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去世时的悼词是按照儒家规范写的。
18世纪的欧洲人家里没有一套中国瓷器、没有一件中式家具，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贵族。
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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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曾这样描述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欧洲：“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处不在。”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在广泛阅读了孔子的著述之后，写出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他深受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的影响，去世之后的悼词都是按照儒家规范来写的。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以及《易经》和六十四卦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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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得把视线拉回到1644年。
明朝末年，中国其实正处于一个科技井喷的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几位科学巨匠几乎同时出现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
然而满清入关后，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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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723年。康熙帝与罗马教会发生“礼仪之争”后，清朝决定禁绝天主教，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几乎完全中断。
但比中断更可怕的是主动的毁灭。
这背后有一个残酷的逻辑：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华夏，人口仅数百万，要统治数亿汉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怕汉人掌握了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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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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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一”这个修辞，确实容易被更深的思维框住。如果只有我们最高，那我们就没有学习别人的必要；如果我们最纯粹，那我们就没有自我革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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