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裔哈佛历史学家谢尔希·普洛希谈核裁军的风险、威慑逻辑，以及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
记者问：普洛希先生，您出生并成长于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经历过切尔诺贝利时期。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一直在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而乌克兰在1990年代已经放弃了核武器。您的这本书，是如何与这些经历联系起来的？
谢尔希·普洛希：最初，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乌克兰的无核化。如果乌克兰在1992年《里斯本议定书》和两年后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之后没有交出核武器，那么今天它将是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家。普京就不敢攻击这个国家。如今，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全球规模最大的战争。归根结底，这场战争说明，核裁军也可能以失败告终。
记者问：乌克兰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普洛希：出现了安全真空。如果不想让这种真空演变成战争，就必须用有意义的安排去填补它。当然，我们应当为防止核扩散而努力。但乌克兰当年的做法，以及如今试图在伊朗问题上实现目标的方式，都是错误的路径。这样的做法迟早只会导向战争。
记者问：对乌克兰来说，核武器原本是威慑所必需的。但伊朗的情况不同，消灭以色列是其国家教义。
谢尔希·普洛希：直到2018年，国际社会一直有一项协议，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核武器国家以及欧盟共同参与，对伊朗的铀浓缩进行限制和监督。美国退出了这项协议，这让伊朗可以继续推进浓缩活动。欧洲签署国以及许多美国政府官员都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我希望未来我们能找到办法，重新回到这类协议上来。
记者问：回头看，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核裁军进程似乎相当顺利，您如何解释？
谢尔希·普洛希：冷战结束后，1990年代初成为许多国家核裁军的胜利时刻。那是单极世界的开端。在那个新世界里，如果一个国家坚持保留核武器，就不会有盟友支持它。乌克兰和南非就是例子。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无核化是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如果它们不接受相关协议，就会沦为被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不过，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窗口。到1990年代末，核俱乐部已经开始扩大，先有巴基斯坦，后来又有朝鲜加入。
记者问：冷战时期的核政策，对今天有什么启示？
谢尔希·普洛希：当时存在一种“恐惧平衡”，它确实让世界避免了大规模对抗和人类灾难。正是通过这种“恐惧平衡”——丘吉尔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称呼它的——人们才实现了军备控制。
记者问：也就是说，核武器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稳定因素？
普洛希：是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只把核军备竞赛和冷战看作可怕的事情。相关研究几乎都只关注，我们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但我们也应该追问，核扩张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威慑同样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核武器既然已经出现，事实就无法逆转。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并找到应对它们的方法。
记者问：核武器带来的恐惧，如何本身又成为一种武器？
谢尔希·普洛希：恐惧是我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大多数国家之所以发展核武器，唯一原因就是害怕其他核国家。第一颗原子弹本身也是出于恐惧而诞生的——美国担心德国会先造出原子弹。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德国和英国在二战前都拥有非常出色的核物理学家。在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历史上，后来被证明错误的猜测经常发挥作用。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它建立在错误情报之上。
记者问：那么，在今天这个多极世界里，“恐惧平衡”还存在吗？
谢尔希·普洛希：美国和俄罗斯今天仍拥有规模相近的核武库。就这两个最大的核国家而言，局面与冷战时期相似。一方的核弹头数量明显更少，它的立场是：要么你们把核武库削减到与我们相当的水平，那我们就谈控制；要么我们继续扩充，追上你们的水平，到了那时再谈。因此，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轮廓已经显现。
记者问：您认为乌克兰战争中存在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吗？
谢尔希·普洛希：不，我不这么认为。全球范围内对使用核武器存在一种禁忌，任何一方都只会因此受损。但俄罗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本身就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西方如今已经不太会应对这种博弈了，而在冷战时期，这类做法曾相当常见。
记者问：乌克兰战争中的核风险，也在于扎波罗热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都卷入了战争行动。
普洛希：是的。我担心会出现新的切尔诺贝利或福岛。历史上第一次有战争发生在核电站区域内。只要切断核设施的供电，就可能出现福岛那样的局面。关于扎波罗热，我们一再收到供电中断的信息。此外，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后，冷却水也出现短缺。如果反应堆重新启动——而这是俄罗斯想做的事——那么灾难几乎就是注定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方的石棺设施也已经受损。
记者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石棺曾遭俄方无人机击中。如今俄罗斯又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则否认这一说法。这是否印证了您的警告？
普洛希：俄罗斯最近指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反应堆，乌克兰则予以否认。这再次提醒人们，战争会给核设施带来怎样的危险。目前还无法核实究竟哪一方说的是真话。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俄罗斯往往会在前线承受压力时，频繁渲染核威胁场景，目前扎波罗热地区就是如此。
乌克兰人也可能走到某个节点，决定以同样方式回应。俄罗斯的核电站和乌克兰的一样脆弱。从长远看，我们应当推动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把核电站像核武器使用一样列为战争禁区。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能够持续进入核电站。
记者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试图限制核武器扩散。它有多重要？
谢尔希·普洛希：至少，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代初所担心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他当时说，很快可能会出现20多个核国家。现在我们有9个核国家。如今大约有近40个国家，能够在几年内造出核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当然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利，因为它把拥有核武器的特权保留给了它们。但它同样也让无核国家受益。对一些国家来说，这项条约意味着一种保障：邻国不会在明天突然造出原子弹。
谢尔希·普洛希：我觉得，人类如何与核能这一迷人的观念搏斗，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人类把一种甚至看不见的东西加以分裂，释放出足以改变世界、也足以毁灭世界的能量。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1914年的《解放了的世界》中预见了很多事情。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他就设想过一个世界政府。他预感到了炸弹那种令人不安的力量，甚至相信炸弹的存在本身可能终结战争。不过这一点，他显然错了。
记者问：电影《浩劫之后》甚至改变了世界政治。
谢尔希·普洛希：是的。罗纳德·里根在1983年看过这部电影后，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当然，这更像是一个触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从那以后，他相信美国必须竭尽所能，“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
记者问：战争中会发生最残酷的行为，但您仍相信“不得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会维持下去。是什么让您如此确信？
谢尔希·普洛希：历史至少在1954年“城堡布拉沃”氢弹试验时就已经表明，核武器究竟能造成多么惊人的毁灭。没有人愿意冒这种风险。即便是罗伯特·奥本海默——也就是造出原子弹的人——也反对发展氢弹。在我看来，核时代的历史与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人类创造出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最终可能超出他们的控制。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并找到应对它们的方法。
谢尔希·普洛希是美籍乌克兰裔历史学家。他出生于俄罗斯一个乌克兰家庭，童年和青年时期在扎波罗热度过，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随后在加拿大阿尔伯塔任教。自2007年起，他担任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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