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书房从来不是一间单纯的屋子。它是灵魂的栖居地,是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场。那些西式的家庭图书馆固然气派,却少了一份中式书房独有的“境”——一种只有浸润在东方文化中才能品出的风雅。
这份风雅,首先落在“名”上。古人筑室必取名,书房名号往往寄托着主人的志趣与品格。刘禹锡的“陋室”,因德而馨;归有光的“项脊轩”,仅方丈之地,却容得下三代悲欢;蒲松龄的“聊斋”,一杯茶、一炷香,聊出了鬼狐世界的冷暖。今人装修书房,购置名贵书柜,却从不为它取一个名字——那间屋子便失了魂。
这份风雅,藏在“物”里。中式书房的陈设有自己的秩序:一张明式画案是主角,四平八稳,简练到极致,却又温润得让人忍不住抚摸。案上必置文房四宝,但笔不是插在笔筒里的,而是挂在笔架上,悬垂如待发的箭。墨不是现成的墨汁,而是一方古砚、一锭徽墨,研墨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宣纸铺开,镇纸压住边角,整张案面就有了张力。案头再放一只青瓷小洗,盛清水以备润笔,水面浮一片铜钱大小的荷叶——这哪里是实用?分明是诗。靠墙的书橱不必玻璃门,而是透棂格,书册横放,卷轴竖插,一眼看去,疏朗有致。角落里置一香几,几上博山炉里青烟袅袅,清芬弥漫,这“物”便活了过来。
这份风雅,离不开“伴”。文人最懂在书房里安置“活气”。窗外种一丛修竹或一株老梅,风吹竹动,疏影横斜,映在窗纸上如一幅水墨。案头养一盆菖蒲,石上清泉为伴,四季常青,不沾俗尘。书房里还要有声音——金鱼在瓷缸里唼喋,鸣虫在葫芦罐里低唱,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最妙的是养一只猫,它慵懒地蜷在书桌一角,陪主人读书到深夜。这些“伴”让书房不再是冰冷的空间,而是一个有温度的生态。
这份风雅,更在“闲”中。西式书房讲究效率,中式书房却倡导“无用”。这里可以习字——铺开宣纸临一帖《兰亭》,笔锋游走间心随笔静;可以品茶——取一把紫砂壶,烫杯、投茶、注水,看叶片在水中舒展如花开;可以抚琴——一床古琴横置,信手弹一曲《高山流水》,弦音绕梁;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圈椅里发呆,看光斑在墙上缓缓移动。古人称此为“消闲”,实则是在忙碌人生中为自己开辟的一角从容。不懂闲的人,进不了中式书房的门。
这份风雅,终究归于“心”。书房的最高境界不是藏书万卷,而是能在此“养吾浩然之气”。关上房门,功名利禄的算计、人情往来的疲惫都被隔绝在外。你可以放肆地赤脚踱步,可以对着一幅画怔怔出神,可以在宣纸上乱涂几笔,不必在意别人评价。正如董其昌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书房,就是那个帮你“脱去尘浊”的所在。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拥有书房,但未必拥有风雅。真正的风雅,不是黄花梨家具堆砌出来的排场,而是懂得在一方小天地里安放自己的精神。这种“懂得”,是千年来浸润在中国文化骨血里的密码——道不破,说不明,却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体会。
一间中式书房,就是中国人留给自己的最后一方净土。这,才是风雅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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