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六点多，我刚从厂里加完班回来，浑身的机油味还没散，腿肚子酸得直打颤。一进门，婆婆就斜靠在沙发上，手里捏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电视里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
“回来啦？快做饭吧，你公公等会儿就回来了，饿着肚子要发火的。”她眼皮都没抬。
我把帆布包往鞋柜上一搁，喉咙发紧。厨房里冷锅冷灶，连水都没烧一壶。我憋着一口气问：“妈，您今儿一天在家，咋一点儿菜都没择？”
婆婆这才慢悠悠地坐起来，手抚着胸口，脸上立马拧出一副苦相：“哎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鼻子，闻着油烟就头晕，去年在医院查出来的毛病，老毛病了。我能咋办？”
我没接话，转身钻进厨房。水龙头哗哗一开，眼泪差点跟着下来。
我叫秀兰，今年四十二，跟丈夫建国结婚整整十八年。我们住在县城边上的老小区，三室一厅，婆婆公公跟我们一块儿住。建国在外地跑长途货运，一个月也回不了几趟家。这个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是我一个人撑着。
要说婆婆这“油烟头晕”的毛病，是从去年秋天才开始的。那阵子我刚被调到流水线上做夜班，下班晚。有一回我七点多到家，婆婆正炒着青菜，锅铲翻得叮当响。我还纳闷呢，平时她可从不沾灶台。结果第二天她就拉着我，神神秘秘地说她去医院看过了，医生说她有“油烟过敏症”，往后做饭这事儿，得辛苦我了。
我当时也没多想，婆婆六十出头，身子骨是看着比同龄人弱些。可这一“病”，就病了整整一年。
最让我憋屈的是上个月，我发了高烧，三十九度多，躺床上动都动不了。建国不在家，我求婆婆煮碗面条。她在门口站了半天，叹口气说：“秀兰啊，不是妈不疼你，妈这身子真不能进厨房。要不你叫个外卖？”
我盯着天花板，烧得迷迷糊糊，心里头那股火苗子，噌地一下就窜上来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洗碗的时候，听见婆婆在客厅跟她妹妹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但厨房和客厅就隔一道帘子，我听得清清楚楚。
“……可不是嘛，我这招高吧？自打我说了油烟头晕，秀兰就再没让我沾过灶台。我跟你说，人老了就得学会偷懒，儿媳妇不使唤白不使唤……哎哟你不知道，我那闺女上回回来，还说我气色比退休那会儿好多了呢，哈哈哈……”
我手里的碗，咣当一声掉进水池里。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都凉了。原来这一年，我起早贪黑地伺候，换来的是她跟人炫耀的“高招”。我站在水池边上，抹布攥得死紧，指甲都掐进肉里。
可我没冲出去闹。我妈从小教我，家和万事兴，撕破脸的事，做不得。
第二天一早，我没声张，照旧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给小姑子打了个电话——就是婆婆电话里提的那个“闺女”。我跟她不远不近地聊了几句，最后“无意”提了一嘴：“妈这油烟过敏的毛病，要不带去市医院再查查？我听说现在有种脱敏治疗，效果挺好的。她这么受罪，我这当儿媳的看着也心疼。”
小姑子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说：“嫂子，我妈啥时候油烟过敏了？上礼拜我回去，她还给我炒了俩菜呢，香得很。”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嘴上还是笑：“哦？许是那天症状轻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车间外头的台阶上，吹了好一会儿风。
晚上回到家，我没做饭。我从菜场拎了两个卤肉夹馍，一个塞给公公，一个自己啃。婆婆站在厨房门口，脸色变了又变：“秀兰，今晚不做饭啊？”
我抬头，笑得特别诚恳：“妈，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跟主任请教了一下您这病。主任说她姨妈也是这毛病，后来去市三院做了脱敏，半年就好了。我都打听好了，下周三我请假，带您去看看。咱不能让您一直这么受罪啊。”
婆婆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她嘴唇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来。
打那天起，奇了，婆婆的“油烟过敏”竟慢慢好了。她不再躺沙发上扇蒲扇，开始择菜、煮饭、烧汤。有时候我下班晚，进门就闻见一锅排骨汤的香味儿。
我们娘俩谁也没再提那通电话，也没再提脱敏治疗的事。
后来有一回，建国回家，饭桌上夸他妈做的红烧肉好吃。婆婆夹了一筷子肉到我碗里，眼睛没看我，轻轻说了句：“秀兰这一年，辛苦了。”
我低头扒饭，眼眶有点热。
人这一辈子啊，跟谁过日子都不容易。婆媳之间，有时候不是非得争个谁对谁错，留点面子，给彼此一个台阶下，日子才能往下走。我婆婆不是坏人，就是人老了，想偷个懒，被我戳破了，她也知道羞。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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