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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是第四十四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一向以犀利评论与通俗文笔著称。克鲁格曼第一次公开访华是在二〇〇九年五月,由中国民生银行与《华夏时报》联合邀请,主题为 “非凡财富” 克鲁格曼中国周。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学者需要与世界顶级学者对话,在国际贸易议题上,克鲁格曼具有权威性。
克鲁格曼第二次访华是在二〇一五年一月,应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等机构邀请,在上海交大文治堂发表《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演讲,这是一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警示性的演讲。
这两次访华,都触及到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问题,观点的确很犀利,甚至具有预见性。
对于中国经济,克鲁格曼有四个核心观点。
第一个核心观点:政策干预性顺差
怎么理解这个干预性顺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顺差源于比较优势,是市场自由交易的结果。但中国不同,不能说中国没有比较优势,可长期获得巨大顺差,不完全源于市场化的比较优势。二〇二五年中国贸易顺差破万亿,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不通。
所以,克鲁格曼提出长期顺差是一种 “阳谋”:人民币汇率并非随市自由浮动,政府通过汇率管制将其工具化,即央行长期大量购汇、维持人民币对美元低估值,让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更便宜,进口商品相对更贵,顺差便由此形成。
实际上各国都存在政府汇率工具化,主要是为了维持贸易收支平衡,不刻意追求顺差。但至少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的汇率工具带有明确目标性,否则无法解释中国贸易顺差已保持三十二年。要说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早已不复存在,却仍对印度、越南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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