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被免职，13年后离休，住房面积比规定少了90平方米，他却并不打算计较！
1982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试行）》公布，兵团级干部离休的细则第一次被写入条文。就在此时，西安北郊的一处简朴院落里，早已默默栖居十余年的李赤然收到了调往兰空干休所的通知。消息传来，他只是拿起那顶褪色的旧军帽，平静地说了一句：“政策回来了，就安心执行。”
回溯到半个世纪前，李赤然的人生与多数陕北红军并不相同。1929年，他还是延安一所乡村师范的毕业生，手里拿着课本，也爱翻晋察冀版的《红旗》。那时读书人在沟沟壑壑的陕北并不多，能识字就已稀罕，更别提写得一笔好字、讲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人。谢子长见到他时，拍着肩膀说：“书生也能当兵打仗，你跟我们走。”于是，这位十九岁的师范生扔掉粉笔，拿起步枪，从此与红军的政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1934年秋，国民党在陕北大搜捕。李赤然因张贴标语被捕，牢里整整关了一年。突围那天，伙友撬开牢门拉他逃生，他却坚持把狱中被俘的几名少年一并带走：“我会回前线，可他们呢？得有人领。”营救成功后，他加入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被任命为连队指导员。次年冬，红二十五军翻越子午岭与陕北红军会师，15军团随之组建，二十多岁的李赤然出任241团政委。面对夹衣未合的年轻士兵，他常把仅有的干粮递过去，嘱咐道：“肚子不饱，哪能打好仗？”
抗战爆发后，中央决定保留一部分老红军在后方办学整训。李赤然被派往留守兵团，一半时间带兵，一半时间在陕北党校讲政治课。延河水边的窑洞里，他常把地图铺在土炕上，用木棍当教鞭，“打日本不能只靠勇气，还得靠组织”成了课堂口头禅。有人悄声议论：“搞政工不用枪吧？”他摇头：“思想武器比子弹走得远。”这套观念也伴随他走进了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
1947年，西北野战军重组，李赤然被抽调到某师担任政委。米脂、榆林、绥德，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战里，他负责稳住部队情绪。前沿阵地传回的口号、退伍老兵寄来的家书，都被他编成《前线简报》，一张纸抵得过千言万语。正是这种“人心功课”，让疲惫不堪的将士硬是咬牙顶住顽强反扑，为西北最终解放赢得了喘息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空军和防空军相继组建。大批陆军将领面临跨军种的转型，懂政治、会组织的干部最紧俏。李赤然奉调到高炮学校，再到空2军，先后主抓政治部和教育部门。军械换了三代，他的工作方法却依旧：走营房、蹲靶场、开夜谈。一次检讨演练失误时，他站在操场中央，冲年轻飞行员喊：“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责任推给风向！”一句话解除学员心结，训练效率很快回升。
1966年，风云骤变。某日批斗大会上，他被推到台前，硬汉成钧的案子需要一个“陪斗者”。斗争持续三个多月，棉布上衣晒得褪成灰白，他却从未在台上低头。1969年冬季，他被宣布“靠边站”，每月三十元生活费，安置在西安城外雍村。地方革委会惦记他的身体，主动修缮危房，还想调套砖楼给他。他摆手谢绝：“临时住处，盖得再好也是国家的钱。”只要求装条电话线，说是方便联系老部下。
受苦的不止他。昔日老搭档舒同被下放到陕西，生活艰难。李赤然寻来纸笔替老友写报告，状如政工材料，娓娓道来其功过贡献。交上去后，省里很快给舒同解决了医疗与津贴。舒同专程赶来道谢，捧着几斤家乡白面，“老李，这回可算喘口气了。”李赤然笑：“咱们谁欠谁？当年渡河要不是你率先架桥，我早冻僵了。”
1978年，军内清查工作全面展开，那顶“三反”帽子悄悄摘掉，档案中批斗材料被正式销毁。两年后，南京军区空军寄来清点单，列出他的公务物品：望远镜、测风表、备用制服一箱，悉数归还。离休时，组织给他在兰空干休所分配了180平方米套房。按兵团级应得270平方米，参谋想补偿差额，他轻轻摆手，“能住就行，别折腾。”真正让他满意的，是门口那片小菜园，春天种豌豆，秋天摘辣椒，偶尔还给邻居送一篮。
1992年，干休所新楼落成，后勤处补齐了70平方米差额，钥匙递到手上，他却没立刻搬家。“老宅前的梧桐开花，我舍不得。”直到墙体再次出现裂缝，他才带着几本发黄的笔记挪进新居。客厅不大，墙上悬着一幅徐海东题赠的条幅，只八个字：“丹心照汗青，正气贯长虹。”那是他一生最看重的褒奖，也是从陕北窑洞走来、历经风雨却不计得失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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