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性。这正是它空洞的声音为何如此契合当下政治时刻的原因。
为了方便和效率，我们正在削弱自己彼此连接、组织社会的能力。我们必须明确坚持：相信人，而不是机器。设想这样一个噩梦般的场景。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现实的书。你开始把它当作研究助手，自信自己采取了足够谨慎的做法，没有让它真正替你写书中的任何一句话。
这样的事并非孤例。一篇获得英联邦奖的短篇小说，也陷入了“带有人工智能痕迹”的争议。每次看到有记者在研究过程中被人工智能伪造的引语坑到，我都会暗自庆幸：差一点，可能就是我。为了不把这件事只寄托于运气，我从来不碰这东西。
搜索引擎默认弹出人工智能结果时，我会直接拒绝，像是在驱赶什么黑暗巫术，仿佛只要稍一接触，它就会钻进我的神经突触，接管我的思维。这种近乎修道士式、几乎偏执的做法，不只是因为人工智能是有风险且不可靠的研究工具。它还是一种声音、一种语调、一种频率。
写作关乎一种独特的炼金术：一个具体的人，调动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轮廓，去构造一个观念。它关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关乎一路走来形成的癖性，关乎其政治立场、个人历史、人际关系，乃至其看待世界的方式。你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生产出一千个“狄更斯”或“一千个鲁米”，但你创造不出一个新的标志性作家。你只能调用已经存在的风格合唱，只能衍生，不能创造。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损耗，那就是能力的萎缩：为一个词苦苦斟酌的能力，锻造语言意象的能力。临近截稿时，我当然可以省下宝贵的几分钟，让人工智能替我拼出一句漂亮的话；我也可以停下来慢慢想，把“抗拒人工智能写作”形容成“努力不去吸入空气中传播的病毒”。
当技术的目标变成在一切层面减少劳动，它最终就会抑制真正的意识活动。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研究显示，依赖大语言模型可能会降低大脑参与度。更令人沮丧的是，这种对自我的“烧灼式切除”竟如此适配当下的政治时刻：内容泛滥，错误信息横行。
结果就是，激进保守派煽动者在虚假信息的泡沫表层四处撇取素材；中间派政治人物则惧怕任何偏离现状的举动。他们仅有的那一点想法或政策，其实就摆在那里，却被一种诡异的情绪效果遮蔽了：他们努力不让自己说话时带上太多感情，仿佛一旦如此，就会被指责真的拥有某种意识形态。
真正岌岌可危的，不只是这里那里几处不幸的错误，而是一种承诺：我们要努力，即便不完美，也始终保持可信。正是在这一点上，维系着我们彼此信任的整套社会契约。当一个人抗拒人工智能时，他其实是在为维护我们共同经验世界的真实性投资。正如乔治·伯纳德·肖所说：“说谎者受到的惩罚，并不首先在于别人不再相信他，而在于他也无法再相信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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