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的艰难，不止在于要持续对抗装备占优的日伪军，还要时刻提防内部出现的背叛。并肩作战的人调转枪口、泄露情报，这种伤害远比战场上的厮杀更让人难以接受。当年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出现过不少叛变人员，其中不乏团级、旅级甚至军区级指挥员，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根据地和战友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成为那段历史里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1938年2月25日，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发生人员叛逃事件。时任团长张绍东早年参加红军，在红十五军团担任过师长，改编进入八路军后，一直受到徐海东的信任与重用。但他在抗战初期萌生异心，伙同团参谋长兰国清打算拉着整支部队投靠国民党势力。消息很快被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察觉，所有人都拒绝跟随二人出走，最终张绍东和兰国清只能带着少数亲信脱离队伍。这次叛逃对徐海东打击很大，本就常年抱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后不得不离开前线休养。张绍东离开后行踪不定，没有可靠记载证明其被击毙，最终下落始终成谜。
同一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也选择叛逃，二人带着部分人员和装备投奔桂系军队。临走前，他们把部队的驻防部署、活动路线全部泄露出去，直接干扰了当地敌后游击作战。这两人原本也是投身抗日的骨干，却贪图私利背弃队伍，后续在各地的清查行动中被处置。
1939年，冀中军区第二支队司令员柴恩波公开倒戈，依附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兵力，扣押大批我军政工干部，先后有二十多名根据地骨干惨遭杀害。这些人长期扎根地方，负责群众动员和组织建设，他们的牺牲让冀中根据地运转陷入被动。柴恩波事发后四处藏匿，一直躲避追查，直到1952年才被人揭发，随后受到法律惩处。
也是在这一阶段，晋察冀军区游击军第五支队司令员赵玉昆率部投降日军。他带走三百多名部下，还有四百多条长短枪支，之后出任河北易县伪县长。任职期间，他多次主动给日伪军带路，参与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行动，大肆搜捕抗日人员，手上沾染了不少同胞的鲜血。全国解放之后，赵玉昆依旧没能逃脱追责，1950年当地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依法执行枪决。
在所有叛变人员里，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的行径影响最为恶劣。1943年，敌后抗战局势逐步向好，根据地不断巩固，邢仁甫却因为个人私欲心生歹念，蓄意制造冲突，残忍杀害了军区副司令员黄骅以及另外八名干部。犯下命案后，他彻底走上叛逃之路，先是投靠国民党，之后又转投日伪阵营，利用自己曾经的身份四处破坏抗日组织。1949年天津解放，邢仁甫被抓捕归案，1950年在盐山公审后执行死刑。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主力在突围过程中遭遇重创，队伍里也接连出现叛徒。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参谋长赵希仲在作战中被俘，二人没有坚守气节，当即选择叛变，把新四军的兵力分布、突围计划等核心机密全部供出，还配合敌人引诱散落的突围人员。赵凌波后续在执行任务时被我方人员击毙，赵希仲离开敌营后辗转多地流亡，最终选择自尽。
军部副官刘厚总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愤慨，他原本是副军长项英的贴身卫士。部队突围后，一行人隐蔽在山区休整，1941年3月24日凌晨，刘厚总趁众人熟睡，行凶杀害项英、周子昆两位高级将领，抢夺随身财物后投奔敌人。犯下大案后，他改名换姓四处躲藏，整整隐匿了十一年，1952年在南昌被认出并抓获，最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经历也十分曲折，1941年他在作战中被俘，之后寻机逃脱。时隔五年，也就是1946年，他再次选择叛变，投靠国民党方面。1948年战局发生转变，朱占魁选择投诚，随后被依法判刑，晚年因车祸离世，和传闻里被处决的说法并不相符。
这些叛变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红军时期的艰苦斗争，也曾在抗日战场上和敌人拼杀过，组织也一直给予他们信任和提拔。但在诱惑与考验面前，他们放弃了原本的立场，不仅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也连累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多年过去，围绕这些人和事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有人结合当时复杂的环境分析背后缘由，也有人认为无论身处何种处境，背叛民族与战友都无法被原谅。对于这些历史往事，不同的人也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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