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知青岁月回顾：归乡路漫漫|内蒙|北京站|归乡路漫漫|知青岁月

兵团战士首次探亲，往往要等上整整三年。

望着老兵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奔向火车站，那份羡慕如同荒原上的野草，在心头疯长。尤其当我们上海兵也开始陆续踏上归途时，胸中更是心潮起伏，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何谓“归心似箭”。

作者年轻时的照片

我那久盼的第一次探亲假，终于在1974年春节前得到了批准。捏着那张等待了两三年、薄如蝉翼却又重若千钧的“通行证”，我早已兴奋得手足无措。第一个念头就是冲向邮局，给家里拍了一封报喜的电报，随即背起行囊，直奔三道坎火车站——那是乌达境内的大站，也是内蒙古最西部的一个小站。当场买了票，登上了由兰州开往北京的44次列车，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独自长途旅行。

从海勃湾到包头，几乎每个小站都有大批兵团战士涌上车厢。列车瞬间人满为患，混杂着各种气味与天南地北的口音，热闹得如同“一锅粥”。我却异常安静，不是合眼假寐，就是凝望窗外，默然回想着三四年在内蒙古的点点滴滴，想象着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场景，回乡心切与旅途孤寂，在心中默默发酵。

车近北京，我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同样独自返沪的上海兵。异乡遇同乡，两颗孤独的心立刻贴近。到了北京站，我们办妥中转签字，因开往上海的列车需次日凌晨出发，便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直奔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暮色沉下，我们又转到前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决心见见“市面”、尝尝“新鲜”。虽只敢点了四分之一的烤鸭，却豪气地要了四两白兰地，年少不知酒深浅，只觉得佳肴美酒，快意当前。

酒足饭饱，我们想起观光当时唯独首都才有的地铁。早听人说，地铁无论坐往哪个方向，只要不出站，便可来回乘坐，想着时间充裕，两人便登上了与北京站相反方向的地铁。

谁料，意外就此发生。两个初次远行的“傻瓜”，既因旅途劳顿，更因白兰地后劲发作，列车刚启动不久，便双双沉入梦乡。待到被工作人员大声叫醒，车厢早已空空如也，对方无奈告知：“这是末班车，已到终点站苹果园，今天没有回北京站的车了！”一看时间，竟已晚上十点多，我们如梦方醒，惊出一身冷汗——次日一早的火车，岂容错过！

仓皇出站，身在郊区的苹果园，公交车早已收班。两人面面相觑，瞬间傻眼。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有步行，朝着市区的方向进发。此刻，疲惫竟被焦急驱散，我们马不停蹄地走在寒冬的北京夜幕下。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路不知走了多少，早已进入市区，却始终不见公交车的影子。（如今回想，那时深更半夜，哪来的车啊！）每当一人步履蹒跚，另一人便出声鼓励，相互搀扶，硬是咬着牙，完成了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深夜长征”。

足足走了近六个小时，估计里程不下五六十里。虽值北京凛冽的寒冬，等我们终于踉跄跄跄踏进北京站时，内衣早已被汗水浸透。未及喘息，便又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作者天安门前留影

这第一次探亲在北京闹出的“傻瓜”经历，从此常常萦绕在我的记忆与梦境深处。然而，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我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位战友的姓名、所属团部了！这记忆的缺失成了我心底一个温柔的谜团。我今日执笔记下此事，内心亦怀着一份渺茫的期盼，盼能借此文与那位战友重逢，珍视这份“百年修得同船渡”的难得缘分。

历尽旅途坎坷，终得与家人短暂团聚，温暖如春。然而欢乐时光总是倏忽即逝，春节过后，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另一场同样艰巨的挑战——购买返回内蒙古的火车票。

回想起三四十年前购票的种种艰辛，尤其是从上海返回内蒙之际，真如打翻的五味瓶，甜、酸、苦、辣、咸，一齐涌上心头。

当年铁路交通的落后状况已无需赘言，加之全国一千七百多万上山下乡知青形成的周期性流动大军，使得春节回家的路异常艰难。对于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当时的处境是被动且无奈的，但那期盼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心情，与今人并无二致。

我当年购买火车票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七八十年代，我一直在内蒙生活、工作，每隔一两年总要回沪探望双亲。购买返程票便成了燃眉之急。

记得当时开往北方的列车售票处设在北京东路上。我家住青浦一小镇，前去购票，须换乘三趟公交车，单程至少耗费两个多小时。常常是天未亮就赶头班车出门，而蜿蜒曲折的排队人群，早已排出好几百米。若遇晴天尚可忍耐；有几次碰上雨天，无处避雨，清冷的雨水淋湿头发、衣衫，那真是身冷，心更冷。运气好时，中午前后能买到票；若运气不佳，连续排上两三天也是常事。

记得七十年代有一次，为春节后返内蒙，我下午便从家出发，在售票处通宵达旦地排队。那冻、饿、困、累交织的滋味，未曾亲历者实难想象。一旦将那小小的车票攥在手里，顿时欣喜若狂，宛如“范进中举”。

进入二十一世纪，团圆依旧是过年永恒的主题。每至年关，如潮的人流依然涌向四面八方的大小车站。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乃至今天，过春节的具体内容已发生巨变，然而，无论是当年的知青，还是如今的务工者，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对团圆年的情结，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