几个学生沉迷于电子游戏机，就已让班主任头疼。千禧年以来，这一困扰逐渐演变为学生对电脑游戏的沉迷，只是比例依旧不高。近年来，大面积沉迷现象开始出现，从电脑游戏到短视频，层出不穷的诱惑让人防不胜防。

面对这种沉迷现象，很多人只盯着孩子的自制力问题。但事实上，抛开个别情况不谈，人的自制力整体水平，往往和物质环境有关：越是物质匮乏，人越容易被物质诱惑控制。如今的孩子成长在物质丰裕的时代，他们的自制力整体并不比过去的孩子差。况且自制力总有上限，有欲望才是人的本性。既然孩子的自制力本身没有变差，再一味要求他们无限克制、不断提升自制力，其实根本不现实。

苏珊·林认为，孩子对屏幕的沉迷并非只是自制力差，而是囿于精心构建的市场陷阱。数字产品的每个按钮、弹窗和奖励机制，都经过精密的用户测试，自带诱导属性。无限下拉的信息流、打卡集点的成就感、社交攀比的虚荣心，成年人尚且无法抵御，更何况孩子？更重要的是，与成年人“半路出家”接触数字产品不同，现在的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其包围，注定会成为终身的数字消费者。

《屏幕前的童年》中写道：“婴儿降生之初，大脑中就包含海量神经元，其中一些神经元彼此连接，但仍有很多神经元互相独立。在儿童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他们经历的每件事都会影响到神经元之间连接的产生。重复的经历会加强这些连接，从而塑造儿童的行为、习惯、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经历的反应。重复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强迫性的生理习惯，无论这种习惯是好还是坏。”

正是因为这种强迫性的习惯，如今许多孩子没有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就完全找不到生活的乐趣，感觉无所适从。低龄孩子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没有电子设备陪伴时就哭闹不安，父母为了获取片刻安静，选择用电子设备安抚孩子，如此循环往复，导致孩子依赖与成瘾。针对这一点，苏珊·林认为，让孩子们接触由技术驱动的玩具，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自己动手创造、发起游戏的机会，最好的玩具应该90%的部分由孩子主导，只有10%的部分是玩具本身，这意味着玩具只会躺在那里，直到孩子拿起它。

全世界各大儿童公共卫生组织基本达成共识，婴儿和学步期幼儿最好完全不使用屏幕设备，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长最好低于一小时。对于学龄儿童，有人建议每天不超过两小时。还有人认为，对于学龄儿童及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无须限定屏幕使用时长，不过他们建议家长与孩子共同制订关于科技产品使用的家庭计划。与此同时，应确保孩子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真正能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活动，如动手实践、创造性玩耍、与亲友面对面交流等。但很显然，在这个数字产品消费泛滥的年代，很多家庭压根做不到这一点。

一些家长甚至有一种错误认知，认为未来是数字化的时代，孩子必须从小接触和使用科技产品，才能保证“不落伍”。但苏珊·林坦言：“没有证据表明，儿童只有从童年早期开始使用屏幕，才能在数字化的世界取得成功。实际上，现有的相关科技产品，等到儿童成年，很可能都过时了。”

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父母

孩子沉迷于数字产品，最受抨击的往往是父母，可事实上父母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

广告是罪魁祸首。苏珊·林认为：“向儿童营销这件事本身就是有害的，无论营销的产品是什么。”儿童肥胖、进食障碍、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暴力、创造性游戏的衰落乃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泛滥，都与广告有重要关系。

在苏珊·林看来，“如果某种技术通过牺牲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与福祉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那么这样的技术就会带来问题”。因此在这个商业化的世界，为儿童谋福祉的人必须不断通过努力扭转颓势。

她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2017年，美国公正促进联盟曾成功阻止美泰（Mattel）玩具公司推出“亚里士多德”。这是一款安装在婴幼儿及青少年的卧室中的智能设备，号称“育儿室必备多功能用品”。根据《纽约时报》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具有优秀监护人的诸多特性，比如它能“安抚哭闹的婴儿，教26个英文字母，玩互动游戏，帮助孩子写作业”。也就是说，美泰玩具公司原本打算推出的这款设备可用于充当婴儿主要的安慰者、教育者，甚至是玩伴，相当于一个代理家长。

这个产品的风险却显而易见，正如书中所言：“如果幼儿的卧室中有一个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设备，那么该设备就有可能收集并使用关于孩子的大量数据，将这些数据分享给广告商和零售商。”更糟糕的是，“用一个设备来替代家长履行至关重要的育儿职责，有可能导致各种儿童发展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安抚功能如果被一直使用甚至依赖性使用，很可能会抹杀父母与孩子间建立依恋的过程。苏珊·林认为，依恋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的终生纽带，是孩子在社交、情感、心理方面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趋利目标下，即使人们知道数字产品的威胁所在，但很多公司依然会千方百计让使用者沉迷。

为卢德主义正名

《屏幕前的童年》提到了卢德主义。卢德主义是19世纪初英国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抗因技术变革导致失业及工作条件恶化的社会思潮与运动。它并非单纯反技术，而是反抗资本利用新技术压低工资和恶化工作条件。上世纪末，新卢德主义兴起，反对技术的盲目运用。而在人工智能日益飞跃的当下，卢德主义也时常被提起。

在许多人看来，19世纪初的卢德主义是“被时代淘汰者”的反扑，有着落后的一面。苏珊·林认为卢德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技术恐惧者”。“如果19世纪初的那些工厂主给予工人合理的补偿，或者考虑了用机器取代工人涉及的行为准则，并依照准则行事，那么卢德运动就不会发生。换言之，卢德分子反对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安装了机器的工厂主的商业行为。”同样，苏珊·林反对的也不是技术或设备本身，而是拥有它们的科技公司的商业行为。

苏珊·林并非唯一，美国学者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一书中也提到，“玩耍式童年”曾经是人类在和平时期的标配，但近年来，“玩耍式童年”逐渐变得奢侈，“手机式童年”取而代之。

海特在《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中描述了一个故事：假设有亿万富豪开发了定居火星的项目，你是否愿意让孩子前往？没有保护层而存在的强烈辐射会增加巨大致癌风险，重力问题会导致发育畸形，面对这些危险，正常父母都会认识到，如果将自己的孩子送往火星，孩子很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地球。海特坦言：“没有任何公司能够未经我们同意就带走我们的孩子，并将他们置于危险的环境中，否则他们将承担巨大的法律责任，对吗？”

这原本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在科技时代，在“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潮之下，人们却任由手机和背后的科技巨头们“带走”自己的孩子。

苏珊·林在《屏幕前的童年》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在传统教育体系里，与孩子接触最多、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家长、其他监护人和老师，都是孩子身边熟悉的人，但在数字化商业社会里，孩子被交给了各种陌生人，可这些陌生人却掌握了孩子们的大量信息，他们知道如何吸引孩子的注意，如何利用孩子的弱点，如何激发孩子的渴望。这些“陌生人”是占用儿童时间的各种App、游戏的所有者、制造者、宣传者，他们根据工作要求开发并推销那些能赚大钱的产品，而不考虑使用这些产品的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面对数字化时代对孩子造成的异化，仅仅限制孩子使用手机，其实远远不够。要引导孩子走向现实互动、自由玩耍，才能真正让他们拥有乐趣，并在互动中学会规则、协作和社交。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整个社会的认知重启，才是面对数字化冲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