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五四”运动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引燃导火索的是大总统|北洋政府|大总统|巴黎和会|林长民|段启瑞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华民国时任大总统为徐世昌。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1855年10月23日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年轻时结识袁世凯、遂为至交。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为袁世凯的谋士，受到信任与尊重，袁对其言听计从、称之为兄。据说，维新运动时，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就是徐世昌的主意。

小站练兵。清朝末年，由于在跟外国军队的战争中每战必败，李鸿章便开始派人以德国陆军的操典编练军队。袁世凯接手操练后，将军队进行了扩编改造，全部以洋枪洋炮武装。徐世昌当时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袁世凯。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训练营地在天津东南70里，是大沽以西的第5个驿站、军士习惯称之为“小站”，故这段历史被称“小站练兵”。袁世凯在这里训练出来的部队，就是历史上的北洋军队。其中的佼佼者，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及至后来，被清廷解职的袁世凯重新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背后导演据说也都是徐世昌。

袁世凯去世后的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时当选。当时，“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于是身为一介文人的徐世昌就成了“理想人选”。

徐世昌是北洋政府的第一位文治总统，其总统之位的是否稳固、实际决定于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但徐世昌并不甘心做段的傀儡，他另辟蹊径、希望借助舆论，动员和凝聚各种社会资源、民间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势力。

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段祺瑞在外交上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而美、英、法诸国则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持续下去，于是，徐世昌希望各种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相互制衡、从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为此，他特地于1918年12月中旬、在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为事务长，并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然而，梁启超到达欧洲后，意外得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和日本签下密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1919年3月11日，梁启超将密约电报发给徐世昌。

徐世昌收到后，考虑到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不宜过早暴露，于是就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其内容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后，举国震惊。

当时，为了配合政府外交，汪大燮、林长民等还组织领导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等民间外交活动团体。4月24日，梁启超在巴黎得到消息：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将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于是，梁启超急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和约。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连夜起草三份文件：一份致电巴黎和会四国首席代表威尔逊等人，要求“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一份致电中国代表陆征祥等人，“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另一份是《外交警告国民书》，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外交警告国民书》一文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之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民众随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的国内警告电多达7000多封！

5月2日，作为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北大校长蔡元培，召集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转告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人所在的校内学生团体做出决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集体罢课示威；并通电全国，呼吁各界罢工罢市、抵制日货。

当天，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拒签电稿也已呈送徐世昌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但是，林长民的一位老乡透露消息说，国务总理钱能训已密电代表团签约（另有说法称，钱能训也反对和约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