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傅传作回家，一推门就看到饭桌上摆着两只整整齐齐的烧鸡。
这事儿不对劲。
家里一向吃得简单。
他自己节俭，夫人也不是讲排场的人。
做顿鸡汤也得过节才有的事，何况是两只烧鸡，摆得还挺讲究。
他皱了眉，问厨房的人：“这谁做的？”
炊事员赶紧摆手：“不是我们做的，是别人送来的。”
傅传作的脸当场就拉下来了。
他没多说一句话，只留下一句：
“我是买不起烧鸡吃吗？”
然后就让人原封不动地把烧鸡退了回去。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
但在那会儿，能把一顿烧鸡的事儿闹到要调查来源的，将军里大概就傅传作一个。
那时候是1950年代初，他刚刚从西南战区调回北京，工作调动频繁，任务繁重。
可无论到了哪，他总是那副态度：别人能接受的“人情”，他不收；别人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照顾”，他不照顾。
说起来，他这脾气也不是一天养成的。
傅传作出生在1914年，湖北石首一个普通农家。
家里穷，母亲早逝，父亲靠种几亩薄田养活五口人。
小时候，他最怕的是看见米缸见底。
他说过一句话：“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天能吃饱三顿。”
13岁那年，土地革命刚开始。
他看到很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站在街口喊口号、贴传单，心里头就痒。
没多久，他也加入了少年儿童团，后来又进了少年先锋队。
再后来，16岁，正式加入红军。
那年是1930年。
红军刚刚在南方建立根据地，到处打游击。
他跟着部队转战湖北、江西、贵州，有一段时间，靠吃树皮野菜过活。
最难熬的是龙山战役，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
伤得重，领导下令抬他走。
他死活不肯，说：“我能走。”
结果走到半路就晕了。
那时候翻雪山，几百人一个队伍，担架根本不够用。
原来4个人轮着抬他，后来换成8个人。
路难走，雪又厚，累得人喘不过气来。
傅传作躺在担架上，眼泪一直掉。
他说不是疼，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我不能给部队添麻烦。”
这话让人听着心里发热。
1935年他当上了营长，再后来当团长，打了不少仗。
可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兵。
每次调职，他都自己走路，东西也不让人帮忙拿。
有人说他是“老古板”，他也不争。
1949年，解放了。
他调到西南军区，负责部队整编。
那时候很多人找上门来，求他帮忙安排子女参军、调动工作。
他一概不理。
有一次，连炊事员也开口了，说自家孩子想当兵，问他能不能“批个话”。
他听完，只说了一句：“你是我老伙计，但这事我不能答应。”
这事儿后来传开了。
有人说他太死板，也有人佩服他清白。
可真让他发火的，还是那次“四条烟”的事。
那是七十年代末，他从四川调回北京。
四川有种黑烟，是当地特产，味道像雪茄。
他在成都时抽过几次，觉得挺解压。
回北京后买不到了，就写信托老部下帮忙留意一下。
没想到，成都那边的一个领导听说了，直接让人送了四条黑烟到北京。
还特意嘱咐：“首长爱抽这个，我们送点儿，别收钱。”
烟还没打开，傅传作就黑了脸。
“不花钱的烟我不抽！”
当场把烟退了回去。
他说：“我只是说想抽，又不是要人送。
哪能随便拿人东西。”
后来那位送烟的人也挺尴尬，说自己是好心。
可谁也没想到，会被这么直接拒绝。
傅传作的生活一直很简单。
他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家，贴补年迈的父亲和残疾的叔父。
二十多年没回过老家，直到解放后才重新联系上。
知道家里连房子都塌了一半，他也没找组织开口，只是默默寄钱。
他觉得，家里的事就该自己解决。
傅传作身体不太好，常年肝病，可他工作一忙就忘了吃药。
疼得厉害时就吃几片止痛片。
等到真去医院检查，已经是晚期肝癌。
1982年夏天，他走了。
临终前没留什么遗言。
只是把工作安排得清清楚楚，给秘书叮嘱了几句：“不要给我办特殊丧事。”
火化那天，北京天气很热。
几个老部下守在灵堂外，说了一句话：
“傅老一辈子，没给谁添过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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