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松子

高阿姨一生嫌弃老伴窝囊，直到整理遗物时，发现他藏了四十三年的笔记本。 里面工整记录着她每天的唠叨和喜好，最后一页写着： “秀英今天又生气了，我得学会做那道糖醋鱼。”

楔子

殡仪馆的告别厅里，花香混着消毒水的味道，粘稠地滞留在六月闷热的空气里。高秀英穿着一身簇新的黑绸衫，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背挺得笔直。她看着玻璃罩下那张过分平静、化了妆也掩不住灰败的脸，耳朵里是司仪程式化的、带着哽咽语调的悼词，眼前却有点发花。

老高，高建国。她的丈夫，死了。

六十六岁，脑梗，倒在凌晨去菜市场的路上，手里还拎着个空荡荡的布袋子。发现时，人已经凉了。

周围是低低的啜泣声，老高的妹妹，几个老同事，还有楼下的邻居张奶奶，都在抹眼泪。高秀英没哭。她只是觉得荒谬，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这个和她在一个屋檐下挤了四十三年、被她念叨嫌弃了四十三年的男人，就这么没了？这么干脆，连个让她最后吵一架、骂一句“没用的东西”的机会都没给。

司仪说到“一生勤恳，默默奉献”时，高秀英嘴角几不可见地撇了一下。勤恳？是，一辈子在农机厂当修理工，满手洗不掉的油污味儿。默默？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可不是默默么。奉献？奉献给谁了？这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家？

轮到亲属致辞。老高的妹妹红着眼眶上去，说了些兄长老实、厚道的话。高秀英站在一旁，目光扫过下面黑压压的人头，那些目光躲闪着，带着同情，或许还有一丝她早已习惯的、对她“强势”的微妙审视。她抬了抬下巴。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骨灰盒暂存在殡仪馆，等选好墓地。女儿高敏从国外赶回来，哭成了泪人，此刻被她丈夫扶着，几乎站不住。亲戚朋友们围上来，说着“节哀”、“保重身体”。

高秀英点点头，机械地回应。直到坐进女婿开回来的车里，车窗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她才猛地吐出一口一直憋在胸口的气。车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细微的风声。女儿还在后座小声抽噎。

“哭什么，”高秀英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伤心。”

话一出口，她自己先愣住了。高敏的抽泣也停了，不可置信地看着前排母亲的背影。开车的女婿手一抖，车轻轻颠了一下。

高秀英闭上嘴，扭头看向窗外飞速倒退的、绿得发腻的夏天。心里那点空洞，却越来越大。

第一章 空了一半的床

➤ 老高走的第七天，高秀英还是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

卧室那张一米八的木板床，突然变得陌生而宽阔。以前老高在时，她觉得挤。他睡觉打呼，声音不大，但节奏恼人，像台老旧的鼓风机，有时还磨牙。她总是一脚踹过去，吼一句：“吵死了！转过去！”老高就会窸窸窣窣地面朝另一边，呼噜声勉强压抑下去，变成一种沉闷的鼻息。可现在，没那声音了，夜里静得她心慌。床垫另一边凹陷的痕迹还在，枕头也还摆着，可她躺上去，只觉得空，空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回声。

她索性抱起被子，睡到客厅沙发。这沙发还是多年前老高从旧货市场淘换回来的，海绵早就塌了，弹簧硌人。她躺上去，反而觉得踏实点。好像稍微一点不适，就能压住心里那头蠢蠢欲动的、名叫“空洞”的兽。

天刚蒙蒙亮，她就醒了。几十年雷打不动的生物钟。以前醒来第一件事，是推醒身边的老高：“还不起来？几点了？一会儿早市好菜都没了！”然后听着他窸窸窣窣地穿衣，趿拉着拖鞋去洗漱，笨手笨脚地准备简单的早饭——无非是粥、馒头、咸菜，几十年不变，没点新意。

现在，不用推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渐渐喧嚣起来的市井声，卖豆浆油条的吆喝，自行车的铃铛，远远传来。

高秀英坐起身，发了会儿呆。然后起身，走到厨房。厨房还是老样子，油腻腻的瓷砖墙面，掉了漆的木头碗柜，老式煤气灶。她打开冰箱，里面东西不多，女儿回来那几天塞满了，这两天又空了。角落里还剩半条鱼，用保鲜膜裹着，是前几天老高……不，是老高出事前一天买的。他说，看到有新鲜的鲫鱼，买条给你炖汤。

鱼还没炖，人没了。

高秀英盯着那半条鱼，看了很久。然后“砰”地一声关上冰箱门。心里没来由地窜起一股火。买什么鱼？一辈子不会做饭，逞什么能？最后还不是要她来收拾？

她开始给自己弄早饭。烧水，下挂面。水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白色的蒸汽顶得锅盖噗噗地跳。她看着那蒸汽，忽然想起老高熬粥，总是掌握不好火候，不是溢得到处都是，就是糊了底。她没少为这个骂他。

“笨手笨脚，一辈子了，连个粥都熬不好！”

老高通常不说话，拿着抹布默默地擦灶台，或者小声辩解一句：“火太大了……”

“火大你不会看着点？眼睛长着出气的？”

现在，没人可骂了。只有一锅白水，翻滚着寂寞的泡泡。

面条煮好了，盛在碗里，清汤寡水。她坐下来，拿起筷子。吃了两口，咽不下去。不是咸了淡了，是没味道。那种弥漫在舌尖，直往心里钻的，空落落的没味道。

她放下筷子，目光无意识地扫过这个家。老旧的组合柜，玻璃拉门里还摆着他们当年的结婚照，黑白照片，两个人并排坐着，拘谨得很，她嘴角抿着，老高则有点模糊，似乎没对准焦。电视机罩着她亲手钩的白色蕾丝罩子，边角有点发黄了。茶几上，烟灰缸干干净净——老高不抽烟。倒是有个用了很多年的茶杯，杯壁上积着厚厚的茶垢，那是老高的杯子。他爱喝浓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沫子，能泡一天。

高秀英盯着那个杯子。鬼使神差地，她伸出手，拿了过来。杯子很轻。她走到垃圾桶边，想扔进去。手举到一半，又停住了。杯口似乎还残留着一点点茶渍，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老高留下的气息。不是油污味，是一种更淡的，混合了肥皂、旧纸张、还有阳光晒过棉布的味道。

她最终没有扔。把杯子放回了原处，只是往里推了推，推到茶几靠里的角落。

女儿高敏打来电话，声音带着宿醉般的沙哑，问她吃饭没有，问她一个人行不行，说订了下周的机票要回去了，工作不能再拖。

“妈，要不你还是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或者，我请个保姆？”

“不去。不用。”高秀英回答得又快又硬，“我一个人清静。你们过你们的，别管我。”

挂了电话，那点子强撑起来的硬气又泄了。清静？是啊，太清静了。静得她能听见时钟秒针走动时，那轻微的“咔哒”声，像一下下敲在她骨头上。

她开始找事情做。擦桌子，拖地，把玻璃窗里里外外抹了一遍。阳台上的几盆花，是老高养的，都是些不值钱又好活的：茉莉、栀子、一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她以前总嫌他摆弄这些没用的东西，占地方，落灰。现在，她看着那盆茉莉，枝叶间竟然冒出了几个小小的、洁白的花苞，在晨光里颤巍巍的。

她愣了一下，拿起边上的喷壶，接了水，小心翼翼地浇了一些。水滴洒在叶子上，滚来滚去，亮晶晶的。

下午，她决定开始收拾老高的东西。女儿提过几次，她没答应，也没反对。也许，是该清理一下了。看着碍眼。

老高的东西不多。一个老式木头衣柜，他那半边，寥寥几件衣服。洗得发白的工装，几件同样老旧的衬衫，两条裤腿磨得发亮的裤子，还有一件她很多年前给他织的、早已不合身也褪了色的枣红色毛衣。毛衣织得不好，针脚粗细不均，她当年还埋怨他穿得少，不领情。老高只是说：“舍不得穿。”

她摸了摸那毛衣，毛线已经有些硬化，扎手。她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叠好，准备找个大袋子装起来。衣柜底层，有个铁皮饼干盒子，锈迹斑斑。她拿出来，有点沉。

打开盒子，没什么值钱东西。一些零零碎碎：厂里发的“先进生产者”奖章，用红布包着；几张很早以前的汇款单存根，是寄给他乡下老家的；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粮票布票，早已成了废纸；几枚不同年代的硬币；还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工作证，里面夹着一张她年轻时的黑白小照，一寸的，扎着两个辫子，笑容很淡。照片边缘已经磨损起毛了。

高秀英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几乎不记得自己有过这样一张照片，更不记得给过老高。照片背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个日期，字迹工整，甚至有点稚嫩：1981.5.3。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是什么日子？她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不是谁的生日。想不起来。

她把照片放回去，心里有点乱。目光落在盒子最底下，一个用深蓝色劳动布包着的、长方形的硬壳东西上。拿出来，沉甸甸的。打开劳动布，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很旧的款式，绿色硬壳封面，上面印着褪色的“工作笔记”字样和一颗红星。

是老高的笔记本？他一个修理工，记什么笔记？

高秀英翻开笔记本。内页是淡蓝色的横线纸，纸张已经泛黄发脆。第一页，正中工工整整写着：

“给秀英。也给我自己。”

字迹端正，一笔一划，力透纸背。是高建国的字。他读书不多，字却写得不错，是当年在厂里夜校练的。

高秀英的心，毫无征兆地，重重跳了一下。

第二章 四十三年的流水账

➤ 翻开第二页，是高建国的笔迹，记录的开始：

1980年9月12日，晴。

今天和秀英相亲。她穿一件格子衬衫，蓝裤子，辫子很黑。说话很快，眼睛亮。问我一个月工资多少，家里兄弟几个，父母身体怎么样。我都老实回答了。她好像不太满意，嫌我话少，工资低。但我觉着她挺好。介绍人说，她家成分好，自己也能干。临走时，我鼓起勇气说，我会对她好。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高秀英看着这些字，记忆的闸门被猛地撬开一条缝。一九八零年，她二十三岁，刚从知青点回城不久，在街道糊纸盒厂做临时工。介绍人是隔壁车间的刘大姐。那天见面的细节早已模糊，只记得对方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手很大，指甲缝有点黑，说是农机厂的工人。她当时心气高，觉得自己不该嫁这么个人，可家里催得急，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条件好的轮不上她。犹豫了很久，还是点了头。没想到，他记下了这一天，记下了她的衣服，她说过的话。

她手指有些发抖，翻过一页。

1981年5月3日，阴。

和秀英领证了。她好像不高兴，从民政局出来一直不说话。我买了二两水果糖，她剥了一颗含在嘴里，还是不说话。我知道，她是觉得委屈了。我没本事，家里也帮不上忙。但我会努力。今天开始，她就是我的妻子了。我要一辈子对她好。

1981年5月3日。原来是领证的日子。那张照片，就是那天照的吗？她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心情糟透了，天灰蒙蒙的，像她的未来。原来他买了糖。是那种廉价的、彩色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吗？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印象，舌尖仿佛泛开一丝遥远而模糊的甜，随即被更深的苦涩淹没。

她继续往下翻。起初的记录并不连续，隔几天，甚至几周才有一笔。后来渐渐密集，变成几乎每天都有，短的只有一两行，长的也不过半页。全是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生活流水账。

1982年4月11日，雨。

秀英怀孕了。吐得厉害，想吃酸的。我跑了好几个供销社，买到一罐糖水山楂罐头。她吃了几口，说太甜，不吃了。我尝了剩下的，是有点甜过头。下次买杏脯试试。

1982年12月5日，雪。

女儿生了。六斤二两。秀英累坏了，睡着了。我看着闺女的小脸，不敢抱。秀英说，长得像她，幸好。我知道，她是嫌我不好看。

1983年8月20日，晴。

秀英骂我了。因为我把女儿的小衣服洗染色了。是我不好，没把深色浅色分开。她骂了半个小时，说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没吭声。下次记住了，分开洗。

1985年7月，天很热。

秀英和隔壁王婶吵架了。因为公用厨房占地盘的事。王婶说话难听，秀英气哭了。我下班回来，她冲我发火，说我没用，不能帮她出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晚上去找了王婶的儿子，一起喝了点酒，说了说。希望以后能好点。

1988年3月。

厂里效益不好，可能要下岗。没敢告诉秀英。她知道了肯定更着急。今天多接了两个私活，修自行车，挣了五块钱。给秀英买了块新头巾，她没要，说乱花钱。但她围了几天。

1992年，敏敏上学了。

秀英想给女儿报个舞蹈班，太贵了。她把结婚时那对金耳环卖了。我知道那是她妈给的。心里难受。这个月多加班。

1995年夏天。

秀英更年期，脾气特别大，一点就着。晚上睡不好，出汗。听说喝豆浆好，我每天早上早起半小时，去磨豆浆。她嫌有豆腥味，喝了几次不喝了。我自己喝了，不能浪费。

1998年，敏敏上高中。

秀英下岗了。在夜市摆摊卖袜子，很辛苦。我让她别去了，她不听，说我那点工资不够。吵了一架。她骂我窝囊废。晚上她睡着后，我看见她脚上磨出的泡。心里像针扎一样。

2003年，非典。

秀英怕得病，天天消毒，骂我出门不仔细。我每天下班在厂里洗了澡才回家。她蒸醋，味道呛人，但听说能预防。她没事就好。

2005年，敏敏大学毕业，要去外地工作。

秀英哭了好几天，说白养了。我送敏敏去车站，秀英没去。她在家把敏敏的房间打扫了好几遍。我知道她舍不得。我也是。

2010年。

我们都退休了。时间一下子多了。秀英好像更看我不顺眼了，嫌我在家碍事，嫌我扫地不干净，嫌我炒菜咸了淡了。我尽量多出门，去公园看人下棋，或者就坐着。等她气消了再回去。

2015年，敏敏结婚，在国外办的。

就我们俩去了。秀英坐飞机难受，吐了。婚礼上她一直忍着，回来路上又说，嫁那么远，等于没生这个女儿。我说孩子高兴就好。她又骂我。是，我嘴笨。

2018年，我身体好像不如以前了，老是头晕。没告诉秀英，她知道了又该念叨我乱花钱看病。

2020年，疫情。困在家里。秀英天天看电视，跟着骂那些不负责任的。我听着。她做饭，我洗碗。其实她做的饭，我吃了四十多年，从来没吃腻过。

2022年，秀英总说腿疼。我打听了个老中医，陪她去看。针灸，她怕疼，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像我们刚结婚时，有次停电，她也这么抓着我。那时候，她的手很软。

2023年。今年。

秀英好像越来越容易生气了。嫌我走路慢，嫌我电视声大，嫌我晚上上厕所吵醒她。我知道，她是老了，心里烦。我尽量不惹她。她说什么，我就听着。

2024年。也就是去年。

记录开始变得简短，字迹也有些颤抖，不如以前稳了。

1月15日，冷。秀英说想吃以前老百货大楼那边的绿豆糕。那店早没了。我跑了几个地方，买到差不多的。她说不是那个味。我心里难受。

3月8日，妇女节。想给秀英买个礼物，不知道买什么。她什么都说不要。最后买了把新剪刀，她说我乱花钱，但拿来剪东西，说挺快。

5月3日，又是这天。我们结婚四十三周年。秀英大概忘了。我买了条鱼，想试试她以前爱吃的糖醋鱼。做坏了，太酸，鱼也碎了。她没吃几口，倒掉了。说我糟蹋东西。是我笨。

6月10日。今天在菜市场，看到有乡下人卖新鲜的小鲫鱼，想起秀英说过，这种鱼炖汤最鲜。买了两条。想明天早上炖给她喝。希望这次能做得好点。

笔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最后一页，只有那一行字。墨迹似乎比其他页要新一些，也更深一些，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

“秀英今天又生气了，我得学会做那道糖醋鱼。”

高秀英的视线，死死地钉在那行字上。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针，扎进她的眼睛里，烫得她眼前一片模糊。手抖得厉害，笔记本几乎要拿不住。

她张了张嘴，想发出点声音，喉咙里却像被粗糙的砂石堵住了，只有“嗬嗬”的气流声。脸上湿湿的，她抬手一抹，一手背的冰凉。

原来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

他知道她所有的抱怨、不满、嫌弃。他把它们都记了下来，工工整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他没有反驳，没有解释，只是默默地记下，然后在那句话后面，写着他微不足道的、试图改变的努力。

“秀英今天又生气了，我得学会做那道糖醋鱼。”

他最终没有学会。那锅汤，永远炖不成了。

四十三年。一万五千多个日夜。她以为是自己忍了他四十三年，是他拖累了她四十三年。她把生活里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失落，都化作了对他的指责和怨气。她像一个斗志昂扬的战士，把最尖刻的语言当作武器，一次次刺向她最亲近的人，还自以为那是鞭策，是恨铁不成钢。

而他，这个她眼中木讷、窝囊、没用的男人，就用这样一个笔记本，沉默地接住了她所有的锋芒。他把她的每一句唠叨、每一次发脾气，都当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事项”。他记下她的喜好，她随口说的话，她受的委屈，她的辛苦。然后在那些记录后面，笨拙地、一次次地尝试去“解决”，去“学会”，去“买点她喜欢的”，去“希望她别生气”。

他不是没感觉，他只是不说。他不是不委屈，他只是把所有的情绪，都沉淀在了这一笔一划里。

她以为自己是这段婚姻里清醒的、受苦的那个。现在才发现，原来一直闭着眼的是她自己。她挥舞着“现实”的利剑，砍向的却是唯一一个用全部生命去包容她、试图靠近她的人。

“高建国……”她终于呜咽出声，声音破碎得不成样子，“你这个……你这个傻子……”

她紧紧抱着那本笔记，抱在怀里，像是抱着最后一点残余的温度。佝偻下背，把脸埋进膝盖。空旷的客厅里，终于响起了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被墙壁吸收，反弹回来，显得更加孤独和绝望。

原来失去一个人，不是在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而是在后来的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黄昏，每一个你习惯性想要抱怨、转头却只见空荡的瞬间。是在你终于读懂了他沉默的爱，却再也无法说一声“对不起”或“我知道了”的、无尽的悔恨里。

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暮色四合，像一个温柔的、却也冷酷的拥抱，将这个满是旧物和回忆的小小空间，缓缓吞没。

高秀英哭了很久，直到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只是肩膀还在无法控制地抽动。她慢慢抬起头，眼睛红肿，视线模糊。客厅里没有开灯，昏暗的光线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而不真实。只有怀里那本硬壳笔记本的棱角，硌得她生疼，提醒她刚才所看到的一切不是幻觉。

她小心翼翼地，用袖子擦了擦笔记本的封面，仿佛怕弄脏了上面的字迹。然后，她站起身，腿有些麻，踉跄了一下。她走到卧室门口，第一次，没有犹豫，走了进去。

她没有开灯，借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走到那张宽阔的床边。她坐了下来，手抚摸着另一边冰冷的床单。然后，她慢慢躺下，躺在她睡了四十多年的这一侧，面朝着老高常睡的那一边。她伸出手，放在那片空荡荡的凹陷里。

闭上眼睛，似乎又能听到那沉闷的、节奏恼人的呼噜声。这一次，她没有想踹他一脚。

“老高，”她对着空气，轻声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我听到了。”

第三章 糖醋鱼的滋味

➤ 高秀英把老高的衣服，一件件从袋子里又拿了回来。

那件枣红色毛衣，她用手轻轻抚平上面的褶皱，挂回了衣柜里老高那边。其他衣服也都重新叠好，放回原处。铁皮饼干盒子仔细擦干净，放回衣柜底层。唯独那本笔记本，她放在了床头柜的抽屉里，和她的降压药、老花镜放在一起。

做完这些，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着那半条已经不太新鲜的鲫鱼。她没有犹豫，拿出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水很凉。她动作有些笨拙，刮鱼鳞，去内脏。老高在时，这些活儿她很少让他插手，嫌他弄不干净，腥气重。现在自己做起来，才发现鱼很滑，鳞片也很难刮。

但她做得很认真。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她照着记忆里母亲的做法，也凭着一点模糊的感觉——那是老高失败后，她曾不耐烦地、语速飞快地“指导”过几句的做法。鱼身划刀，用盐和料酒腌上。切姜丝，蒜末，葱花。调一碗糖醋汁，比例全凭直觉。

锅里放油，烧热。她把擦干水分的鱼，顺着锅边滑下去。“滋啦”一声，油花四溅，烫到了她的手背。她缩了一下，没理会，用锅铲小心地推动鱼身，防止粘锅。油烟升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视线。

煎到两面金黄，她把鱼盛出来。用底油爆香姜蒜，倒入调好的糖醋汁，煮沸，咕嘟咕嘟地冒着粘稠的泡泡。她把鱼放回去，用勺子舀起汤汁，一遍遍淋在鱼身上。橘红色、油亮的汤汁包裹着鱼身，散发出酸甜诱人的香气。

这香气，熟悉又陌生。她记得母亲做的糖醋鱼是这个味道，热烈，鲜明，带着家常的暖意。她也记得，老高做失败的那次，空气里弥漫的是焦糊味和过于尖锐的酸气。

汤汁收得差不多了，她关火，把鱼小心地盛到盘子里，撒上翠绿的葱花。一道色泽红亮、热气腾腾的糖醋鱼，摆在掉了漆的旧餐桌上。

高秀英摆了两副碗筷。一副在自己常坐的位置，一副在老高常坐的那边——他习惯坐在靠厨房门的位置，说是上菜方便。她甚至给对面那个空碗里，也盛了小半碗米饭。

她坐下来，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和碗里冒着热气的、雪白的米饭。然后，她拿起自己的筷子，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那是最嫩、刺最少的部分。她以前总是把这块肉夹给女儿，后来女儿不常回来了，偶尔会给老高夹一块，但嘴上总要抱怨：“给你，多吃点，看你瘦的。”

鱼肉送进嘴里。酸甜的汁液在舌尖化开，然后是鱼肉的鲜嫩。咸淡适中，酸甜的比例……她仔细品了品，竟然觉得，还不错。至少，熟了，没焦，没腥味，是她记忆里该有的味道。

可是，嚼着嚼着，那股酸甜渐渐变了味，泛上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苦涩，直冲鼻腔，呛得她眼眶发热。她用力地吞咽下去，喉咙发紧。

她抬起头，看着对面那碗无人动用的米饭，热气正在一点点消散。

“老高，”她低声说，声音在寂静的餐厅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学会了。糖醋鱼。这次……好像做得还行。”

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不知道谁家电视机的声音。

她低下头，一口一口，慢慢地吃着鱼，就着米饭。鱼刺很细，她很小心地剔出来，放在骨碟里。以前她总嫌老高吃鱼粗心，怕他被卡到。现在，她自己一个人，吃得异常仔细，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吃完了一面，她小心地把鱼翻过来，吃另一面。整条鱼，她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完整的鱼头和鱼骨。米饭也吃完了。

收拾碗筷的时候，她看着那个属于老高的、已经凉透、一粒未动的饭碗，停顿了几秒。最终，她没有倒掉里面的米饭，而是拿保鲜膜仔细封好，放进了冰箱。

第二天，高敏又打来电话。这次，高秀英的声音平静了许多。

“妈，你声音怎么了？感冒了？”高敏听出母亲声音有些沙哑。

“没事，”高秀英说，“喝水呛了一下。你们别担心，我挺好的。”

“真的？一个人能行？爸的东西……要不要我回去帮你收拾？”

“不用。”高秀英打断女儿，语气很温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你爸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有些……我想留着。你别操心，忙你的。”

高敏在电话那头似乎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母亲这次如此平静，还主动说要留下父亲的东西。“那……妈，你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有事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

“知道了。”高秀英顿了顿，问，“敏敏，你记不记得……你爸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或者一直念叨想做没做成的事？”

高敏被问住了，想了半天，才迟疑地说：“爸？他好像……什么都行，不挑食。哦，对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次他好像说过，想去看看长城。那时候不是流行‘不到长城非好汉’嘛。不过也就是随口一说吧……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就问问。”高秀英说，“行了，挂了吧，国际长途贵。”

挂了电话，高秀英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去看长城。老高说过吗？她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平时话那么少，偶尔说点什么，也常常淹没在她的唠叨和抱怨里，被她忽略了。

她想起笔记本里，老高写，他想学会做糖醋鱼。他记下了她想吃老字号绿豆糕。他注意到她脚上磨出的泡。他因为她一句怕疼，就让她紧紧抓着手。

他一直默默地看着她，听着她，记着她。可她呢？她可曾真正地、平静地，听他说过一句话？问过他一句，你想要什么？

没有。一次都没有。

她总是在说，在抱怨，在指责。用声音填满所有的空间，不给他，也不给自己，任何倾听和思考的余地。

高秀英站起身，走到阳台。那盆茉莉，白色的花苞又绽开了些，散发出清雅的甜香。她拿起喷壶，再次给它浇了水。水滴在叶片上滚动，阳光一照，像一颗颗小小的钻石。

她忽然很想做点什么。为老高做点什么。虽然，已经太晚了。

第四章 迟到的长城

➤ 高秀英决定去北京，去看长城。

这个决定冒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这辈子，出远门的次数屈指可数。年轻时困于生计，后来困于家庭，再后来，觉得哪儿都不如自家舒服，也舍不得花钱。老高倒是提过两次，说等退休了，有点闲钱，可以出去走走。她当时就堵了回去：“走走走，走去哪儿？不要钱啊？家里不用管了？净想些没用的！”

现在，没人在她耳边念叨“没用的”了。她反而要去做了。

她没有告诉女儿，怕她担心，更怕她阻拦，或者非要陪着。她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去，完成老高那个或许只是随口一提的念头。好像这样，就能弥补一点点什么，哪怕只是对自己内心那无底洞般悔恨的一点点填塞。

她翻出存折，取了钱。买了张去北京的火车票，硬卧。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几件换洗衣服，降压药，老花镜，还有那本笔记本——用一块柔软的布包好，放在随身背包的夹层里。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她锁好门，回头看了看这个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房子。晨光熹微中，楼栋沉默着，邻居们都还在睡梦中。她忽然想起，老高在时，每次她出门，不管是买菜还是逛街，他总会送到门口，说一句：“早点回来。”她通常头也不回地“嗯”一声，嫌他啰嗦。

现在，没人嘱咐她早点回来了。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穿过平原，田野，村庄。高秀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同车厢的人有聊天的，有打牌的，有看手机的。她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喝口水，大部分时间看着窗外，或者闭目养神。心里很奇异地平静，没有出远门的兴奋，也没有孤独的悲戚，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朝着一个目标行进的空洞感。

到了北京，按照手机查好的路线，倒地铁，又坐了很久的旅游巴士，终于到了长城脚下。不是八达岭，她选了个据说人少些的慕田峪。即便如此，放眼望去，依旧是攒动的人头，各色旗帜，喧哗的各国语言。巍峨的城墙沿着山脊起伏，像一条灰色的、沉睡的巨龙。

高秀英仰头看着。真高，真陡。台阶磨损得厉害，凹凸不平。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往上爬。

没爬多久，她就喘得厉害，心脏咚咚地跳，腿也像灌了铅。她快六十七岁了，平时最大的运动量就是买菜和遛弯。周围的游客，年轻的蹦跳着往上冲，中年人也是步伐稳健。只有她，爬几个台阶就要扶着城墙歇一歇。

汗水很快湿透了她的衬衫。她停下来，靠在冰凉的城砖上，大口喘气。背包里，那本笔记本隔着布料，贴着她的后背，像一个沉默的陪伴者。

“老高，”她心里默念，“你要是来，估计也爬不动。你身体还不如我呢。”

这么一想，她反倒生出一股力气。继续往上。不去看还有多远，只盯着脚下的台阶，一步一步，踩实了，再迈下一步。

不知爬了多久，终于到了一处相对平缓的敌楼。她走进去，里面阴凉，有风穿过。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拧开矿泉水瓶，小口喝着。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来，滴进眼睛里，辣辣的。她用袖子擦了擦。

敌楼里人进人出，喧闹一阵，又安静一阵。高秀英歇够了，走到敌楼外侧的垛口。风很大，吹得她花白的头发飞扬起来。放眼望去，层峦叠嶂，群山如涛，长城就在这苍茫的绿色中蜿蜒伸展，看不到尽头。天空是高远的蓝，飘着几缕淡淡的云。

壮观。真的很壮观。一种难以言喻的、混着渺小与辽阔的感觉，充斥着她的胸膛。她想起老高笔记本里，那简单的一行字，或者他可能只是望着报纸图片时，眼里闪过的一丝微弱向往。

“老高，”她对着猎猎的山风，轻声说，声音立刻被吹散了，“长城……我替你看到了。”

没有回应。只有风永恒地吹拂着千年的砖石，也吹拂着她满是皱纹的脸。远处，有游客的欢呼声隐隐传来。

她在长城上呆了很久，直到日头开始西斜。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更难，膝盖一阵阵发酸发软。她走得很慢，扶着旁边的栏杆，一步一步往下挪。

回到山脚的集散地，天色已近黄昏。她累得几乎虚脱，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许久，才缓过劲来。腿肚子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回去的巴士上，她靠着车窗，疲惫如潮水般涌来。车子摇晃着，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她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和老高挤在厂里分的那间狭小的筒子楼里。她在唠叨煤炉子不好用，他在一旁默默地捅着炉子，弄得一脸黑灰。她骂他笨，他抬起头，对她咧嘴一笑，露出被煤灰衬得格外白的牙齿……

车子一个颠簸，她惊醒了。窗外已是北京城璀璨的灯火。梦里老高那个笑容，清晰得让她心口一阵抽痛。他以前，也是会笑的。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笑容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沉默的、带着些许皱纹的侧脸？

回到临时住的小旅馆，简陋但干净。她瘫在床上，一动不想动。脚底板火辣辣地疼，小腿僵硬。但她心里，那块自从老高走后就一直压着的、冰冷坚硬的东西，似乎松动了一点点。不是因为看到了多么壮丽的风景，而是因为她终于为他，也为那个被困在抱怨和嫌弃里四十多年的自己，做了一件事。一件“没用”，但或许他会在笔记本里记上一笔的事。

如果他会记，也许会这样写吧：

“2025年X月X日，晴。秀英一个人去看长城了。她一直很要强。希望她路上平安，不要太累。”

高秀英翻了个身，把脸埋进带着消毒水味道的枕头里。眼角有温热的液体滑下来，渗进布料，无声无息。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她没有再去景点。而是拿着手机，笨拙地查着地图，换乘了几趟地铁和公交，找到了女儿提过一句的那家老字号糕点铺。店铺藏在胡同深处，门脸不大，但排队的人不少，多是些上了年纪的本地人。

她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她了，玻璃柜台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京式点心：豌豆黄、驴打滚、萨其马、枣花酥……还有，绿豆糕。不是她记忆里那种简陋的油纸包，而是精致地摆在盒子里的，但她看着那浅黄的颜色，闻着那淡淡的豆香，觉得就是它了。

“要一斤绿豆糕。”她说。

售货员麻利地装盒，称重。她付了钱，接过那个印着红色招牌的纸盒，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回程的火车上，她打开盒子，拿了一块绿豆糕。小小的，方方的，触手冰凉细腻。她咬了一小口。豆沙绵密清甜，入口即化，带着绿豆特有的香气。味道……似乎和记忆里的，也不太一样了。记忆总是会美化的。或许，她当年想吃而不得的，并不仅仅是那一口点心，而是点心背后所代表的、某种对更好生活的模糊向往，或者仅仅是年轻时一点任性的、未被满足的口腹之欲。

而老高，却把她随口的一句念叨，当成了需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哪怕那个任务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实现。

她把剩下的绿豆糕仔细包好，放回盒子。她没有吃太多。甜味在舌尖化开，却一路苦到了心里。

她想，老高当年跑了好几个地方，买到那罐“不是那个味”的糖水山楂时，是不是也怀着同样的心情？一点笨拙的、小心翼翼的期待，然后被她一句“不是那个味”轻易地打碎。他当时，心里该有多难受？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她的挑剔记了下来，连同自己的失落，一起压进了心底。

火车隆隆前行，载着她和那盒绿豆糕，朝着家的方向。窗外的风景向后飞驰，如同那些无法追回的岁月。

高秀英知道，长城看了，绿豆糕买了，甚至那道糖醋鱼，她也学会了。可那又怎么样呢？老高尝不到了，也看不到了。她做的这一切，与其说是为了他，不如说是为了安抚自己那颗被悔恨啃噬得千疮百孔的心。

但或许，这就是活着的人唯一能做的。在无尽的遗憾中，寻找一点点微小的、向前的力量。代替那个离开的人，去完成他未竟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心愿。然后，带着这份沉重的、迟来的懂得，继续走下去。

直到，在某一个尽头，或许能坦然地对他说一句：

“你看，我都知道了。可惜，太晚了。”

第五章 茉莉花开

➤ 从北京回来后的高秀英，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她不再整日坐在家里发呆，或者漫无目的地一遍遍擦拭早已干净的家具。早晨，她依然很早醒来，但不再急着起身。她会躺在卧室的床上，静静地听一会儿窗外的鸟叫，市声。然后起床，给自己做一顿像样的早饭，有时是清粥小菜，有时煮碗面条，还会煎个蛋。

她开始认真打理阳台上的几盆花。不仅仅是浇水，还去花市买了点花肥，请教了卖花人如何养护。那盆茉莉果然不负所望，白色的小花苞次第绽放，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尤其是在夜晚，香气幽幽地飘进屋里，带来一丝甜润的清凉。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在她的照料下，竟然也抽出了一片新叶，嫩绿嫩绿的。

她把老高的茶杯彻底洗干净了，茶垢很难清除，她用牙膏细细地刷了很久，露出杯子原本米白的底色。杯子被放回茶几老位置，里面不再空着，她偶尔会用它泡一杯淡淡的绿茶，看着茶叶慢慢舒展开，沉下去。

社区组织老年活动，以前她从不参加，觉得没意思，都是一群老头老太太瞎乐呵。现在，她偶尔会去转转。不跳舞，不唱歌，就坐在角落，看别人打牌、下棋、聊天。有人跟她打招呼，她就点点头，笑一下。次数多了，也认识了几个脸熟的老姐妹。

其中一个姓赵的阿姨，比她大两岁，是个热心肠。看她总是一个人坐着，就过来跟她说话。聊天气，聊菜价，聊各自的儿女。赵阿姨老伴也去世了，不过是在五年前。

“我那口子啊，活着的时候也嫌他，嫌他抽烟，嫌他脚臭，嫌他睡觉打呼比打雷还响。”赵阿姨拍着腿说，语气里没有了怨怼，只剩下一种过来人的唏嘘，“现在好了，清静了，可这心里头，空落落的。想找个人吵吵架，都没了。”

高秀英默默地听着，点了点头。赵阿姨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中了她心里最酸软的那块地方。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赵阿姨叹口气，“这‘伴’字，年轻时不懂，总觉得是拖累。等真没了，才知道，哪怕是个不称心的伴儿，他也是个伴儿啊。屋里有点响动，心里就踏实点。”

高秀英抬眼看了看赵阿姨，对方眼里有同样的、经历过失去的浑浊与了然。她没有接话，只是把目光投向活动室窗外，那棵叶子开始微微泛黄的梧桐树。

是啊，伴儿。一个吵闹的、磕绊的、互相嫌弃又无法分离的伴儿。她把老高这个“伴儿”，弄丢了。不，是她用四十多年的时间，一点点把他推远了，直到他彻底离开，她才惊觉，身边早已空无一人。

有一天，她去菜市场。走到以前常买鱼的那个摊位。摊主是个黑红脸膛的中年汉子，认得她。

“高大姐，好久没见您了！高大哥呢？”摊主一边利落地给别的顾客杀鱼，一边扯着嗓子问。老高以前常来他这儿买鱼，因为他说这家的鱼新鲜。

高秀英怔了一下，喉咙有点发紧。她张了张嘴，声音不大：“他……不在了。”

摊主杀鱼的手顿住了，转头看她，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和尴尬，随即变成同情：“哎哟！您看我这嘴……对不住对不住！高大姐，您……节哀啊。高大哥是多好的人哪，老实，和气，每次来买鱼，都不还价，还总说您爱吃鲫鱼汤……”

摊主还在说着什么，高秀英已经听不清了。她看着盆里游动的鱼，水光粼粼，映着她有些模糊的眼睛。原来在外人眼里，老高是“多好的人”。原来他每次来买鱼，都会跟人说“她爱吃鲫鱼汤”。

她最终没有买鱼。默默地转身走了。走出市场，阳光刺眼。她站在熙攘的人群边，忽然想起老高最后一次出门，手里拎着的那个空布袋子。他是不是，也是想来这里，买两条新鲜的小鲫鱼？是不是心里还在琢磨，这次要怎么炖，才能不腥，才能让她满意？

这个念头让她瞬间无法呼吸，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她弯下了腰。她扶住旁边的墙壁，大口喘气，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怎么都止不住。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无声的、汹涌的泪，瞬间爬满了她沟壑纵横的脸。

路人侧目，有人想上前询问，她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她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迟来的、细密如针的痛楚。

那天晚上，她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月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斑。她拿出那本笔记本，没有翻开，只是摩挲着已经有些磨损的绿色硬壳封面。指尖传来的触感，粗糙而温暖。

“老高，”她对着虚空，用气声说，“我今天去市场了。卖鱼的小王……还记得你。他说你总去买鱼，因为我爱喝汤。”

“阳台的茉莉，开得很好，很香。你闻到了吗？”

“我把你的杯子洗干净了。用了你最喜欢的那个杯子泡茶，味道好像是不一样。”

“我去看了长城。很陡，爬上去真累。不过风景是真好。你要是去了，肯定也喜欢。”

“我还买了那家老字号的绿豆糕。是挺好吃的。就是……太甜了，吃多了腻。”

她一句一句，慢慢地说着。像是在汇报，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把这些天发生的、细微的小事，都说给那个再也听不到的人听。这是她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尝试用平静的、不带抱怨的语气，和他“说话”。

没有回应。只有月光安静地流淌，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城市夜晚的嗡鸣。

但高秀英觉得，心里那块坚硬冰冷的东西，似乎又融化了一点点。痛苦并没有消失，悔恨依旧深重，但它们不再仅仅是尖锐的匕首，也变成了沉甸甸的、需要她用余生去背负的行李。行李里，除了痛苦，似乎也慢慢装入了一些别的东西——那些被他细心收藏了四十三年、她如今才读懂的瞬间，那些他沉默的注视，笨拙的尝试，和从未说出口的在意。

她知道，往后的日子还长。她还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面对生病和衰老，一个人走过四季。女儿偶尔的电话，邻居偶尔的寒暄，都无法填满那巨大的、名为“失去”的空洞。

但也许，她可以学着，带着这本笔记，带着这些迟来的懂得，带着阳台上那盆茉莉的香气，慢慢地走下去。就像老高曾经做的那样，沉默地，坚韧地，一天一天地，把日子过下去。

她翻开笔记本，找到最后一页，那行“秀英今天又生气了，我得学会做那道糖醋鱼”的下面。她拿起笔——是老高以前用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吸满了蓝黑墨水，笔尖有些粗了。她顿了顿，然后，在那行字的下面，工工整整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一行新的字。字迹不如老高的挺拔，有些颤抖，但很认真：

“2025年秋，糖醋鱼我学会了，茉莉花开了，长城我也去看了。老高，我都知道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写完后，她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笔记本，轻轻抱在怀里，闭上了眼睛。

窗外，月色正好。茉莉的香气，丝丝缕缕，乘着夜风，悄然潜入。

（全文完）

本文为虚拟演绎，请勿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