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百味人生说尽人间冷暖,欢迎来到乡音讲故事,今天的内容是,书生赶考骑驴,驴死了,他背着驴皮去考试,竟然中了。

老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人世间的缘分呐,有时候不在人身上,倒在一只牲畜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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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儿要讲的这段奇事,出在青山镇往北五十里的柳河村,主角是个穷得叮当响的赶考书生,和一头瘸了一条腿的老驴。这驴活着的时候,他骑了整整三年;这驴死了以后,他又背了整整一路。人人都笑他读书读傻了,背着一张臭驴皮进考场,可谁也没想到,那张驴皮上写的字,让主考官当场拍案——点了他的头名解元。

话说青山镇北边五十里,有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名叫柳河村。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散落在柳河两岸,家家户户种几亩薄田,土里刨食,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柳河的水从西边的老鹰岭上流下来,清冽甘甜,河边的柳树都有上百年的岁数了,树干粗得要两个成人才能合抱,枝条垂到水面上,随风摇曳,像一排老人在河边梳洗满头白发。村口有一座石桥,是清朝乾隆年间修的,桥墩上长满了青苔,桥面的石板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得光滑如镜。每到傍晚,村里人吃了饭就聚在桥头的大柳树底下乘凉聊天,东家长西家短,说说今年的收成,讲讲外面的新鲜事,日子虽然清苦,倒也其乐融融。

柳河村最东头,挨着山脚有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离最近的一户邻居也有小半里地。这屋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条小溪旁边,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在屋后汇成一个小小的水潭,潭边长满了野薄荷和水芹菜。屋子是土坯墙,年深日久,墙面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裂了好几条大口子,冬天灌风夏天漏雨。茅草屋顶长满了青苔和野草,一到秋天,屋顶上的狗尾巴草就抽出一蓬蓬毛茸茸的穗子,在风中摇来晃去。窗户纸早就破了,没钱买新的,就用几张旧报纸糊着,报纸被风吹日晒,已经黄得看不清字了。院墙是用石头随便垒的,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墙头上长满了仙人掌和杂草。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有一口石井,井水冬暖夏凉。这屋里住着个年轻书生,姓孟,单名一个彦字,表字文清,今年二十有三。

孟彦祖上据说也阔过,他太爷爷那辈出过一个举人,在邻县做过一任县丞,管过钱粮,断过官司,在那一带也算是个人物。可后来家道中落,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他爷爷那辈,就只剩下十几亩薄田了。他爷爷是个老实人,不懂经营,被人骗了几回,田产又折了一半。到了他爹这一辈,就只剩三间破屋和几亩薄田了。他爹孟老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读书识字,将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他常说,咱老孟家祖上也是出过举人的,不能到我这一辈把香火断了。

为了供儿子念书,孟老根把家里仅有的两亩水田卖了一亩半。那两亩水田是柳河边上最肥的一块地,插秧的时候水都不用挑,直接用柳河的水灌进去就行,种出来的稻子颗粒饱满,是孟家几代人的命根子。卖地那天,孟老根在地头站了很久,蹲下来抓了一把泥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眼睛红了,但他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他又跟亲戚借了一笔钱,把孟彦送到青山镇上的私塾里读了十年书。这十年,孟老根起早贪黑地给人扛活——春天帮人耕田,夏天帮人割麦,秋天帮人收稻,冬天帮人劈柴。他还会上山挖草药,什么党参、黄芪、柴胡、五味子,他都能认出来,挖回来洗净晒干,卖给镇上的药铺。他的手常年被草药汁液浸泡,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黑褐色。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才勉强把束脩和笔墨纸砚的钱凑齐。老头子的腰累弯了,头发也早早白了,才五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好几。可每次看到儿子捧回来的字纸,脸上就笑开了花,把那些字纸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

孟彦的娘也是个苦命人,姓刘,是邻村刘家庄的人。她嫁给孟老根的时候才十八岁,人长得秀气,又勤快又能干。这些年为了供儿子读书,她也是拼了命地操持。家里的鸡下了蛋她舍不得吃,攒起来拿到镇上去卖钱给儿子买纸笔;冬天棉袄里的棉花都结成块了,她拆开来重新弹松,给儿子续了一件新棉袄,自己的那件照旧穿着结了块的旧棉花。孟彦每回从私塾回家,他娘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是把粗粮磨得细一些,多放一勺猪油,煎出来的饼子香一些。孟彦在灯下读书读到深夜,他娘就在旁边做针线活陪着他,油灯里的油熬干了,她就添上一勺,再熬干了再添,一直陪到孟彦上床睡下。

孟彦也没有辜负他爹娘的期望。在私塾里,他的功课一直拔尖,先生姓郑,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他最器重的就是这个穷学生孟彦,说他文章有风骨,字也写得好,一手小楷端正清秀,有几分颜体的味道。老秀才常说,文清啊,你这文章里有股子正气,不是那种浮华靡丽的东西,是真真正正读了圣贤书之后自己消化了吐出来的。你只要坚持下去,将来必成大器。十八岁那年孟彦中了秀才,在青山镇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读书人了。报喜的人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柳河村的时候,孟老根激动得双手发抖,捧着那张喜报看了又看,虽然一个字也看不懂,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他转身跑到祖坟上,跪在孟彦太爷爷的坟前,又哭又笑地说,老太爷,咱家又出秀才了。

可秀才毕竟只是个秀才。按大清朝的科举制度,秀才只能免徭役、见官不跪,不能当官,也不能吃皇粮。要想真正出人头地,还得参加乡试考举人。考中了举人,那才算是真正踏入了仕途的门槛——可以参加会试考进士,也可以直接授官,外放个知县、教谕什么的。可乡试三年才考一回,考场在省城,光路上来回就得走一个多月,加上在省城的食宿花销,少说也得四五十两银子。四五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在柳河村,一亩上好的水田也就卖二十两银子。这笔钱对于孟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孟彦等了三年又三年。头一个三年,他爹说再攒攒;第二个三年,他爹又说再攒攒;第三个三年——今年,他二十四岁了,和他同岁的人孩子都能放牛了,他连个功名都还没有。眼看着同窗们一个个去了省城赶考,有的中了举人衣锦还乡,骑着高头大马、戴着大红绸花被衙役们前呼后拥地送回村里来;有的落了榜却也见了世面,回来之后眼界开阔了不少,说话办事都跟从前不一样了。只有孟彦,年年算着手里的钱,年年都差一大截。他不是没想过别的出路——去大户人家当个账房先生,凭他的学问和一笔好字,一个月也能挣个三两五两银子;或者开个私塾收几个蒙童,在青山镇上租间房子,教孩子们念《三字经》《百家姓》,也能混口饭吃。可他又不甘心,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就这么放弃了?他爹卖了田供他念书,他娘熬干了眼睛陪他熬夜,他就这么半途而废了?每回想到这些,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那堆破旧的经史子集发呆,一坐就是一整天。

今年又是乡试之年。消息从省城传到青山镇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柳河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河里的水涨起来了,清凌凌地流淌着。孟彦去镇上赶集的时候,在茶馆门口看见了省城学政衙门张贴的告示,上面写着今年的乡试定在八月初八,各地的秀才即日起可以报名。他站在告示前面看了很久,旁边几个富家公子打扮的秀才也在看告示,一边看一边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去省城的路怎么走、住哪家客栈好、要不要带个书童伺候笔墨。孟彦听了,默默地转身走了。回到家里,他数了数家里的积蓄——床底下那个破瓦罐里,零零碎碎加起来,拢共只有四两三钱银子。这是他爹去年冬天给人家扛活、他娘卖了三只老母鸡攒下来的全部家当。四两三钱银子,别说去省城赶考了,连路上的干粮都不够买。

他把瓦罐放回床底下,坐在门槛上,望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发愁。槐花正开着,一串串白花花的挂满了枝头,蜜蜂嗡嗡地围着飞舞。春风暖暖地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潮气和泥土的芳香。可孟彦心里头却是一片冰凉。他想起了十年前,他爹把他送到镇上私塾门口的那天,老人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娃儿,好好念书,爹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如今十年过去了,他爹的锅也砸了,铁也卖了,可他还是个穷秀才。

就在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叮叮当当的,由远及近。孟彦抬头一看,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一头灰不溜秋的毛驴,慢悠悠地沿着土路往他家走来。那人穿着一件灰布短褂,腰间扎着一条布带,脚上穿一双千层底布鞋,头上戴一顶遮阳的斗笠。驴背上搭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随着驴步一晃一晃的。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舅舅孙老六。

孙老六是孟彦娘的亲弟弟,邻村孙家庄的人,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精瘦精瘦的,皮肤被风吹日晒成了古铜色。他脸上最有特点的就是那两撇八字胡,又黑又浓,说话的时候胡子一翘一翘的,看着就精明。他常年赶着驴车走村串乡收山货、贩药材,春天收笋干木耳,夏天收草药,秋天收核桃板栗,冬天收皮货。青山镇方圆百里的村子他跑了个遍,哪家的山货好、哪家的药材真,他闭着眼都能说出来。他这人嘴皮子利索,脑子活泛,做买卖从不吃亏,在十里八乡也算是个能人。他膝下无儿无女,把外甥孟彦当半个儿子看,每回来柳河村都要到姐姐家坐坐,捎点东西。

孙老六把驴拴在院里的老槐树上,从驴背上卸下一个麻袋,掏出一包红糖、一包干枣和一串晒干的山蘑菇,放在灶台上。他姐姐——孟彦的娘——赶紧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碗凉茶。孙老六咕咚咕咚喝了半碗,擦了擦嘴角的茶水,看见外甥愁眉苦脸地坐在门槛上,就问他怎么回事。

孟彦把赶考缺钱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他说话的时候低着头,手指抠着门槛上的木纹,声音越说越低。孙老六听了,放下茶碗,捋着那两撇八字胡沉吟了半天。屋外的槐花被风吹落,纷纷扬扬地洒在院子里,像下了一场小雪。孟彦的娘在旁边听着,偷偷地用围裙角擦了擦眼角,转身去灶台边假装忙活。

最后,孙老六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拍了拍那头老驴的脑袋。那头驴抬起头来,用鼻子蹭了蹭他的手。这头驴孙老六养了七八年了,当年是他从牲口市上花三两银子买来的。那时候这驴才两三岁,毛色灰亮,牙口整齐,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如今七八年过去了,驴也老了,毛色灰败,牙也磨平了好几颗,左后腿还有老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已经跑不动远路了。可这驴脾气温顺,从来不尥蹶子不咬人,走得虽慢却稳当,孙老六一直舍不得卖。

“文清啊,”孙老六开口了,声音有些低沉,“你舅舅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这些年做小买卖赚的也就够个温饱。帮你凑盘缠,我实在是拿不出来。”他顿了顿,又拍了拍驴脑袋,“这头驴跟了我七八年了,虽说老了些,腿也瘸了一条,可走得稳当,脾气温顺。你把它骑去省城,好歹省了脚力。从这里到省城七八百里路,要是走路去,脚底板都得磨烂。骑着它,能快一半的时间。到了省城要是实在没盘缠了,把它卖了也能换几两银子应应急。”

孟彦一听,赶紧站起来推辞:“舅舅,这怎么行!这是你吃饭的家伙,你把它给我了,你以后怎么跑买卖?不行不行,我不能要。”

孙老六摆摆手:“家里还有一头壮驴呢,是去年新买的,牙口好力气大。这头老的本来也打算卖了,贩药材用不上两头驴。卖给别人还不如给外甥用,好歹它还能帮你驮一段路。”他说着,把驴缰绳从树上解下来,塞到孟彦手里。那缰绳被孙老六的手掌磨得油光发亮,握在手里温润如玉。

孙老六又拍了拍那头老驴的脑袋,凑到驴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孟彦站得近,隐约听见他说的是:“老伙计,这是我外甥,要去省城赶考。你路上好生驮着他,别使性子,别偷懒。到了地方他要是实在没辙了,把你卖了你也别怨他。你跟了我七八年了,最后一趟差使,咱爷俩的情分,就托付给你了。”

老驴打了个响鼻,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咕噜声,像是在回应。它转过头来,用那双温顺的大眼睛看了看孟彦,又看了看孙老六,然后低下头去,用鼻子在孟彦的手背上轻轻蹭了一下。那一下蹭得很轻,轻得像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可孟彦的手背上传来一股说不出的温热感,顺着手指一直传到心里。

孟彦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他谢过舅舅,把驴牵到屋后的小溪边,给它喂了些草料和水。这驴吃东西的样子也斯文,不像村里那些骡马那样狼吞虎咽,而是一口一口慢慢地嚼,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孟彦,像是在打量这个新主人。孟彦蹲在它旁边,仔细看了看它那条瘸腿——左后腿的膝盖上有一道旧伤疤,像是被石头磕的,已经长好了,可膝盖弯曲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来不太灵便。他又摸了摸驴耳朵后面,发现那里的毛特别软,像兔毛一样。

当天晚上,孟彦就开始收拾赶考的行装。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换洗衣裳,一件打了补丁的长衫,一方缺了角的旧砚台,两支快秃了的毛笔,一叠写满了八股范文的稿纸,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四书章句》,还有那四两三钱碎银子,用一块蓝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塞在包袱的最底层。他娘给他烙了一摞杂粮饼子,用粗布包好,又往包袱里塞了一小罐自己腌的咸萝卜条。他爹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抽着旱烟,看着儿子忙前忙后,闷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考上考不上不打紧,平安回来就中。”说完就起身扛着锄头下地了。走到巷口的时候,孟彦看见他爹的脚步比平时慢了许多,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很长。

孟彦的娘站在灶台边,背对着他,一直在抹眼泪。她没让儿子看见自己哭,可肩膀一抖一抖的,任谁都看得出来。孟彦走过去,从后面抱了抱他娘,他娘转过身来,紧紧抓着儿子的手,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可嗓子眼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路上小心,别饿着。”孟彦点点头,眼眶也红了,他赶紧低下头,怕他娘看见。

那天晚上,孟彦躺在自己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月光皎洁,槐树的影子投在窗户纸上,随风晃动。远处柳河的水声隐隐约约地传来,像一首古老的催眠曲。他想着舅舅的好意,想着爹娘的期盼,想着此去省城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心里又是感激又是忐忑。他听见院子里那头老驴打了个响鼻,蹄子在泥地上刨了两下,然后安静下来。他忽然觉得,有这头驴陪着,好像也不是那么孤单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孟彦就起来了。东边的天际才泛出第一缕鱼肚白,柳河村的公鸡刚开始打鸣,村子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晨雾中。他娘比他起得更早,已经在灶台边忙活了——她把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浓浓的鸡汤,又烙了几张白面饼子。白面是过年才舍得吃的,平时都是吃杂粮面。孟彦看着那锅鸡汤和那叠白面饼子,鼻子一酸,知道这是他娘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他默默地喝了两碗鸡汤,把饼子用布包好放在包袱里,然后穿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背上包袱,走出了家门。

他爹已经等在院子里了,手里拿着一个用红绳编的小挂件,是当地保平安的“平安结”。他爹把这个平安结系在驴辔头上,粗糙的大手笨拙地绕了好几圈才系好。他拍拍驴脖子,对儿子说:“路上小心,到了地头给家里捎个信。”孟彦点点头,给爹娘磕了三个头,然后翻身上了驴背。他骑驴的技术并不好,上去了摇摇晃晃的,差点滑下来,逗得他娘破涕为笑。

那头老驴稳稳当当地迈开步子,沿着村里的土路往村口走去。孟彦回头望去,看见他爹他娘并肩站在院门口,晨雾在他们身边缭绕,他娘还在朝他挥手,他爹站得笔直,手里还握着那杆旱烟。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最后一串槐花在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跟他道别。他转回头来,握紧了缰绳,望着前方蜿蜒的山路,心里暗暗发誓——这一回,一定要考出个名堂来,不能让他爹的腰白弯了,不能让他娘的眼白望了,不能让他舅舅的心意白费了。

从柳河村到省城,少说也有七八百里路。按当时的官道走,要从青山镇出发,经过青石关、白河渡、望岳驿、黑松林,一路上要翻三座大山、过两条大河。孟彦虽然是个秀才,可从小在村里长大,最远也只到过青山镇,再远的地方只在书本上见过。他骑着驴慢慢走,也不催它,老驴走得虽慢,可一步一个脚印,稳当得很。他一边走一边把驴背当书案——驴背宽厚平坦,把稿纸摊在驴脖子上,一手按纸一手握笔,遇到好句子就记下来。更多的时候,他掏出那叠写满了八股范文的稿纸,摇头晃脑地背诵。他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引得路边的鸟雀叽叽喳喳地应和。

那头老驴也怪,每当孟彦背到精彩处,它就放慢脚步,耳朵向后转,像是在认真听。有一回孟彦背到《论语》里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那老驴忽然停住了脚步,转回头来看了他一眼,打了个响鼻,然后才继续往前走。孟彦觉得这驴真是通人性,笑着拍了拍它的脖子。

走了三天,孟彦发现这头老驴比他想象的要灵得多。它认得路——每回走到岔路口,它不用孟彦拉缰绳就知道往哪边走。孟彦起初还没发现,以为是驴随便走的,可走了两三天之后他注意到一个规律:每到岔路口,驴就会放慢脚步,左右看看,然后毫不犹豫地选一条路走。他试着跟它对着干,有一回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老驴往左走,他故意拉缰绳让它往右。老驴站住了,四条腿像钉在地上一样,任他怎么拉缰绳都不动,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叫,声音又急又响。孟彦觉得奇怪,就顺着它走的方向去了,结果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看见路边有一个驿站,门口挂着指路牌,上面写着“往省城官道——由此向北”。他这才明白,舅舅这些年在外面跑买卖,这头驴大概跟着走了无数趟这条路,早就烂熟于心了。

更让孟彦啧啧称奇的是另一件事。第四天晚上,他在路边一座破庙里借宿。那庙年久失修,神像上的彩绘都剥落了,香炉里长出了野草。他把驴拴在庙门口的石柱上,自己在庙里找了个避风的角落,点了一盏小油灯,把写满八股文的稿纸摊在地上温习。他念到《大学》里“格物致知”那段,反复琢磨其中的义理,嘴里念念有词。念到一半困了,头一歪靠在柱子上就睡着了。油灯的火苗跳了几下,自己熄灭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老驴不知什么时候挣脱了缰绳,走进了庙里,正低着头,用鼻子在那叠稿纸上蹭来蹭去。那样子不像是在乱闻,倒像是在读上面的字——它从第一行蹭到最后一行,一行一行地蹭过去,鼻尖沿着文字的排列缓缓移动。孟彦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驴闻到了稿纸上残留的面饼味道,把稿纸收起来继续赶路了。

可后来好几回,他发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现象。他背书的时候,偶尔会背错一两个字,或者把两段内容接错了顺序。每到这时候,那头老驴就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朝他叫两声,叫声又短又急,像是在提醒他。孟彦一开始以为是凑巧,可后来专门试了几次——故意把“子曰”背成“孟子曰”,老驴果然又停下来叫了。他又试着背了一段完全瞎编的文章,老驴直接站住不走了,转回头来,用那双温顺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在责备他。孟彦惊得差点从驴背上摔下去。他心想,一头驴怎么可能听得懂四书五经?这也太邪门了。可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信。他下了驴,走到驴面前,仔细端详它的眼睛。那驴的眼睛又大又圆,眼睫毛长长的,瞳仁里映着他的脸。那眼神,跟普通的牲口不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沉和通达,像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什么都懂,只是说不出来。

孟彦心里头隐隐觉得这驴不简单,可到底哪里不简单,他也说不上来。他没往深处想,继续赶路。

走了七八天,前面横着一条大河,名叫白河。白河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条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之间没有桥,全靠渡船来回摆渡。渡口有一棵歪脖子老柳树,树底下摆着几张破旧的板凳,供等船的人歇脚。渡口的船家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艄公,须发皆白,撑了一辈子渡船。他看见孟彦骑驴过来,远远地就喊:“书生赶考去?今儿个是末班船了,快上来,再晚就得等明早了。”

孟彦赶紧牵着驴上了渡船。船上已经坐了几个人,有挑担子的货郎,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妇人,还有两个也是赶考打扮的年轻秀才。那两个秀才一个穿青衫一个穿蓝衫,都带着书童挑着书箱,派头十足。他们看见孟彦牵着一头瘸腿老驴上了船,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意。青衫秀才摇了摇手里的折扇,对同伴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孟彦装作没听见,把驴牵到船舷边站好,自己靠着船舷,望着滔滔河水出神。

老艄公把船撑离了岸,渡船在河面上缓缓前行。河水碧绿,深不见底,河面上吹来的风带着水草的气息,凉爽宜人。老艄公一边撑船一边打量着孟彦和他的驴,看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后生,你这驴多大了?”

孟彦说不知道,是舅舅给的。

老艄公摇摇头,指了指驴蹄子:“你看它的蹄子,磨损得厉害,牙口也都磨平了。这驴少说也有十岁了,算是老驴了。你这后生倒也实在,不嫌它老。”

孟彦摸摸驴耳朵,笑着说:“老就老吧,它走得稳当,比我自己走强多了。”

老艄公嘿嘿一笑,不再说话,继续撑船。船到了对岸,孟彦牵着驴下了船,沿着官道继续往北走。

又走了十来天,地势越来越平坦,村庄越来越稠密,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多了。挑担子的、推独轮车的、赶马车的、骑驴骑骡子的,官道上络绎不绝。路边隔不远就有一个茶棚或饭铺,供过往行人歇脚打尖。孟彦舍不得花钱进茶棚,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啃他娘烙的杂粮饼子。饼子啃完了,就着咸萝卜条咽下去,也能顶一顿。有时候运气好,路边有野果树,他就摘些野果充饥。

终于,在离开家半个月之后,孟彦看见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灰黑色的城郭轮廓——省城到了。他骑着驴进了城门,眼前的景象让他这个乡下书生大开眼界。省城的街道又宽又直,两边全是两层楼的店铺,挂着各色招牌和幌子,卖布的、卖粮的、卖药的、卖书的、卖吃食的,应有尽有。街上行人摩肩接踵,有穿绸缎的富商,有穿官服的衙役,有挑担叫卖的小贩,有坐在轿子里的官家太太,有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官,还有不少和他一样穿长衫背书箱的赶考秀才。人声鼎沸,马嘶驴鸣,热闹非凡。

孟彦找了好几家客栈,最便宜的一晚上也要五十个铜板。他算了一下,身上的钱除了要付客栈的房钱和饭钱,还得留出在省城这些日子的吃用,笔试试卷的费用,笔墨纸砚的开销,以及考完试等放榜期间的生活费。他现在只剩下三两多银子了,这点钱在省城这个地方简直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眨眼就没了。他只好不断往城边上走,越走越偏,最后在城南一条窄巷子里找到了一家叫“悦来客栈”的小店。说是客栈,其实就是一户人家的后院,用木板隔成了四五间小屋子,每间屋子只有一张床板、一张破桌和一把三条腿的凳子。窗户对着隔壁饭馆的后厨,从早到晚都是油烟味和泔水味,熏得人脑仁疼。可房钱便宜,一天只要十个铜板,还包一顿早饭——虽然那早饭只是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和半个杂粮窝头。孟彦咬咬牙,交了十天的房钱。

住下来之后,孟彦把驴牵到客栈后院,那后院其实就是个搭了草棚的空地,地上堆着些破瓦罐和柴火。他把驴拴在一根木桩上,喂了些草料,又打了桶水给它喝。可那老驴的精神明显不如路上好了,它趴在干草堆上,鼻子干巴巴的,眼睛半闭着,喂它草料它也不吃,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喝两口水。孟彦以为它是路上走累了,心想让它歇几天就好,也没太在意。

可第二天,老驴连水都不喝了。它趴在草棚里,一动不动,呼吸又浅又急,肚子微微起伏着。孟彦急了,摸了摸驴耳朵——冰凉冰凉的,又摸了摸驴鼻子——干得起了皮。他赶紧掏出仅剩的碎银子,跑到街上四处打听兽医的下落,最后在城北找到了一家牲口医馆,请了老兽医来客栈看驴。老兽医背着药箱,翻开了驴的眼皮看了看——眼球上蒙了一层灰白色的薄膜,瞳仁都看不清了。他又掰开驴嘴看了看牙口——牙都磨平了,牙龈萎缩,露出了牙根。最后他把手放在驴肚子上,闭着眼睛感受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对孟彦说:“后生,这驴太老了。牙都磨平了,少说也有十岁以上了。你从外地赶来,一路走了七八百里,年轻人走这么远都累得够呛,何况一头老驴?它的元气已经耗尽了,就像一盏灯油熬干了的灯,火苗再亮也撑不了多久了。我给它灌两副药,能拖几天是几天,但说实话——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了。”

孟彦听了,心里像被人揪了一把。他送走了兽医,回到草棚里,蹲在驴旁边,把自己舍不得吃的杂粮饼子掰碎了放在手心里喂它。老驴连闻都不闻,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他,眼角亮晶晶的,像是含着一汪泪。孟彦把饼子放在它嘴边,它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一下他的手背,那舌头粗糙而温热,舔得孟彦心里一阵酸楚。然后它就闭上了眼睛,把头埋进两条前腿之间。

孟彦在草棚里守了它一夜。客栈后院的晚上又黑又冷,隔壁饭馆的后厨传来锅碗瓢盆的响声和伙计们的吆喝声,油烟味一阵阵地飘过来。孟彦把仅有的那件长衫脱下来,盖在驴身上,自己抱着膀子坐在旁边的柴火堆上,冻得瑟瑟发抖。他一边搓着手取暖一边想,这驴跟着舅舅跑了七八年的买卖,风里来雨里去的,如今临老了被送给外甥赶考,一路奔波七八百里,到最后连口好料都吃不上。他心里说不出的愧疚和难过。

第二天清晨,天边刚泛出第一缕鱼肚白,那头老驴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它趴在干草堆上,头枕着两条前腿,眼睛半睁着,望着东边渐渐亮起来的天空。当第一缕金色的晨光照进草棚的时候,它轻轻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慢,像是把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都吐了出来。它转过头来,看见孟彦蹲在它面前,正红着眼眶看着它。它最后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孟彦的手背,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脖子上的那串铜铃铛轻轻晃了一下,发出最后一声微弱的叮当声,就像一声轻轻的叹息,再也不响了。

孟彦抱着驴脖子,哭了一场。他这辈子没怎么哭过——他爹卖田的时候他没哭,他穿着打补丁的衣裳被同窗笑话的时候他没哭,他娘把仅有的一只下蛋母鸡杀了给他补身子的时候他也没哭,可现在,在这间破旧的草棚里,他抱着一头死了的老驴,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他的眼泪滴在驴的鬃毛上,顺着灰白色的毛往下淌。他一边哭一边想,这驴跟自己无亲无故,不过是舅舅借给他代步的牲口,可这一路上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他背书的时候驴听着,他走错路的时候驴纠正,他睡觉的时候驴守在他身边挡风——这人世间,有多少人能像这头驴一样,安安静静地陪着他走了这么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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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的店小二听见哭声探进头来看了一眼,先是一愣,然后摇了摇头。他在客栈里见惯了来来往往的客人,见过哭银子的、哭女人的、哭爹娘的,头一回见一个大男人抱着一头死驴哭成这样。他又觉得好笑又觉得莫名有些心酸,犹豫了一下,走进草棚,站在旁边等孟彦哭了一阵子,才开口说:“秀才公,别哭了。这驴既然死了,也不能让它臭在这儿不是?我认识一个皮匠,就在后街,专收驴皮硝皮子。你这张驴皮虽说老了点,可好歹是张整皮,拿去卖了能换几两银子。你要是不想卖,那也行——我帮你叫两个人,把它抬到城外埋了。可你身上还有钱吗?”

孟彦愣了一下。他摸了摸怀里,碎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连客栈的房钱都不一定够,更别说后面的开销了。乡试还有将近两个月才开考,这两个月在省城的吃住用度,笔墨纸砚,哪样都要钱。他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声音说:这是舅舅的驴,它驮了你一路,最后累死在省城,你怎么能剥它的皮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另一个声音说:这驴已经死了,皮留着也是烂掉,卖了还能换几两银子应急。你爹卖了田供你读书,你舅舅送了驴帮你赶考,你要是因为缺钱半途而废,你对得起谁?

他站在草棚里犹豫了很久。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他脸上,晃得他睁不开眼。苍蝇嗡嗡地飞过来,落在驴身上。他知道不能再等了——天热,驴尸很快就会腐烂发臭。他咬了咬牙,红着眼睛,对店小二点了点头。店小二看他那副痛苦的样子,倒也没再说什么风凉话,只是点了点头,给了他皮匠的地址。

孟彦这辈子从来没干过剥皮的活。他的手是握笔的,连鸡都没杀过。可眼下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没钱请人剥皮,只好自己动手。他到客栈厨房借了一把钝刀,回到草棚里,对着驴的尸体跪下,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驴兄,对不住了,是我孟彦无能,连给你安葬的钱都拿不出来。你的大恩大德,我孟彦这辈子记在心里。等我考中了举人,一定回来给你重修坟茔,立碑刻字,让你受香火供奉。”说完,他咬了咬牙,动手剥皮。

剥皮的过程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那把厨房里的钝刀连肉都切不利索,更别说剥皮了。他一边剥一边哭,哭得眼泪模糊了视线,手抖得刀都拿不稳。有好几次他实在下不去手了,把刀一扔,蹲在地上抱着头,浑身发抖。可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捡起刀继续干。因为他知道,不把这皮剥了,他就没有钱继续待下去了。这驴已经死了,它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把他送到了省城,他不能半途而废。他咬着牙,一刀一刀地割,一点一点地剥,从早晨干到中午,又从中午干到下午,整整干了将近一天,才把整张驴皮囫囵剥了下来。剥完的时候,他浑身是汗,双手沾满了血污,十根手指又酸又僵,连拳头都攥不拢了。

他把驴皮卷成一卷,用草绳捆好,背在背上。驴皮又沉又臭,血腥味引来了好几只苍蝇围着他嗡嗡地飞,路上行人纷纷掩鼻避开,用嫌恶的眼神看着这个背着一卷臭皮子的穷书生。孟彦低着头,不理会那些目光,径直找到了后街那个皮匠。皮匠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老头,鼻子灵敏得很,隔着老远就闻到驴皮的臭味,捏着鼻子走了出来。他看了看驴皮,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皮子虽然完整,可毛色暗淡,多处磨损,而且太老了,皮子发硬,硝出来也不值钱。他伸出两根手指:“二两银子,爱卖不卖。”

孟彦攥着驴皮,站在那里犹豫了半晌。二两银子,太少了,连乡试报名费都不够。可他转念一想,这驴皮要是卖了,驴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他低头看着驴皮上那些磨痕和伤疤,每一道痕迹他都记得——驴脖子上那道光秃秃的磨痕是缰绳磨的,左后腿那块疤痕是老伤,驴肚子两边的印子是驮了多年麻袋压出来的。这些痕迹就像一本无字的账本,记着它一辈子的辛苦。孟彦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不能卖。它跟了舅舅那么多年,又驮了他一路,最后死在了省城,连个全尸都没留下。他要是再把它的皮卖给别人当皮子硝了,那他孟彦还算个人吗?

他把驴皮重新卷好,对皮匠说了一声“不卖了”,然后背着驴皮回了客栈。

到了客栈,他把驴皮摊在那张破桌子上当桌布。那驴皮虽然洗过了,可还是带着一股淡淡的牲口气味,灰扑扑的毛面朝下,皮板朝上,铺在桌上正好把桌面铺满。孟彦把砚台放在上面磨墨,稿纸铺在上面写字。说来也怪,他磨墨的时候觉得跟平时不一样——墨汁在砚台上转得特别顺滑,研出来的墨汁又黑又亮,带着一股淡淡的松烟香。他提起笔,蘸了墨,往稿纸上写字,笔尖刚一碰到纸面,他就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顺畅。平日里怎么也琢磨不透的经义忽然就通了,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好句子忽然就自己蹦出来了。那些四书五经上的圣人之言,以前他读了无数遍,每一句都能背,可真到了要阐发义理、引申论述的时候,总觉得隔着一层纸,看得见却捅不破。可现在,他写的时候觉得下笔如有神助,那层纸好像忽然被捅破了,义理清晰得就像写在眼前一样。他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地写,越写越顺手,越写越痛快。

他以为是自己到了省城开了眼界,状态自然好了,也没多想。那几天他把自己关在那间又小又破的房间里,日夜不停地写文章。他把过去几年在私塾里学到的、自己琢磨的、从书上看来的所有知识都调动了起来,一篇接一篇地写。写得饿了,就啃一口杂粮窝头;写得困了,就趴在驴皮上打个盹儿。说来也神,每回他趴在驴皮上睡醒了之后,脑子就格外清醒,看什么文章都能过目不忘,想什么问题都能触类旁通。他甚至能感觉到,那张驴皮上似乎有一股微微的热气,尤其是在他写文章写到最投入的时候,那股热气就顺着桌面传到他的手腕上,再从手腕传到笔尖上,最后落在纸上。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可他每次摸驴皮的时候,都觉得它是温热的——比这间阴冷潮湿的屋子要温暖得多。

乡试的日子一天天近了。省城里的考生越来越多,客栈、酒楼、茶馆里到处都能看见穿长衫、背书箱的秀才。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互相切磋文章,打探消息,炫耀自己读了多少书、认识多少大人物。孟彦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也不想去认识。他觉得自己跟那些锦衣玉食的富家秀才不是一路人,去了也是被人笑话。他每天除了去街上买两个杂粮窝头和一碗最便宜的素菜汤,其余的时间全都泡在那间破屋子里,铺着驴皮,磨墨写字。

乡试的前一天晚上,孟彦破天荒地没有熬夜。他把第二天的考试用具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三遍——准考证、毛笔、砚台、墨锭、稿纸,一样都不能少。他把准考证放在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那是他在县学里办的手续,凭秀才功名才能领到的,丢了就全完了。检查完毕,他把驴皮铺好,和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把明天考试要注意的事项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一部分的章法结构他都烂熟于心了。他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可心跳还是快得像擂鼓,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恍惚中听见院子里好像有驴叫声,又恍惚看见那头老驴站在他床前,嘴里衔着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在他枕边,然后转身走了。他叫了一声,老驴回过头来,那头驴脸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眉眼之间有股子文气,眼睛里有一种通透睿智的光芒,像是个饱读诗书的读书人的模样。他忽然觉得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正想追上去,老驴的身影就化在了一片白光里,脖子上的铜铃铛响了一路,叮叮当当的,铃声慢慢远去,最后消失在光里。

他猛地惊醒,天色已经微明。他坐起身来,心跳得很快。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窗外传来远处公鸡打鸣的声音。他低头看看桌上的驴皮,还是那张灰扑扑的驴皮,什么变化都没有。他用手摸了摸,驴皮是温热的。

八月十五,乡试开考。

这天清晨,天还没亮孟彦就起来了。他洗了把脸,把驴皮仔仔细细地卷好,用草绳扎紧,背在身上。他把笔墨砚台和准考证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然后揣了两个杂粮窝头在怀里,推开门走了出去。客栈院子里静悄悄的,其他的客人还在睡梦中,只有那个店小二在井边打水洗脸。他看见孟彦背着那卷臭驴皮出门,忍不住笑着说了一句:“秀才公,人家赶考都是背着书箱去的,你倒好,背着一张驴皮。你这是赶考还是卖皮货呀?”孟彦没理他,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省城贡院在城中心,是一座占地极广的大院子,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插满了荆棘,防止有人翻墙作弊。贡院的大门又高又宽,门楣上挂着“为国求贤”的匾额,两边立着石狮子,威风凛凛。孟彦赶到的时候,贡院门口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数千名考生排成了长龙,从贡院门口一直排到好几条街之外。有的考生穿绸裹缎,带着书童仆役,前呼后拥;有的考生锦衣华服,手摇折扇,意气风发;当然也有不少和孟彦一样穿打着补丁长衫的穷秀才,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准考证,脸色紧张而凝重。

孟彦排在队伍末尾,背着那卷臭烘烘的驴皮,周围的考生纷纷掩鼻侧目。有人小声嘀咕:“这人是不是傻?来赶考还背张驴皮。”有人捂着嘴笑,指着他对同伴说:“你看那人,怕不是个卖皮货的走错了门。”还有几个富家公子故意离他远远的,生怕驴皮的臭味沾到自己身上。孟彦低着头,涨红了脸,可他咬着牙不吭声。他心里想:笑就笑吧,等考场上见真章。

队伍慢慢往前挪,一个时辰之后,终于轮到了孟彦进场。搜身的差役一看他背着一卷臭烘烘的驴皮,立刻皱起了眉头,用手扇了扇鼻子:“这什么东西?考场重地,不许携带杂物。”孟彦赶紧解释:“官爷,这不是杂物,这是我的行李。我家里穷,住不起客栈,晚上就拿这驴皮铺在地上睡,盖在身上当被子。白天进考场,这东西没地方搁,只好背在身上。您放心,这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驴皮,上面什么都没有,不是夹带小抄。”

差役半信半疑,把驴皮接过来,摊在桌上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三遍。皮板上确实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干干净净的毛皮,连个墨点都没有。他又凑近了闻了闻,熏得直皱眉头,嫌恶地把驴皮扔回给孟彦:“行了行了,进去吧,真晦气,大清早的闻了一鼻子驴骚。”

孟彦接过驴皮,快步走进了贡院。

贡院里面的场面比他想象的要壮观得多。数千间号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行一列列,像蜂窝一样密密匝匝。每间号舍都是独立的,三尺宽、五尺深,里面摆着一张小木桌和一把小板凳。小桌上放着一盏油灯、一方砚台、一块墨、一支毛笔和一叠白纸——这些是考场统一配发的,考生不许自带纸笔。号舍门口挂着一块竹帘,考试期间竹帘放下,考生在里面一待就是三天两夜,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考场内有巡考官来回巡视,发现作弊者严惩不贷,轻则当科成绩作废赶出考场,重则革除功名终身禁考。

孟彦找到了自己的号舍——在考场的东北角,位置还算不错,窗户朝东,上午能晒到太阳。他把驴皮铺在小桌上,那张小桌桌面本来就小,驴皮铺上去正好把整个桌面盖住了。他把考场配发的笔墨砚台一一摆好,然后正襟危坐,深呼吸了几口气,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旁边的号舍陆陆续续都坐满了考生,有人在小声地自言自语,像是在背什么口诀;有人在磨墨,沙沙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紧张得直抖腿,把号舍的木板地面踩得咯吱咯吱响。孟彦隔壁号舍的那个考生——就是之前笑话他的那个人,从竹帘缝隙里看见他桌上铺着一张灰扑扑臭烘烘的驴皮,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兄台,你真是把驴皮带进来了?你不会是以为这驴皮能保佑你吧?”

孟彦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是个穿蓝色绸袍的年轻秀才,面皮白净,手里摇着一把洒金折扇,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孟彦没有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它跟了我一路,陪着我走到省城,我不能把它丢在外面。”蓝衣秀才哈哈一笑,摇了摇头,大概是觉得这人读书读傻了,也不再多说什么。

铜锣一响,考卷发下来了。监考官手里拿着一叠密封的考卷,挨个号舍分发。发到孟彦的时候,监考官面无表情地把考卷放在他桌上,说了句“好生答题”,便走到下一间号舍去了。

孟彦双手微微发抖地拆开考卷的密封,翻开一看题目,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题目出得又偏又深——四书文的题目是“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出自《论语·卫灵公》,是一句比较冷僻的语录,不是常见的那几十章。这一句讲的是君子之道,表面意思好理解——君子不可以在小事上被认知,却可以承受大事——可真要写出一篇像样的八股文来,需要对《论语》的上下文融会贯通,还要引用历代大儒的注解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孟彦温习的时候虽然也读过这一章,可当时觉得这章不如“学而时习之”那些热门章节重要,没有下功夫深钻。他皱着眉头咬着笔杆,脑子里搜肠刮肚地想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憋出开头几句话,写得磕磕绊绊的,连他自己都觉得不行。

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实在写不下去了。心里越急,脑子里就越是一片空白,那些平时信手拈来的经义和典故,此刻像是被人从脑子里掏空了一样,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他放下笔,双手捂住脸,深深地叹了口气。外面的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阴了下来,天色暗得像傍晚,号舍里点起了油灯。考场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墨汁味和几百号考生身上的汗味。远处巡考官的脚步声在号舍之间回荡,踢踏踢踏的,像敲在他心上的鼓点。

就在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焦灼万分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手底下的驴皮动了一下。那感觉非常轻微,就像是一阵微风吹过水面,带起一丝涟漪,又像是有一只手在桌子底下轻轻地托了一下桌面。他吓了一跳,猛地睁开眼睛,低头看——驴皮还是那张驴皮,灰扑扑地铺在桌上,一动不动。他以为自己太累了产生了幻觉,揉了揉眼睛,深呼吸了一口气,重新提起笔。

可就在他提起笔的那一瞬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驴皮上,正对着他眼睛的那块地方,慢慢地浮现出一行字来。那字迹不大不小,端正清秀,一笔一画都是漂亮的小楷,筋骨分明,结构匀称,带着几分颜体的味道——跟他自己的字迹竟有几分相似,但比他写得好得多,那笔锋之间的老辣沉稳,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是写不出来的。那行字写的正是考题破题的第一句——“君子不以小道见知,而天下大任归焉。”孟彦瞪大了眼睛,把那行字看了又看。那字迹浮现在驴皮表面,墨迹半干,微微发亮,像是刚刚被人写上去的,墨还没干透。他伸手摸了摸——手指触到驴皮的时候,那字迹就消失了,驴皮恢复了原来的灰褐色,什么都没有了。他把手拿开,那字又慢慢地浮现出来,就像是从驴皮深处渗出来的一样,先是一层淡淡的灰色,然后越来越浓,越来越清晰,最后变成了浓黑的墨色。

孟彦吓得毛笔差点掉在地上。他想叫,可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的心脏狂跳不止,咚咚咚的,震得耳膜都在响。他猛地转头看看隔壁号舍的那个蓝衣秀才——那人正埋头苦写,左手捂着耳朵,嘴里念念有词,根本没注意他这边发生了什么。他又从竹帘缝隙往外看了一眼,巡考官正在考场另一头巡视,离他这里还远着呢。

孟彦坐在那里,心跳得像擂鼓,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这是怎么回事?驴皮上怎么会浮现出字来?是他自己的幻觉吗?可那字迹那么清晰,跟他平时写的字那么像,不可能是幻觉。难道是这驴皮有灵?他想起了路上的种种奇怪迹象——老驴认得路,老驴听得懂他背书,老驴纠正他背错的地方——所有这些之前他没有细想的细节,此刻像一串珠子一样串联了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骑的那头驴,绝不是一头普通的驴。

可现在不是追根溯源的时候。考题不等人,外面的铜锣随时会敲响,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乡试第一场,考的是八股文,三篇四书文、一篇五经文,每一篇都关系着最终的名次。要是第一场考砸了,后面两场再精彩也白搭。他咬了咬牙,心一横——管它是鬼是神,先把文章写了再说!

他提起笔,照着驴皮上浮现的那句破题,往下续写。说来也奇,他一开始照着驴皮上的提示往下写,写着写着就觉得自己完全不需要思考了。不是脑子不想动,而是那些句子、那些典故、那些经义,好像早就在他心里存着,只是一直被封在一扇门后面,现在这扇门被打开了,所有的东西倾泻而出。他写的时候觉得手不是自己在控制——不是被别人控制的那种不受控制,而是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顺畅,像是文章本来就已经写好了,他只是在照着抄。不对,甚至比照着抄还要顺畅,因为那些文字是自己从笔尖流淌出来的,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脑。他写了破题,接着写承题,然后是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几乎没有停顿。引经据典的时候,那些圣人之言信手拈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程颐程颢的注解,王阳明的《传习录》——各种经典和注释在他的笔下交织流转,仿佛他读了一辈子书,早已融会贯通。可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读过的书远远没有这么多,他连程朱的注都只看过半部,更别说王阳明了。

等他一口气写完,放下笔再去看那张驴皮——上面密密麻麻地浮现出了一整篇文章,从破题到束股,章法严谨,辞藻精当,对仗工整,每一句都暗合八股文的法度。孟彦把自己刚写的文章和驴皮上的文字对照了一下,发现驴皮上的文字和他写的一模一样,连笔画都分毫不差。他头上冷汗直冒——这到底是谁在写?是他自己在写,还是那张驴皮在借他的手写?

他没时间细想了,第二篇题目的考卷已经发下来了。孟彦铺开新纸,提起笔,这回他没有再犹豫。他心里已经隐隐约约明白了一件事——这张驴皮上有灵,而这灵是在帮他的。他不知道这灵是什么,是那头老驴的在天之灵,还是别的什么更玄奥的东西,但此时此刻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它。他看了看驴皮上慢慢浮现出的第二篇文章的破题,深吸一口气,提笔便写。第二篇文章写得比第一篇更加精彩,辞藻华丽却不浮夸,义理深刻却不晦涩,他写的时候自己都被感动了。到了第三篇,他的状态已经达到了巅峰,笔走龙蛇,洋洋洒洒,根本停不下来。

隔壁那个蓝衣秀才写完了自己的第一篇,偷空从竹帘缝隙里瞄了一眼孟彦。他本来想看看这个背驴皮的穷秀才是怎么出丑的,可他看到的是——孟彦低着头,笔不停挥,那支笔在纸上飞速游走,流畅得不像是在写八股文,倒像是在誊抄一篇早就背熟了的文章。蓝衣秀才的脸色变了,他缩回头去,再也没有笑话过他。

第二场考试考的是策论,比八股文更加考验一个人的见识和思辨能力。考卷上的题目是关于当前漕运弊病的,要求考生分析漕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之策。这种题目对于孟彦这种从小在乡间长大的穷秀才来说,本来是最吃亏的——他连漕运是什么都没亲眼见过,只在书本上读到过一些零星的记载。可当他把驴皮铺在桌上,提起笔准备写的时候,驴皮上浮现出的文字却让他大吃一惊——那是一篇条理清晰、论据充分、对策切实可行的策论,从漕运的历史沿革讲到当前的积弊,从各级官吏的贪腐讲到运输成本的失控,然后提出了五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每一项都切中要害,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不至于触犯太多既得利益。孟彦一边写一边暗暗惊叹——这种文章,别说他一个乡下秀才,就是省城里那些见多识广的名士也未必写得出来。

第三场考的是经义,驴皮上的文字更加深奥精妙,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剖析得入木三分,连孟彦这个写作者本人读完之后都觉得豁然开朗,好像重新读了一遍圣贤书。

三天两夜,孟彦几乎没合过眼。他像一台被上了发条的机器,笔不停挥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考完最后一场放下笔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瘫坐在小板凳上,浑身被汗水浸透,手指因为握笔太久而僵硬得伸不直,右手的虎口磨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子。他低头看了看那张驴皮——在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铜锣敲响的时候,驴皮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开始慢慢淡去,先是从墨黑变成浅灰,再从浅灰变成若有若无的痕迹,最后彻底消失,恢复了那张普普通通、臭烘烘、灰褐色的皮子。那些曾经在上面闪耀过的锦绣文章,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就像一场梦醒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可孟彦知道那不是梦。他的手指还能感受到握笔的酸痛,他的脑海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写的每一句话、引用的每一个典故。他对那张驴皮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地站起身来,对着驴皮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没有说话,因为任何话都不足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出了考场,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三天两夜没见天日,他觉得自己像是从一个长长的隧道里走了出来。贡院门口聚满了考生和他们的家属,有的人出了考场就大哭大笑,有的人一出考场就瘫坐在地上,还有的人一出考场就和同伴热烈地讨论着考题的答案。孟彦谁也没理,一个人背着驴皮,晃晃悠悠地走回了城南那家破客栈。他一头栽在那张硬板床上,睡得昏天黑地,睡了整整一天一夜。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头老驴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光里,身上不是那种灰扑扑的老驴皮了,而是一身光亮的灰色毛皮,四条腿稳稳当当地站着,没有瘸腿的痕迹。它转过头来看了孟彦一眼,那头驴脸上似乎带着一丝笑意——如果驴也会笑的话。孟彦想叫它,可他不知道叫它什么,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名字。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叫出来,老驴就转过身去,脖子上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一步一步地走远了,消失在那片白光里。

孟彦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不知道是汗还是泪。他摸了摸怀里,那串铜铃铛还在,冰凉冰凉的,贴着他的胸口。他把铜铃铛掏出来,放在手心里,那铃铛在阳光下闪着暗沉沉的铜光。他轻轻地摇了摇,叮当一声,声音不大,却在这个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

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的等待。乡试考完之后要等将近一个月才放榜,这段时间是所有考生最难熬的日子。有钱的考生们三五成群地去酒馆买醉,去茶馆听说书,去青楼听曲,用各种方式打发时间、消解焦虑。孟彦哪里也去不了——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连客栈的房钱都续不起了。客栈老板倒是个好心人,听说他是赶考的穷秀才,答应让他先把房钱赊着,等放榜了再补上。可他也不好意思白住,每天主动帮客栈劈柴担水、打扫院子,用劳动抵房钱。那驴皮他还是每天带在身边,晚上铺在床板上当褥子,白天放在桌上当桌布。说来也怪,自从考完试之后,那张驴皮就再也没有浮现过任何字迹,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就是一张普普通通、安安静静的驴皮。可孟彦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他觉得有它在身边,心里就踏实,就像那头老驴还在他身边陪着他一样。

到了放榜那天,孟彦天没亮就爬起来了。他把自己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长衫穿上,洗了把脸,对着水缸里的倒影整了整衣冠,然后背着他那卷驴皮,挤进了去贡院看榜的人流中。贡院门口的影壁前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挤得水泄不通。数千名考生和他们的家属、朋友把影壁前面的广场挤得满满当当,有的人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往前面看,有的人骑在同伴的肩膀上,有的人举着写了名字的牌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认识的考生。所有人都紧张万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期待、焦虑和恐惧的气息。

孟彦被挤在人群里,前胸贴后背,喘气都费劲。他的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手心不停地出汗,把袖口都攥湿了。他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可前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什么也看不见。

等了不知道多久,太阳升起来了,把贡院大门的琉璃瓦照得金光闪闪。忽然,贡院里传来三声铜锣响,接着大门缓缓打开了。几个衙役扛着一面巨大的红榜从里面走出来,人群轰的一声往前涌,险些把衙役撞倒。衙役们骂骂咧咧地把人群推开,将红榜高高地贴在影壁上。那是一面一丈多宽的红色绢布,上面用金色大字工工整整地写着今年乡试中举的名单。从最后一名写起,一直写到第一名。

孟彦挤在人群里,眼睛从最后一名开始往上找。他的眼神焦灼地在那些名字之间跳跃——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还不是他。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他咬着嘴唇,继续往上找,手指甲嵌进了掌心里。还是没有。他的手开始发抖,冷汗从额头上滚下来。他找了一遍,没有;他又从后往前逐字逐句地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他的心沉到了谷底,脑子里面嗡嗡作响,腿都软了,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三年又三年,多少个寒窗苦读的日日夜夜,多少个在油灯下写字的深夜,他爹卖田的弯腰,他娘熬夜的眼睛,他舅舅送驴时说的那番话,那头老驴临死前舔他的手——所有这一切,在这一刻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闪过。他落榜了,他又落榜了。他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他失魂落魄地转过身想走的时候,旁边一个站在石墩上高出一截的考生忽然大喊了一声:“老天爷!头名解元——孟彦!孟彦是谁?哪个孟彦?”

这一声喊像一道炸雷,平地炸开。人群瞬间沸腾了,所有人都转着头四处寻找。孟彦听见自己的名字,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身子已经被旁边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他张着嘴,瞪着眼,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用力拽了拽旁边一个人的袖子,声音发颤地问:“你刚才说——头名是谁?”

“孟彦!头名解元孟彦!”那人激动地指着榜单最顶端的位置,“你看——就在那儿!”

孟彦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榜单最顶端的正中央,五个金灿灿的大字赫然醒目——“解元 孟彦”。那五个字写得格外大,格外粗,被周围的空白衬托得格外耀眼。他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又看,确认那确实是自己的名字。泪水一下子模糊了他的视线,五个金字变成了一团金色的光晕,他什么都看不清了,可他什么都明白了。他中了,他不但中了,还中了头名解元。

他挤出人群,走到影壁前面,扑通一声跪在了红榜底下。围观的人以为他激动过度了,纷纷来扶他。可他推开了所有人的手,把背上那卷驴皮解下来,双手捧着,放在了地上。然后他对着那张驴皮,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那三个头磕在青石板地面上,咚咚咚三声响,额头上磕出了一个红印子,差点磕破了皮。周围的人都看呆了,不知道这个中了头名的解元公为什么不对着红榜磕头,却对着一张臭烘烘的驴皮行如此大礼。有人窃窃私语,说这人莫不是高兴疯了。可孟彦不在乎,他跪在地上,双手捧着驴皮,泪流满面。他心里在说:驴兄,你看见了吗?你驮了我一路,你帮了我三场,你的皮上写出来的文章,中了头名解元。我没让你白死。你的恩情,我孟彦这辈子记在心里。

接下来的几天,孟彦成了省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解元是新科举人中的第一名,按规矩要接受主考官的召见,要参加鹿鸣宴,要和同榜举人们一起拜谢师恩。新科举人们都来拜访他,问他师从何人、读了哪些书、有什么独门的读书方法。孟彦不善言辞,被问得满头大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能说什么呢?说他骑了一头瘸腿老驴来赶考,驴死了他把驴皮剥了铺在桌上,然后驴皮上就浮现出了锦绣文章?这话要是说出来,别人不把他当疯子才怪。

他只是含糊地说,自己从小喜欢读书,家里虽然穷,但一直不敢懈怠,这次能中解元,全是运气好。那些举人们听了,更加佩服了——难得人家这么有才华还这么谦虚。有几个家境殷实的举人当场就要跟孟彦结拜为兄弟,还要送他银两盘缠。孟彦一一谢过了,只收了些够回家的路费,多的一个铜板也没要。

鹿鸣宴设在省城最大的酒楼里,主考官——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翰林——亲自出席。席间,他专门把孟彦叫到面前,当着所有新科举人的面夸他文章写得好。他说:“文清的文章,气韵沉雄,义理精深,最难得的是有一股子厚德载物的气度。老夫阅卷数十年,这样的文章实在少见。”孟彦起身答谢,嘴里说着谦辞,心里却在想——那文章,真的全是我写的吗?

离开省城的那天,孟彦把驴皮仔仔细细地卷好,用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系在背上。他背着那张驴皮,踏上了回家的路。来的时候骑驴走了半个月,回去的时候他走路,可他觉得比来的时候轻松多了。因为他背上背着的,不再是一张沉重的负担,而是一份说不清的恩情。

回到柳河村,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孟彦中了解元的消息早就通过官府的快马报到了县里,县里又报到了镇上,镇上派人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了柳河村。孟老根捧着那张喜报,老泪纵横,跑到祖坟上又哭又笑地磕了一顿头。孟彦的娘又是哭又是笑,抱着儿子不肯撒手。孙老六也闻讯赶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我就说那驴是好驴!它驮了我外甥去赶考,我外甥就中了解元!”

孟彦把孙老六拉到里屋,把驴皮拿了出来,把路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跟舅舅说了。孙老六听了,沉默了很久。他忽然站起来,走到院子里,蹲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点了一袋旱烟,吧嗒吧嗒地抽了很久。孟彦跟出去,蹲在他旁边,问他怎么了。孙老六抽完了一袋烟,磕了磕烟灰,开口说了一件事。

“这头驴,不是我自己养的。它是十年前一个过路的老秀才卖给我的。那老秀才当时病倒在我家门口,我收留了他几天,他临走的时候把驴留给了我,说这驴跟了他一辈子,让我善待它。我当时问他是哪里人,他笑了笑没说话,只说他赶了一辈子考,也没考中个功名,这驴跟了他十几年,驮着他走了上万里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这头驴。”

孟彦心里一震,忙问那老秀才姓什么。孙老六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姓孟。

孟彦站在原地,浑身一震。他忽然想起太爷爷那辈,确实出过一个举人,后来做过一任县丞。可从那以后,孟家就再也没有出过有功名的人。他爹说过,他爷爷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郁郁而终。至于他爷爷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兄弟,他就不清楚了。那姓孟的老秀才——会是谁呢?是他太爷爷的什么人?还是他爷爷的什么人?还是只是一个恰好同姓的陌生人?可如果只是个陌生人,为什么那驴皮上的字迹跟他自己的笔迹那么像?

他冲回屋里,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家里仅存的一张他太爷爷的手迹——一封发黄的信札,被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旧书里,纸张已经脆得快要碎了。他把信札上的字和驴皮上的字对照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那笔迹,如出一辙。都是端正清秀的小楷,都是一笔一画的颜体,甚至连落笔时微微向右上方倾斜的习惯都一模一样。

他什么都明白了。

那头老驴,不是什么神仙精怪。它身上附着的,是孟家某位先祖的魂灵——也许是太爷爷,也许是某位未竟功名的先辈,也许是那位一辈子赶考都没考中的穷秀才。这位先辈在生时未能实现的宏愿,在死后化作了对这头老驴的眷恋,跟着它走了十年,最后在驴皮上重新现出了文字。在考场上写在他驴皮上的那些文章,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这位先辈在世时读过的书、写过的字、琢磨过的文章,借着他的手,再次写了出来。孟家几代人的书香,断了百年,最后通过一张驴皮,重新接上了。

孟彦把那封信札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旧书里。然后把驴皮铺在桌上,点燃三炷香,恭恭敬敬地跪下来,朝那张驴皮拜了三拜。他爹娘在外面张罗着给来贺喜的乡亲们倒茶分糖,不知道里屋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孙老六靠在门框上,叼着旱烟,看着外甥跪拜那张驴皮,默默地抽了口烟,什么也没说。

孟彦没有把驴皮制成标本,也没有把它挂起来供奉。他把驴皮带到了自己后来做官的地方——他被外放到外省做了一个七品知县。在上任的路上,他特意绕道回到了青山镇和柳河村之间的那段山路,找到了当年他剥驴皮的那个地方。他在路边的高坡上挖了一个坟,把驴皮郑重其事地埋了进去。坟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的不是驴的名字——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那头老驴叫什么名字——而是刻着四个字:“恩师驴公”。

后来孟彦在知县任上清正廉明,判案如神,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官声很好。他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驴皮上最后浮现的那几行字——他在赶考的时候把那些文章默记了下来,回乡之后重新誊写了一遍,挂在书房里日夜观摩。每一个来拜访他的人看见那些文章都惊叹不已,问他是哪位名师所授。他只是笑笑,说是一位姓“驴”的先生教的。

人们都以为他在说笑。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玩笑。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牲畜尚知忠义,人岂可负恩情。那张驴皮上的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人的执念,是断了又续的香火,是一个穷酸老秀才一辈子都没能写出来的文章,最后借着一头驴的皮,传到了他孙辈的笔下。万物有灵,因果不虚。你所亏欠的,终有一日要还;你所付出的,也终有一日会回来。你不负它的忠诚,它必以命相报;你不弃它的残躯,它便还你一世功名。

品百味人生,说尽人间冷暖。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咱们下回接着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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