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威：长江三角洲的米谷消费与米谷市场|广东|广州|江南|米价|米谷市场|苏南|长江三角洲

张瑞威，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和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三种基本的人类欲望：食物、金钱和土地。其著作《米价：18世纪中国的市场整合》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翻译出版，以近代的主要商品大米为例，探讨18世纪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规模。本文节选自《米价》第四章“市场整合与长江流域的粮食生产过剩”，讨论了以苏州为中心的米谷市场在明清时期的运作情况。

主食的选择

在明清时期，大米并不是贫民的主食。在16世纪，学者田艺蘅（大约1570年前后）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贫民主要食用的是小麦、大麦、荞麦、黄豆、黑豆、蚕豆和小米，而不是大米。18世纪的文人也注意到，只有富庶的家庭才以大米为主食。1738年，山东巡抚建议遭受饥荒的江苏省从山东省购买小米和大豆。两江总督那苏图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复道：“江南人民向食大米，杂粮素不惯食。”在一个月后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那苏图进一步指出，山东省的小米和大豆只能在较为贫困的苏北地区出售，因为该地区的饮食习惯与山东省相似。那苏图在这两封奏折中的语气，显示了一种由于苏南地区较为富裕的生活方式而自鸣得意的心态。苏南地区的民众日常消费大米，这体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较为富足。

百姓的消费习惯对于估算明清时期米谷的交易数量十分重要。当全汉昇和克劳斯指出松江府太仓州由于大量土地种植棉花而导致粮食短缺时，这只是事情的一半真相。事情的另一半真相正如上文那苏图在奏折中所暗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百姓种植经济作物，所以普遍比较富有，因而他们以大米而不以杂粮为主食。安部健夫在他关于清代粮食供应的研究中简要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指出，当我们考虑到民众普遍渴望消费更高品质的食物时，大米作为一种身份地位象征的食品，实际上是供不应求的。

此外，大米本身的品种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清代杭州学者沈赤然（1745—1816）指出，在太湖盆地最富裕的地区包括浙江省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以及江苏省的苏州府的民众，普遍认为长江中游地区出产的籼米品种质量太差，难以下咽。他们只食用本地出产的粳米。粳米虽然售价较高，但是口感更佳，品种质量更好。为了全年都能够吃上本地出产的粳米，当地人将粳米去壳，储存在瓷瓮中，并在农历的十二月将瓷瓮埋起来。用这种方式存储的大米称为“冬舂米”。这表明，各地的城市化水平和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决定了民众对粮食的价格和品种质量的选择，因此，我们在讨论粮食的贸易方式时，应该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沈赤然的研究使得我们描述18世纪长江流域的长途米谷贸易成为可能。长江三角洲地区种植的大米品种比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大米品种质量更高。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民众认为本地出产的大米口感极好，但是由于价格太贵，只有富人才能消费得起。江南的普通百姓以长江中游地区出产的籼米为主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富户认为籼米难以下咽，但是长江中游地区出产的籼米的零售价格在经历了长途运输之后，仍然比江南本地出产的粳米价格低廉。因此，我认为长江流域米谷的长途贸易量取决于粳米和籼米二者之间的价格差。当粳米与籼米之间的价格差较大时，长江流域的长途米谷贸易就较为繁荣，反之就会陷入萎缩。

苏州是米谷贸易的交易中心

王业键指出，18世纪中国中部和南部五个大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单一的米谷市场。这五个大的区域包括长江下游地区（即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和四川省）、两淮地区（淮河下游以南和以北的地区）、福建省和广东省。

苏州城几乎与罗马城一样历史悠久，但是在1000年之前，苏州府的大部分地区是低洼的平原和沼泽地。从12世纪开始，苏州的官府才主动与苏州本地的商人一道，将这些土地改造成为肥沃的耕地。因此，有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指出，苏州农业的发展与宋朝的政治变迁是紧密相关的。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迫使宋朝政府南迁至杭州。南宋朝廷将淮河作为其东部地区北方的第一道防线，而将长江天险作为北方的第二道防线。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三个军事重镇是鄂州、建康（明清时期称为“南京”）和杭州。由于政府征收的田赋不足以供应这些军事重镇的士兵，南宋朝廷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大米。南宋的都城杭州从附近的州县输入大米，特别是苏州、秀州和湖州向杭州输入了大量的稻米。

长江流域的粮食贸易在13世纪下半叶开始衰落，这是因为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战事迭起，阻断了交通。随着1276年元军占领杭州，杭州的城镇居民减少，这就降低了杭州对于长距离粮食贸易的需求。元朝将新的都城设在远离长江流域的北京。由于杭州不再需要苏州等地的漕粮供应，于是杭州与苏州之间的粮食贸易走向衰落。川胜守指出，从16世纪晚期开始，长江流域的粮食贸易开始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商业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米长年短缺，因此需要从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大量的米谷。江南地区长途贸易的粮食市场扩大至江西省、湖南省和湖北省，这些省份向江南输出大米。现在的米谷市场中心变成了苏州。与南宋的杭州或明代前期的南京不同，苏州不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是一个商业中心。苏州盛产丝绸和茶叶。苏州从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粮食，从华北地区经由大运河输入棉花。苏州向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和其他城市，输出制成品和奢侈品。从苏州邻近地区来的徽州商人，在这个逐渐繁荣的经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许多的徽州商人寄居在苏州，沿长江和运河流域购买丝绸。徽州商人还直接参与海外贸易。

尽管王业键认为以苏州为中心的中国中南部地区的五个大的区域已经整合成为一个米谷市场，但是他也注意到广东在这个粮食市场中的整合程度较低。王业键指出，苏州与广东之间大米价格的相关系数是0.7。王业键的研究成果与陈春声关于岭南地区在18世纪形成了另一个整合的米谷市场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陈春声认为，以广州作为米谷贸易中心的广东省，虽然从福建省、江西省和湖南省输入大米，但是大部分的大米来自广西，广西的大米通过西江水道输入广东。陈春声估计，每年广西经西江水道向广东输出了300万石的糙米。

如果上述论断正确，那么很可能在两个大区内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整合的米谷贸易市场。这两个市场以苏州和广州为中心，在18世纪均已初具规模。

福建省的泉州府地处苏州府和广州府的中间位置，可以从这两个市场输入大米。王业键认为，泉州府主要是从台湾府输入大米。虽然王业键对于广东省与泉州府之间的米谷贸易量没有进行估计，但是他指出，泉州府与其毗邻的漳州府每年从台湾府输入糙米100万石，而从苏州府输入的粮食额仅为20万石至70万石。这些数据表明，在两个大的区域米谷市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个整合的米谷市场。它包含了漳州府、泉州府和台湾府。但是从贸易量来判断，这个以漳州府和泉州府为中心的米谷市场，其规模相对较小。

长江流域每年的米谷贸易量大约为1000万石，这比广西和广东之间的米谷贸易量要大得多。根据全汉昇和克劳斯的研究，长江流域大量的米谷首先运到苏州府，再分销到江苏省内其他缺粮的府州以及与江苏相近的两个沿海省份：浙江省和福建省。沿长江运到苏州的米谷最远来自西部的重庆，而汉阳府的汉口镇是长江航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年秋天，江南地区的商人就会抵达汉口镇，从汉口镇当地的米商处购买大米。汉口镇本地米商的大米来自盛产米谷的湖北省、湖南省乃至四川省。江南的商人将这些米谷顺着长江运到下游距离苏州城约7里（4公里）的枫桥镇。

1743年，苏州巡抚陈大受的奏折指出了枫桥镇的重要性：

窃照苏郡五方萃处，日用食米，大半借资于外来商贩，……故枫镇河干入栈搬载下船者，无日不有。

陈大受描绘了一幅长江沿岸的繁荣景象，客商在这里寻找本地的买主，或将大米运往其他地区。毫无疑问，位于江南地区的江苏省的城市是最主要的购买者，但是，大量的米谷也被运往浙江省和福建省。

苏州府与浙江省之间的米谷贸易虽然浙江省与长江流域的江西、安徽、江苏三省接壤，但浙江省仅仅从江苏省输入米谷。江西省与浙江省之间的交通往来要经过一段山路。虽然浙江省与安徽省之间有水路相连，但是浙江省与安徽省通过水运连接的却是缺粮而又富庶的徽州府，徽州府依赖经由浙江省运输的粮食供应。只有江苏省拥有充裕的米谷和便利的交通，能够将大米运往浙江省。

江苏省与浙江省通过海岸线与内河相连接。但是为了遏制走私活动，从清初政府就规定，帆船在出海时，不能携带超过50石的自用大米。因此，浙江省不能通过海路从江苏省输入大量的大米。粮食输出的禁令在遭受饥荒时可能会被暂时解除，如1751年，浙江省遭灾缺粮，浙江巡抚永贵专门奏请暂时解除粮食的海禁政策。但是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府州如绍兴和宁波并不贫穷，它们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一份1748年的奏折显示，它们仍然自己生产大米，并且通常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如果绍兴和宁波需要大米，它们似乎可以通过杭州由运河从枫桥镇获得米谷。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这条运输路线漫长而艰难。即使这些府州在灾年需要米谷，它们会上奏朝廷，请求允许粮食临时通过海路运输。在1751年的旱灾中，浙江巡抚永贵上奏朝廷，请求临时从海路输入米谷。永贵指出，通过海路运输米谷，比从内河航路运输米谷的运费更为低廉。

浙西地区主要从枫桥镇输入米谷。米谷通过苕溪或大运河运往浙西地区，主要供应三个商业发达的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在明清时期，由于丝绸的生产，这三个府的民众的财富得以持续增长。生产的丝绸一部分通过广州出口，一部分在苏州被纺织成丝织品。由于十分富庶，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从苏州购买大米，主要是苏州从长江中游转卖而来的籼米。这种米谷贸易的繁盛可由平望镇、南浔镇和长安镇这三个二级米谷市场的发展彰显出来。平望镇、南浔镇和长安镇都位于枫桥镇以南的运河沿线地区。从枫桥镇运往浙西地区的粮食首先向南运到平望镇。在平望镇，部分粮食被卸下，销往附近的嘉兴府。其余的粮食，一部分向西经南浔镇运往湖州府，另一部分向南经长安镇运往杭州府。

官方的文件显示，从枫桥镇运往浙西地区的粮食数额很大，即使浙江的粮食丰收时亦是如此。1751年农历七月，当时浙江省由于遭受旱灾，粮食歉收，浙江巡抚永贵上奏朝廷指出，浙江省即使在丰收的年景，也要从枫桥镇输入二三百万石的大米。在1751年遭灾之时，仅仅一个月之内，就有239000石粮食从枫桥镇运往浙西地区。在次年的农历四月，这一数额达到每天万石。

因此，苏州作为长江流域粮食市场的中心，不仅为苏南地区提供米谷，而且也为浙西地区供应米谷。与之相反的是，从苏州到福建就不存在这样持续不断的米谷流通，这一点我将在下一部分详细展开论述。

苏州府与福建省之间的米谷贸易

福建省沿海的福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内陆的汀州府由于人口密度大，长期面临米谷短缺的窘境。王业键估计，在18世纪中叶，在福建省的12个府中，大约有900万至1000万人口，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居住在以上四个缺粮的府中。这四个缺粮的府不仅人口密度高，而且城市化率亦较高，这些地区的民众“品尝美味佳肴的愿望”十分普遍，这亦加剧了当地的粮食短缺。

的确，很多福建人由于太穷而吃不起大米。1749年，署理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在奏折中写道：“闽省地瓜，贫民赖以接济者十之六七，每斤不过二三文。”1751年，另一位福建巡抚潘思渠指出：“漳、泉贫乏之户，多以番薯为粮，故山地之种番薯者，居其六七。”1752年，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陈弘谋在奏折中指出：“今次加赈，正当番薯杂粮遍地丰熟，价贱耐饱，穷民乐于买食。”

从另一方面讲，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和沿海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漳州府及泉州府两个府的民众比福建省其他府的百姓生活水平更高。他们有能力买得起米谷。然而，福建省从北方内陆地区输入大米十分困难。西北方的江西省是一个著名的产米省份，它与福建省却为崇山峻岭所阻隔。包括闽江在内，没有合适的水路运输能够让米谷从江西翻越大山，运往福建沿海各富庶的州县。因此，福建省和北方两个省的米谷贸易额极其有限，它们之间大部分的米谷贸易是小商贩通过陆路运输进行的。

此外，虽然福建省是沿海省份，但是海运的禁令意味着福建省无法从海路通过江苏省和浙江省输入大量的米谷。由于通航困难，福建省和北部其他省份间非法的米谷贸易量也很小。在蒸汽轮船发明之前，海上交通主要依靠季风。由于季风的风向，帆船可以在秋天从苏州南下，抵达福建省。但是，福建省的米谷短缺时节却是在春季。通常每年福建省最严重的粮食短缺出现在农历二月和三月。从18世纪初开始，福建省的官员们就定期在漳州和泉州将官仓的米谷减价出售，以缓解这两个月的粮食短缺。到了农历四月，随着小麦的丰收，福建本省的米谷供给开始发挥作用。福建省的早稻在农历六月收割，晚稻在农历九月收割。福建省所有的主要米谷种植区都种植双季稻，这些地区包括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以及台湾府。到了农历十月，东北风盛行之时，福建省的米谷市场已经得到了本地充足的米谷供应，不再需要北方各省的米谷。

下文的案例，表明季风和市场周期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1726年农历五月，福建省的米价仍然很高。在漳州府和泉州府，每石大米价格为2.1两至2.3两白银。福建省的粮食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粮价暴涨）是因为福建省的米谷大量地流向了毗邻的广东省潮州府。该年潮州府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粮食颗粒无收。高昂的粮价从潮州府向漳州府和泉州府蔓延，之后传导至福州府。一份官方奏折显示，在农历五月，漳州府和泉州府每天有4万多人到福州府购买粮食。

朝廷同意了福建巡抚毛文铨的请求，命令江西省将15万石大米走山路运往福建省。在一年当中的其他月份，可以将这批大米用船走海路运至福建省，江西省的这批大米先沿长江顺流而下运至苏州，然后运到上海，在上海，这批大米将被转移到出海的大船上面，接着运抵福建省的厦门港。但是这个季节的风向对海运不利，因此福建巡抚毛文铨决定采用交通不便的陆路运输方式，并要求江西巡抚将这15万石米运到闽赣两省的交界处。

闽浙总督高其倬指出，从江西省将米运往福建省，必须经过一段长约70里（约39公里）的山路，将15万石米经山路运往福建省，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高其倬强调了通过山路运输15万石米所要耗费的人力和劳动力：一个挑夫仅能搬运7斗（0.7石）米，因此，为了运输这15万石米，政府需要雇佣214000余名挑夫。虽然这样的运输方式成本昂贵而且速度缓慢，但在灾荒面前，雍正皇帝仍然批准了这个提议。

雍正四年农历六月初，福建省的粮食短缺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遭受极重的旱灾，天气太干燥，导致早稻歉收。在此紧要关头，高其倬提议从浙江省的官仓中，通过海运的方式运输7万石稻谷至福建。但是高其倬海运的建议与毛文铨陆运的想法同样不切实际，因为这时刮南风，不利于船只从北向南航行。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浙江省的米谷都无法由海路运至福建省。

然而，在农历六月的最后12天里，一场持续的大雨化解了福建省的旱情，粮食丰收在望。福建巡抚毛文铨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宣称，这场及时雨是他虔诚地向上苍祈祷所致。福建省的粮食喜迎丰收，粮价在农历七月中旬暴跌，这远早于浙江省可以通过海路运输粮食至福建省的季风时节。在福建省的粮食丰收之前，漳州府和泉州府的大米零售价一度高达每石3.9两至4两白银；在福建省的粮食丰收之后，漳州府和泉州府的大米零售价回落到每石1.7两至1.9两白银的正常水平。福州的米价也急剧下跌，新米的价格仅为每石1.5两至1.6两白银。在江西省和浙江省调拨的米谷运来之前，福建省侥幸地度过了这次饥荒，没有出现饿殍遍野的现象。

雍正四年的农历九月初，浙江省第一艘载着3万石稻谷的船只终于抵达了福建省的厦门港。经由崎岖的山路运输的江西稻米来得更慢一些，直到农历九月初二，仅有1万余石江西稻米运抵福建省。

省际的米谷贸易对于福建省粮食市场波动的应对较为迟缓。与浙江省西部不同，福建省与北方各省的贸易往来并不紧密。福建省与江苏省的贸易往来更加微弱。虽然福建省西部的汀州府确实通过山路从江西省输入了米谷，但是数量极为有限。福建省也从东南亚各国输入米谷，某些年份甚至能高达10万石，然而这并不是常态。相反，福建省的城镇居民主要消费本省出产的米谷。

正如王业键所指出的那样，地处闽江下游的福州府从闽江上游的建宁府、延平府和邵武府输入了大量的米谷；而对米谷需求亦很旺盛的漳州府和泉州府则从台湾府输入米谷。因此，长江中游地区输出的米谷大部分流向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西部。浙江省东部与福建省仅仅在自身遭受严重的粮食歉收时，才与长江中游地区展开米谷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