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初，在赣东北苏区的重溪地区，一支衣衫褴褛、满脸疲惫的队伍经过四个月的死命拼杀，终于与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红军会师。
方志敏
不久，中革军委一纸电令传来，这支部队被并入新成立的红十军团，其独立番号就此取消。
这支队伍，就是红军十个军团里第一个撤销编制的红七军团。它只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却在红军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巨大的牺牲和悲壮的远征，书写了一段令人慨叹的历史。
红七军团诞生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炮火声中。
1933年10月28日，为适应战争需要，中革军委以闽赣军区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然而，由于持续作战消耗，各师远未满员，装备也十分简陋。军团活动的区域主要在闽西北和赣东北一带，承担着策应主力作战的任务。
这个军团的指挥层相当年轻。
军团长寻淮洲走马上任时只有21岁，是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之一。他参加过秋收起义，从井冈山一路打出来，头脑灵活，擅长游击和运动战，深得基层官兵信赖。政委乐少华是留苏回国的干部，在部队里拥有最终决定权。参谋长是日后名震天下的粟裕，他冷静沉着，对战局有着敏锐的判断。政治部主任刘英，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
如果一直担任偏师策应，红七军团或许不会覆灭得那么快。可局势的恶化，把它推向了最危险的风口。
1934年夏，中央苏区缩小到仅有几个县，红军主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为了隐蔽意图、调动敌军，中革军委决定派一支部队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朝老蒋的腹地插去，吸引并拖住国民党军队。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落在了红七军团头上。
当年7月6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边挺进。临行前，部队得到一些人员补充，总兵力约六千余人，但枪支只有三千多支，许多人背着大刀和梭镖。
红七军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携带了一百六十多万份宣传品，挑子、驮子一大堆，行军速度被严重拖累。
《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痛心地写道：
“这实际上是把红七军团当作了一支宣传队，忽视了它的作战任务。”
踏上征程的红七军团，像一块磁铁，孤身插入敌后。
他们渡过闽江，直指福州，在城郊与优势敌军展开激战，一度攻入市区，虽然最终不得不撤离，但这次攻打省城的行动，让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慌忙从围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兵回援。此后，部队转战于桃源、罗源、穆阳等地，一路战斗，一路宣传。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几乎没有休整的机会。
粟裕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极度疲劳，不少人走不动了，坐下就起不来，有的战士就这么倒下去牺牲了。”
这样的困苦行军，却死死拖住了国民党军约二十个师的兵力，为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封锁线、开始长征，减轻了极大的军事压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史》对此明确评价：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起到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的作用。”
然而，胜利的牵制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四个月不停歇的奔走战斗，让红七军团迅速减员。打福州时的伤亡，沿途的激战，再加上伤病员难以安置的非战斗减员，当1934年11月初终于抵达闽浙赣苏区重溪地区时，出发时的六千余人，只剩下三千多人，且都处于体力透支的边缘。
红七军团
到达苏区后，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的电令，红七军团与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红七军团原来的部队被缩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降任师长，乐少华仍任政委。红十军团继续举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由刘畴西任军团长，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从此，红七军团的番号正式成为历史。
番号的消失，表面看是整编，背后却是无法承受的消耗和深刻的战略失误。合编并没有带来转机。
不久，红十军团在谭家桥地区遭遇王耀武部补充第一旅等敌军的猛烈攻击，因为兵力部署失当、指挥配合不协调，最终惨败。寻淮洲亲临前线指挥，腹部中弹，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3岁。
粟裕在回忆录里沉痛地说：
“寻淮洲同志是红军中年轻有为的优秀指挥员，他的牺牲是重大的损失。”
随后，红十军团主力在撤回赣东北途中，于1935年1月被重兵合围在怀玉山地区。天寒地冻，弹尽粮绝，方志敏、刘畴西等主要领导人相继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
就这样，原红七军团的老底子，除了粟裕率领先头部队果断突出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外，绝大部分血染怀玉山，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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