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父亲身边多位战友不幸挨整|叛徒|延安|老鬼|造反派|邓拓

来源丨史林纵横

作者丨老鬼

作者简介：老鬼，作家，本名马波，1947年出生于河北省阜平县，系著名作家杨沫之子。1968年至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并劳动改造，1975年平反。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文化艺术出版社、法制日报社。代表作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

父亲履历表上填写的各个阶段的证明人，多数能在网上搜到。我发现这些人结局大都凄惨。有的遭冤杀，有的自杀，有的蹲大牢，有的撤职。

1. 张明（张志乐）（1905—1938）

1925年中共党员张明（朝鲜籍）

张明是母亲的好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1932年张明曾在保定二师从事革命工作，归保属特委领导。1936年张明去延安，2年后神秘失踪，生死不知。过了许多年，文革开始后才流传出消息——这位朝鲜同志早已被当做“日本特务”秘密处决。

张明，原名张志乐，曾用名金山、刘汉平等，1905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的贫苦农民家庭，14岁来中国。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躲到海陆丰，与彭湃相识。1929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0年被捕，由日本领事馆引渡朝鲜，关进日本监狱，出狱后又秘密返回北平。1932年来保定二师任教，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与学生赵亚平相爱。

同年8月，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给河北省委一份部署蠡县、高阳起义的报告。省委肯定了这个带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报告。张明表示反对。河北省委为此严厉批评他“反对武装起义的人是害怕革命，是反革命分子。”

有过广州起义失败教训的张明不服，独自去北平向上级党组织申述了自己的意见，阐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搞武装暴动必将造成严重损失。但他的意见遭到上级否定。得知高蠡暴动失败，牺牲了数十名同志后，张明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向上级领导表示了自己不同意见，并联合 25 位持相同观点的党员一道联名写了份意见信。上级领导却据此认定张明是右倾分子，并正在走上托派的反党道路。

后因叛徒告密，张明夫妇双双被捕，受尽折磨，因两人坚不吐实，妻子取保释放，他再次被遣送回朝鲜。待身体稍有好转即返回北平。虽然他被捕后党组织没受到任何损失，可他的党籍不被恢复，因为河北省委领导指控他是托派。他曾对人表示“我最初被无理称为立三分子，后被称为右倾分子，现在又成了托派分子！他们应该认真调查，停止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帽子。”后为生活所迫，张明来到了石家庄。据母亲笔记本上记载是他发展了陶鲁笳入党。还在石家庄建立了党组织。

为恢复党籍，1936年8月1日，他与周小舟一起前往延安，改名为张明。除了斯诺夫妇，他是到达延安的第二位外国人。被安排在抗大教授日语、朝鲜语等课。1937年6月斯诺夫人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说张明是当时“在延安遇到的唯一不快乐的人”。七七事变后，张明提出要去东北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愧为中共党员。

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随后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边区保安处将张明隔离审查，理由是他坐过日本监狱，曾被另一朝鲜籍老党员李铁夫（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5月到延安，7 月即病逝）举报是“日本特务”、“托派”。同年10月，康生亲自下令将张明“送回老家去”，年仅33岁。这是康生到延安后制造的第一起人命冤案，始终不敢公开，对外宣称其失踪，下落不明。

1941年，斯诺夫人的《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革命者的生平》一书出版，介绍了张明的英勇事迹，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1983年 1 月，时隔45年之后，中央组织部为张明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张明之妻赵亚平曾是冀中妇救会主任，被贺龙称为“赵司令”，管着冀中的半边天。受丈夫株连，第二届冀中妇救会主任落选。1941年调《晋察冀日报》做编辑。解放后当过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赵亚平是父母能够推心置腹说悄悄话的挚友，与母亲关系十分密切。60年代两家离得很近，几乎天天都要串门。打倒四人帮的消息还是赵阿姨告诉父母的。

2. 贾振峰（1909—1939）

父亲的履历表上记载，在 1932年1月到9月期间父亲曾在河北涿县乡村师范教书，作为保属特派员从事地下工作。证明人是贾振峰。

根据《保定人物志》介绍：贾振峰是深泽县小贾庄村人。1927年参加中共，曾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是高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失败后躲避起来，最后转移到天津，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苏州监狱。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辗转来到延安。1938年4月由陕北公学介绍到山东工作，任中共山东分局抗日军政干校教务主任。1939年上半年被中共山东分局的保卫部门定为托派逮捕处决。1985年10月20日，被平反昭雪。

父亲的深泽老乡，老干部武光曾写诗《悼贾振峰同志》：

抗战方酣杀敌忙，生死关头宜自强；

霹雳大祸从天降，有人诬尔为托帮。

日寇求除兄先亡，非死敌手系内戕，

绝世奇冤终平反，遗恨长存永难忘。

与贾振峰遇难的同时，1939年7月冀中军区也逮捕了“托派分子”李晓初，父亲所在的十分区随后逮捕17人。因有敌情8月8日在安次县处决6人（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区革命斗争大事记》56页）。

3. 刘亦瑜（1912—1939)

母亲在《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文中曾提到刘亦瑜，说他抗战前常与父亲来往。从网上查到刘亦瑜是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人。1926年夏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7年由魏克仁、习从真介绍加入中共。同年被校方开除，回家乡北冯村完小任教，创建了白洋淀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北冯村支部。曾以装疯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故绰号“刘疯子”。1930年中共任（丘)高（阳)安（新)中心县委建立，任宣传委员。1934年去天津，参加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1935年1月被派往北平，恢复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任书记。5月下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亦瑜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1936年底由岳父王佩瑶出资担保获释。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冀中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1938年7月调冀中抗战学院（短期训练班性质）军政院任教导主任。1939年3月奉命去延安汇报工作。不久因受李晓初托派案株连被处决。1986年，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关于李晓初托派问题的平反决定”精神，获得平反昭雪。

4. 杨英（1906—1994）

杨英是原十分区地委副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1954年，随着高饶事件被揭露，破坏党的团结成为一个罪行。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指控冯文彬（市委常委、市委工业部长）和杨英暗中勾结，进行非组织活动，破坏党内团结。经中共中央批准，1955年7月天津市委撤销了冯文彬、杨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冯文彬由6级降为8级，杨英由8级降为13级。市委并将这个决定在全市党内传达。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将天津市委对冯杨的处理报告批转全国党内传达。在天津党史上这被称为“冯杨事件”，说他们进行反党宗派活动。杨英被下放到天津双桥农场任副场长。

1979 年12月中共天津市委颁布256号文件正式为冯文彬、杨英平反。

杨英的夫人罗云是母亲十分区的好友，天津市首任妇联主任，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

5. 张林川（王郁文）（1919—1976）

冯杨被处理后，下面又倒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父亲的搭档，老战友张林川,又名王郁文。1942年9月父亲任十分区第一联合县县长时，张任县委书记。当时他叫王达，河北省安平县张庄村人，1937年参加中共。解放初曾任天津北郊区委书记、南开区委书记、新华区委书记兼区长，这是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在战争年代非常勇敢，被当地老百姓交口称誉。解放后，依旧刚直敢言，却被打成冯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从10级降到14级。发配到天津红光农场任副场长。文革中，在批斗会上被造反派打掉了牙。1976年 8 月，因患癌症在地震棚里含冤去世。

6. 苏玉振（1919—2012）

1957 年反右斗争中，父亲的十分区老友苏玉振被打成右派。1939年父亲曾任霸县县长，苏玉振后来曾当过霸县县委书记，他们知根知底，来往密切。解放初期，苏玉振曾任天津专区公安处长。1952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受株连被撤销公安处长，调省委统战部任副处长。后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957年反右期间，是否给民主人士王葆真定成右派河北省委产生分歧。王葆真1954 年曾给省水利厅递交过一份水利建设的万言书。反右时，有人认为他的万言书是反党纲领。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却认为王葆真是民主人士，火力不宜过猛，应该批评团结。经统战部集体讨论，认为王葆真应该定为中左，不属右派。反右高潮时，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王葆真的问题，马国瑞副书记主持，让刘洪涛发言，刘就叫苏玉振代表统战部发表意见。但部分同志仍坚持要把王葆真划为右派。刘洪涛不同意。一位省领导（马国瑞？）指控刘洪涛和王葆真结成反党联盟向党进攻，苏玉振是刘洪涛的帮凶。最后将刘洪涛定成右派，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到河北围场县畜牧场改造。而苏玉振也被定成右派，从13级降到15级。据苏玉振说，文革中连造反派都觉得他这右派当的冤，仅仅按领导指示念了下统战部的意见，就成了右派。

父亲多年来一直与苏玉振保持着联系，家里存了不少他的来信。2012年盛夏，我曾与住在医院的苏玉振老人通过电话。他听说我是马建民的儿子，非常激动，竟然哽咽了起来。当时他已经93岁，早已从保定市人大副主任退下来。可能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百感交集。我们此前素不相识，这是第一次通话，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说什么好，承诺等书稿修改完后一定前去保定看望他。不料通话后2个月，老人驾鹤西去。

7. 何朗明（1908—1984）

1965年四清期间，父亲的好友，老乡何朗明突然被逮捕入狱。

何朗明也是深泽人，1927年的老党员，在冀中干部里大名鼎鼎。光头，身材魁梧，双眼炯炯有神，说话洪亮。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形势极端残酷，冀中根据地不复存在。为保存有生力量，经七地委书记张达、副书记张庆春同意，何朗明来到敌占区隐蔽。但下面的同志并不知情，误以为他叛变投敌。深极县委决定将其处决。他闻讯后并未逃跑，反而主动寻找县委。他对前来处决他的县委书记张亮和王培陈述了实情，谈了三天三夜，终于消除误会，后恢复了党籍。

父亲跟何朗明关系极好，称他为何老浪。两家孩子也经常来往。父亲前妻的女儿从农村出来的工作就是何朗明在龙烟铁矿当党委书记时给安排的。哥哥还与他大女儿交过一段朋友。

1947年在安平县委任副书记的何朗明领导土改时，曾破获了一个以韩万堂、高俊英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引发了公安系统的个别同志不满。1953 年何朗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述为破此案自己的遭遇。中央责令刘澜涛、林铁处理。结果河北省公安厅长陆治国，唐山市公安局长李小章，以及省检察院处长焦玉珊及深泽老乡何绳武、王培等都受到了批评处罚。这些人不服气，私下活动，夸大捏造事实，不断举报何朗明是叛徒、日本特务……

1964年开始四清时，何朗明任建工部办公厅副主任。原中监委派来建工部的四清工作队把矛头对准了刘秀峰部长。何朗明看着不公平，曾当面跟分管建工部的薄一波争辩过。后来还给毛主席写了长信，反映建工部“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极左，违反党的政策，为刘秀峰鸣不平，不赞成把建工部说成一团漆黑。结果此信招来报复。工作队利用过去举报的材料，把他的历史问题又翻了出来，硬说他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该工作队宁左勿右，推翻了以往各级党组织为何朗明做的结论，拼凑了三大罪状：一、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根据地的情报；二、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三、残害村干部、贫下中农和陷害党员干部、群众。

工作队如此狠整何朗明是为了说明部长刘秀峰重用包庇坏人。1965 年1月何朗明被正式逮捕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央还下发红头文件，把建工部揪出日本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何朗明的情况传达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成为四清期间，被逮捕的司局级干部中的一个著名案例。

由于何朗明在任安平县委副书记时，帮助过林铁（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夫人弓彤轩，林铁也受到牵连，说他包庇坏人何朗明，文革中成为林铁的一条罪状。何朗明是父亲的深泽老乡。他为人仗义，经常替别人打抱不平。但脾气大，嫉恶如仇，整人凶狠粗暴，伤了些人。1964 年时人们都爱上纲上线分析事物，宁左勿右。何朗明又搞过一段公安，得罪了公安系统的干部，遭到报复，结果被打成“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逮捕入狱。直到1978年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4月保外就医，坐牢14年。

何朗明出狱后，哥哥多次去他东四的家中看望。80年代初，何朗明曾到中纪委反映，要求彻底平反。黄克诚书记亲自接见，并安慰他：“我听说过你的事情，老同志受了多年委屈，我们会很快给你落实政策，回去等着吧。”可惜黄克诚因病无法工作，何朗明的案子又落到了原来处理他的人手上，坚持不给平反。1984年何朗明病逝，终年76岁。

后来，连当年对何朗明有意见的陆治国（恢复工作后曾任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都说：敌伪档案里并没查到何朗明投降叛变的记载，我们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何朗明去世6年后，经最高法院批准，1990年4月北京市高院再审终审宣判何朗明无罪。

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宣告何朗明无罪

原判认定一、何朗明 1942 年去敌区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解放区大量情报，破坏我党京津贸易机构没有根据；二、认定何朗明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亦缺乏证据，不能成立；三、原判认定何朗明残害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及捏造罪名诬陷党员干部和群众等事实与实际不符。何朗明在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但不构成犯罪，不应以犯罪论处。

既然判决书把那三项罪名全部否定，既然何朗明被宣布无罪，当年建工部开除其党籍、公职的根据就化为乌有，理应恢复他党籍和公职。但建工部说此案是中纪委办的，党籍和公职问题必须由中纪委决定。可中纪委却坚持当年处理正确，何朗明的问题不能平反。

2004年何朗明的子女再次给中纪委写信，托哥哥马青柯交给101中同学曾庆红，曾庆红批给中纪委。中纪委在复查后，依然维持原结论。

“四清”运动是根据1962年9月提出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思想进行的，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伤害了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而建工部的“四清”运动是重灾区，打倒了部长刘秀峰、办公厅主任王应慈、研究室主任王唐文等多位老同志。刘秀峰 1971 年被迫害致死。1980 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目睹刘秀峰部长被诬陷，当时的部研究室副主任廉仲、屈飞等都曾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对“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他们也均被打成刘秀峰反党集团成员，但最后都平了反。唯有同样为刘秀峰说话的何朗明却至今没有平反，因为曾等处理过这个案子的领导都极力反对。

何朗明的遭遇对父亲的震慑可以想象。昨天还一起吃饭喝酒，今天就被逮捕，进了大狱。何老浪因得罪人导致蹲大狱的教训让父亲牢记心头。父亲在外面越发谦恭，见了谁都笑容满面，客客气气。

8. 邓拓（1912—1966）

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1932年被捕，一年后父亲托人将其保释。抗战期间来晋察冀主持《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后任《人民日报》总编、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说：“现已查明他（邓拓）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在党报上公开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给了邓拓致命一击。已经挨批很长时间的邓拓2天后在家中自杀。

父亲1946年调到《晋察冀日报》任秘书长，天天与邓拓共事。邓拓的爱人丁一岚说：当年邓拓、胡开明、马建民三家住的地方都紧挨着。解放后父母与邓拓夫妇俩一直来往。为此，文革开始后，父母多次检查交代自己与邓拓的关系。老革命邓拓一转眼就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坏人，成了全国大小媒体激烈批判声讨的大黑帮。父亲非常恐惧，立刻把邓拓写的一副挂在他卧室房梁上的“气冲霄九”横幅给摘下来烧掉，并焚烧了邓拓寄来的所有信件。

9. 王亢之（1915—1968）

河北深泽县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8年入党，抗战期间，曾任冀中导报副社长。1947 年调《晋察冀日报》任总编辑。父亲曾与他共事。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

1968年2月28日，江青在接见天津市各方代表时，硬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江青在大会上气势汹汹说：“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务，你领过帕司（通行证），你要老实交代！”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亢之忍无可忍，当场站起来辩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更没领过什么帕司。”顶撞了江青之后，预感到大难临头，隔一天，1968年3月1日即吞服安眠药自杀，年仅53岁。王亢之曾被日军短暂俘虏，随即在押送途中逃脱，据此江青指控他是叛徒特务。

深泽县是老区，老干部很多。江青后来还断言：“深泽县有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随之天津抓了307个“深泽叛徒集团”成员。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也先后揪出1500 多个“叛徒”。

得知深泽老乡王亢之被打成叛徒，自杀后，父亲极度紧张，在家里说话声轻微得跟蚊子叫一样，好像声音大了会把造反派招来。很快1968年夏天，北京各单位都开始追查深泽叛徒集团。父亲立刻被从北师大革委会里踢出来，终日坐在小马扎上反省交代。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为表现态度好，只好把母亲的真实入党时间交代了出去，导致了夫妻难以弥合的裂痕。

10. 郑依平（1909—1976）

福建长汀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被捕入狱，因证据不足，1936年夏释放，之后去了延安，经审查一年结论是没有问题。以历任延安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科长，冀察热辽军区宣传部长，1948年秋调哈尔滨，历任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

1934年夏母亲去功德林监狱探望许晴时就认识了同牢狱友郑依平，他还介绍母亲把铅笔芯放在白面里蒸成馒头送进来。母亲在《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文章中说：1936年西安事变后，父亲常常些党员到家里来。除了侯薪、刘亦瑜、魏克仁、张平之、齐健秋外，还有许晴、郑依平。

1962年4月11日上午，郑依平特地请母亲陪他一起去功德林监狱旧地重游，观看了当年坐过的牢房（见母亲日记）。但文革开始，负责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郑依平首当其冲被打倒，受到残酷迫害，被定为三反分子、叛徒。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原东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1922年老党员）愤然为郑依平鸣不平，支持他向上级申诉。可就在他多方奔走申诉之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了，给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戛然而止。他的申诉又成了右倾翻案风中的一例。郑依平悲愤填膺，在周总理去世一个月后，背着三反分子、叛徒帽子含冤去世，年仅67岁。

1976年2月7日，父母托我去海军总院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来人寥寥无几，异常凄清。

父亲身边这些熟人的最后结局，有牺牲的，有冤杀的，有自杀的，有蹲大牢的，有挨批挨斗整死的，父亲这位1926年入团、1930年入党的老同志，亲眼目睹了斗争的严酷；他本就谨小慎微，变得更小心翼翼，随着年龄增加，“保住自己不挨整”变成了他生活的首要任务和第一大事；他不求高升，但求无过，多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

这是我作为父亲马建民儿子的一点感觉。

2016.11.21

2021.8.4 补充修改

参考书籍：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保定人物志（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秀峰风雨春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深泽县历史名人（中共深泽县委党史研究室）

父亲的交代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