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楼的窗口，看楼下那些榆树和槐树的树梢连成一片，在初夏的风里起伏摇荡，像一片凝固了的绿色波浪。那一刻，我心中陡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
我站得比树高，比鸟高，比这尘世间大多数东西都高。这种居高临下的错觉，大约是人类最古老也最顽固的幻觉之一。
从三十楼往下看，树是矮的，鸟是小的，地面上的人像蚂蚁一样忙碌穿梭。站在这个高度，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踩在了脚下，一种俯瞰苍生的豪情油然而生。
我几乎要脱口而出：那些在树梢间跳来跳去的鸟儿，难道不羡慕我这三十楼的高度吗？它们扑棱着翅膀，充其量不过飞到树顶，哪里知道十楼的视野有多么开阔，多么令人心旷神怡？
于是我走下楼梯，来到楼下，抬头仰望。还是那些树，还是那些鸟。一只灰喜鹊站在树顶的细枝上，随着树枝的摇晃而起伏，它时而低头啄一啄身边的嫩叶，时而向对面的同伴叫唤几声，然后轻盈地一跃，像一片被风吹起的叶子，飘到另一棵树上去了。
鸟儿并不羡慕我的高度。它们的乐园，从来就不在高处，而在树枝上。树枝是它们的舞台，是它们的餐桌，是它们的琴房和卧室。
它们在树枝上筑巢、求偶、育雏、歌唱，树枝给了它们需要的一切。而我的三十楼呢？四面是冰冷的墙壁，脚下是坚硬的水泥，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我所谓的“高度”，不过是一层又一层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虚妄罢了。
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愉群翁乡下老家的日子。那时我们住的是平房，屋顶上铺着黑色的油毡片，房前屋后都是树。
夏天的时候，浓密的树荫把整个院子都遮盖了，小时候的我们扒着树枝去摘桑葚，坐在粗壮的枝干上，把嘴巴吃得乌黑。
那时候，我们和鸟一样，也是把树枝当作乐园的。后来进了城，住上了楼房，从三层到六七层再到现在的三十层，楼层越来越高，离地面越来越远，离那些树也越来越远。
偶尔站在阳台上看见一只鸟飞过，心中竟会生出几分羡慕来——至少它还有一棵树可以停靠。
人类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向往高度的执念。从巴别塔的传说到现代摩天大楼的竞逐，从登山者的执念到宇航员的壮举，我们总以为站得越高就离真理越近，离天堂越近。
古人写诗，也爱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些诗句固然豪迈，但细细想来，其中多少带着一些征服者的傲慢。
我们以为登上顶峰就征服了山，站在高处就战胜了低处，却忘了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鸟还是那些鸟，它们根本不在意人类是否登顶，是否俯瞰。
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写过，家宅是人们最初的宇宙，它既是垂直的也是集中的。垂直性让我们有了往上和往下的想象，让我们区分了阁楼和地窖的不同意义。
阁楼是理性的、清醒的、属于白天的空间，而地窖则是深沉的、混沌的、属于夜晚的空间。我想，无论是阁楼还是地窖，无论是十楼还是一楼，都不及一棵树来得实在。
因为树是有生命的，它在生长，在呼吸，在四季的轮回中不断变化着自己的姿态。鸟儿懂得这一点，所以它们选择与树为伴，而不是费尽力气去攀附什么高楼。
从三十楼下来，重新站到地面上，脚踩着厚实的土地，头顶是真实的天空，身边是触手可及的树木和花草，那种悬浮感终于消失了。
真正的“高度”不在于你站在几楼，而在于你的内心能否与这个世界建立真实的连接。鸟儿不需要三十楼的高度，因为它拥有整棵树、整片天空；而我们拥有了三十楼的高度，却常常失去了脚下的根。
那只灰喜鹊又飞回来了，停在离我不远的树枝上，歪着脑袋看了看我，然后自顾自地梳理起羽毛来。
它不羡慕我，正如我不必羡慕它。各得其所，各安其命，这大约就是世间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了。只是人类太容易忘记，总以为别处的风景更好，以为更高的地方离幸福更近。
其实，幸福从来不在高处，也不在低处，而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就像鸟儿的乐园在树枝上，而我们的乐园，也许就在脚下这片土地，在那些被我们渐渐遗忘的、简单而真实的生活里。
回到三十楼，我把窗户打开，让风把那些绿色的波浪送进房间。我大概不会再站在高处去揣度鸟儿的想法了。我会时常下楼，到树下去，听一听鸟鸣，看一看枝叶间漏下的阳光。
毕竟，三十楼的高度我可以随时拥有，而一棵树给予的安宁，却需要我俯下身去，才能真正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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