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民党特务密谋暗杀，周恩来所乘飞机被炸坠毁，他是如何在险境中幸存下来的？
1955年4月10日傍晚，仰光机场灯火初上。吴努轻声说：“贵代表团若能改乘我方飞机，可省许多麻烦。”同行人员瞬间会意，这不是客套，而是一道暗号。
距万隆会议仅剩五日，亚非二十九国领袖陆续向印尼汇聚。殖民阴影尚未散去，各方都盯着这场“第三世界的第一次握手”。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分量，几乎与议程本身同等重要。
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在会议现场，而在转场的天空。国民党保密局早在2月便锁定周恩来预计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启德机场人员成分复杂，保密局以“零报酬加回台奖励”在行李装卸工中物色人手，一场冷冰冰的赌局就此铺开。
年轻的清洁工周驹成为那枚棋子。4月11日清晨，他推着工具车溜进停机坪，趁机把一个特制铁盒塞进机翼根部。盒子里的美式军用TNT连接着简易定时器，六小时后起爆。周驹擦了把汗，转身混入人群，不留痕迹。
与外界想象不同，北京早已捕捉到针尖般的电波。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3月下旬收到境外情报：“香港机场恐有谋杀行为，目标周姓要员。”他连夜拟电报送中南海。
周恩来握着文件，语气平静：“情报可信度几成？”杨奇清答：“七成。”他又补一句，“敌人不怕飞不成，只怕我们不上去。”短短两句话，决策有了动向。
中国代表团日程随即被拆分：第一组经昆明取道仰光，第二组维持原定航班，作明面掩护。11日上午10时，周恩来与陈毅已在缅甸会晤当地官员；12时15分，那架被安放了炸药的客机从香港起飞。
六小时后，南海上空传来爆炸声。空勤记录显示：右翼油箱被瞬间撕裂，机身解体。11名乘客坠入海中，只有3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香港舆论震动，却难以想象真正的猎物并不在机上。
机毁人安，第一道杀机落空。叶翔之不甘心，在雅加达布下“第二道”截击：酒店门口布炸点，沿途设置射击组。14日夜，杨奇清再次出手，用三条巴士组成“假车队”，让真实车队悄然换线疾驰。守株待兔的枪口最终指向了空无一人的车辆。
4月18日，周恩来步入万隆萨沃纳会议大楼。“朋友多了，路就宽。”他对印尼记者笑言。五天后，万隆会议顺利闭幕，中国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万隆会议最后公报》。
空难发生后，港英当局在压力下拘捕多名可疑人员。周驹却已乘渔船北上，36天后抵达台湾，身份被迅速雪藏，终身未受审讯。
这场隐匿于晴空之上的对决留下的碎片，被历史拾起才看得清轮廓：一方凭借蛛丝马迹编织防护网，另一方赌一把孤注却因情报外泄功亏一篑。成败之间，不过数电键的跳动与几条线路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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