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刚从学校出来第二年，在城东一个叫翡翠湾的楼盘工地上管水电。说是管，其实就是个跑腿的，上面有项目经理，下面有各班组的带班，我夹在中间，哪儿缺人哪儿顶上，图纸看得懂就行。工地在城郊结合部，出了大门往左走两里地有个公交站，往右走三里地有个菜市场，前后左右都是待开发的土地，荒得连路灯都没有。从春到秋，我差不多把工地当成了家，板房里一住就是大半年。
项目部一共四排板房，呈U字形排列，开口朝着工地大门。管理人员住左边那排，监理住中间，右边那排是女工宿舍，再往右是男工宿舍，分开的，中间用一道铁皮围墙隔开。说是宿舍，其实就是标准的活动板房，一间屋塞六张上下铺，住十二个人。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住过工地的人都知道那滋味。
我住左边那排，单人间，比工人们强点，但也强不到哪去。隔壁是资料员老周，四十多岁，爱喝点小酒，晚上没事就端个搪瓷缸子在走廊上坐着，看天，抽烟，有时候跟我聊两句。对面是项目副经理老吴，本地人，脾气暴，嗓门大，但心眼不坏。再过去是安全员小陈，比我大两岁，退伍军人，走路永远挺着胸，看谁都像看新兵。
工地的日子千篇一律，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开早会，然后是盯现场、协调班组、处理杂事，晚上八九点回板房，洗完澡倒头就睡。但那年秋天，有些事情不太一样了。
事情是从九月中旬开始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5号楼地下一层检查预埋管线，对讲机响起来，是水电班组长老刘的声音：“小宋，你上来一趟，右区宿舍那边有人反映灯有问题。”
我爬出地下室，骑着电瓶车绕到生活区。老刘已经在女工宿舍门口等着了，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用橡皮筋随意扎在脑后，脸色有些发黄，眼袋很深，看着就没什么精神。她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这是张桂兰，在我们这儿做泥工。”老刘介绍，“她说她屋里的灯老闪，你给看看。”
“哪个房间？”
张桂兰抬起头，往右指了指最里面那间：“那间，靠围墙的。”声音不大，像是怕吵到谁似的。
我跟着她走过去。女工宿舍内部大同小异，铁架床，军用被，地上放着暖壶和脸盆，空气里有一股洗衣粉和潮湿混在一起的味道。张桂兰的床位在靠窗的上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边放着一本翻得很旧的《圣经》，书脊都裂开了，用透明胶带缠着。窗台上有一个搪瓷缸子，一个塑料梳子，一面巴掌大的圆镜子，镜面裂了一道缝，但还在用。
我拉了一下灯绳，日光灯亮了，白光，看不出什么异常。又拉了几下，开关正常，灯管也没黑。
“现在好的。”张桂兰站在门口，没进来，“晚上才闪，闪得厉害，有时候一闪一闪的，有时候突然就灭了，过一会儿又自己亮了。”
我检查了一下线路接头，没发现松动。老式的日光灯，带镇流器的，有可能是镇流器老化，也可能是接触不良。我说：“等晚上我来看吧，白天看不出毛病。”
张桂兰点点头，说了一句“麻烦你了”，就又出门上工去了。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吃完饭，拿着工具包去了女工宿舍。走廊上有人在洗衣服，有人在打电话，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工坐在台阶上织毛衣，毛线团滚到地上，她弯腰去捡，冲我笑了笑。我敲了敲最里面那间宿舍的门，开门的不是张桂兰，是一个烫了卷发的胖女人，手里端着一碗泡面。
“找谁？”
“张桂兰，她报修灯的问题。”
“哦，桂兰姐啊，她还没回来，你先看吧。”
我进去拉灯，灯亮了，但确实在闪。不是那种急促的闪烁，而是一种很缓慢的、不规则的明暗变化，像电压不稳，又像是灯管快坏了。我把灯管拆下来看了看，两头有点发黑，但还不到报废的程度。镇流器摸起来有些烫手，嗡嗡响，声音不太对。
“这个灯管用多久了？”
胖女人想了想：“我来的时候就在了，我来了快三个月了。”
“那就是比较久了，我换根灯管试试，要是不行再换镇流器。”
我从工具包里翻出一根新灯管换上，打开，灯亮了，不闪了。我拉了几下开关，都正常。胖女人说：“小宋可以啊，一来就修好了。”我说再观察观察，有问题再说。
正要走，张桂兰回来了。她满身灰浆，安全帽还没摘，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装着两个馒头和一袋榨菜。看见我在，愣了一下，然后说：“修好了？”
“换了个灯管，应该没问题了。”
她朝灯看了一眼，目光有些迟疑，但没说什么。我说那我走了，她点点头，把馒头放在桌上，开始解安全帽的带子。
那天晚上下了点小雨，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对面板房里老吴打呼噜的声音，隔壁老周的收音机还在响，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好，滋啦滋啦的杂音。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忽然听见走廊上有脚步声，很轻，但很急，由远及近，然后有人敲我的门。
“小宋，小宋你在不在？”
是张桂兰的声音。
我翻身起来开门，走廊上的灯坏了，黑漆漆的，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穿着工装，好像根本没睡，手里还攥着那个手电筒，光柱晃来晃去的。
“灯又闪了，比刚才还厉害。”她说，“你走了没多久就开始闪，闪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实在是……”
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拿了电笔和万用表跟她过去。进宿舍的时候，灯是亮着的，白光，看不出毛病。胖女人已经睡了，上铺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张桂兰指了指灯：“刚才一直在闪，你看，现在又好了。”
我搬了把椅子站上去，重新检查了接头和镇流器，还是没发现问题。电压我测了，220伏，稳的。线头也没有松动的迹象。我说可能是镇流器间歇性故障，明天我直接换掉，今天先这样，你别担心。
张桂兰站在椅子旁边，仰头看着灯，手电筒还没关，照着天花板，光晕一圈一圈的。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跳下椅子，收拾工具。张桂兰忽然说了一句：“不是灯的事。”
我没听清，问她什么。
她低下头，声音更小了，几乎是气音：“不是灯的事，我说不清楚，反正……不是灯的事。”
我以为她是累的，说那你早点休息，明天我过来换镇流器。
她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去库房领了一个新的镇流器，到女工宿舍换上。张桂兰不在，上工去了。胖女人说她今早四点多就起来了，没睡好，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把她也吵醒了。我问她知道灯闪的事吗，她说：“我知道，确实闪，但我觉得也没桂兰姐说的那么严重，她是太敏感了。”
换好镇流器，我在屋里待了一会儿，灯一直亮着，没闪。我觉得问题解决了，收拾东西走了。
但当天晚上，张桂兰又来了。
这次她连门都没敲，直接站在我门口，我开门差点撞到她。她手里没拿手电筒，走廊上也没灯，她就那么站在黑暗里，像一截木桩子。
“又闪了。”她说。
我有点不耐烦了。说实话，在工地上跑了一天，腿都是软的，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干，实在不想再跑一趟。我说：“我换过镇流器了，按理说不会再有问题的，是不是电压的问题？我明天让电工班的人来查查主线。”
张桂兰没说话，站了一会儿，忽然蹲下去了，双手捂着脸。
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哭了，但仔细听，没有声音。过了十几秒，她站起来，把双手放下，脸上是干的，但眼眶红红的。
“小宋，”她说，“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也知道你们忙。但这个灯真的有问题，不是你说的那种问题，我说不清楚……你能不能晚上再来看看，就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
“十二点以后？”
“对，十二点以后。”她的语气很坚定，“白天看不出，晚上八九点也看不出，就是午夜之后，闪得最厉害。”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定了闹钟，十一点五十爬起来。外面没下雨，但风很大，吹得板房屋顶的铁皮哗哗响。工地上的塔吊停了，大臂在风里微微转动，像一只巨大的手臂在摸索什么。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但在这里，天和地之间好像什么阻隔都没有，风从旷野上刮过来，冷得人直打哆嗦。
我到女工宿舍的时候，张桂兰已经等在门口了。她穿了一件薄棉袄，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缩在领子里。她没开灯，宿舍里黑漆漆的，其他人都在睡。
“进来吧，小声点。”她说。
我跟着她摸黑走到那张床底下。她递给我一个小板凳，我坐下来。她没上去睡，就站在旁边，靠着床架，一动不动。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的轮廓，瘦削的，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我们等了几分钟。什么也没发生。灯管是灭的，因为没有开灯。我正想问她要不要开灯试试，忽然听见头顶上“啪”的一声轻响，是开关的那种声音，但我和她谁都没动。
灯亮了。
不是日光灯正常启动的那种亮法，而是像有人拧了一个调光旋钮，从暗到明，缓慢地、均匀地亮起来。光线发黄，不是日光灯的白光，更像是白炽灯的光。光洒下来，照着满屋的铁架床和被子，照着地上散落的拖鞋，照着张桂兰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然后，光开始闪。
不是接触不良的那种闪，而是一种有节奏的、几乎像呼吸一样的明暗变化。亮，暗，亮，暗，每次持续两三秒，像有人在反复拉动一个无形的开关。整个房间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来回切换，像一台老旧的放映机，一帧一帧地放着默片。
我站起来，伸手去拉灯绳。灯绳拉了，开关应该已经断开，但灯没灭。我又拉了一下，还是没灭。灯继续闪，亮，暗，亮，暗，频率好像还加快了一点。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把灯绳又拉了两下，第三下的时候，绳断了，我手里攥着一截空荡荡的棉线绳头。灯还在闪。
张桂兰始终没动。她就那么靠着床架，看着灯，脸上的光影在明暗之间交替，一会儿被照亮，一会儿又沉入黑暗。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我听不清，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不知道是镇流器在响，还是我自己脑子里的轰鸣。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几秒，也许是几分钟，灯忽然灭了。不是闪烁，是彻底灭了，整个房间陷入完全的黑暗。我的手还举在半空中，攥着那截断掉的灯绳。
张桂兰在黑暗里说话了，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刚才那个声音发抖的女人。
“我没骗你吧。”
我把断掉的灯绳揣进口袋，没说话。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电筒，重新检查了开关。开关是普通的拉线开关，两个接线柱，火线进，火线出，我用电笔测了一下，进线有电，出线——在我拉了开关断开的情况下——也应该没电才对。但电笔亮了。
出线有电。
这意味着开关断开了，但电流还是过去了。这不可能，除非开关被击穿了，或者——我不愿意想的那个可能性——电流不是从这根线上过去的。
我合上开关，再测，进出都有电，正常。断开，进有电，出应该没电，但电笔又亮了，比刚才暗一些，但确实有电。
我关了手电筒，蹲在黑暗中，盯着电笔上那个微弱的光点。它幽幽地亮着，像一颗萤火虫。
张桂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她的声音从我头顶落下来，很低，很轻：“小宋，你是不是也看见了？”
我站起来，没回答。我让她先回床上去，明天我再处理。她没动，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后背发凉的话。
“你不用找了，你明天来、后天来，都找不出毛病的。这不是电的事。”
她说完就转身上了床，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铁架床没有摇晃，被子没有被掀开的声音，她就那么消失在了上铺的黑暗里，像是被那张床吞掉了一样。
我拿着手电筒和工具包走出女工宿舍，风还在吹，铁皮还在响。我走到走廊尽头，靠着栏杆站了一会儿，抽了根烟。手还在抖，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那盏灯。亮，暗，亮，暗，像心脏在跳。我试图用物理学的知识来解释：也许是接地不良，也许是感应电，也许是零线带电，也许是什么别的常见故障。但这些解释都不够，因为开关断开之后出线不应该带电，这个定律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不容置疑。
我做了一个决定：明天白天，把整条线路都查一遍。
第二天一早，我跟老刘打了招呼，把女工宿舍那条线从配电箱开始查起。线槽里的BV线没破皮，没有接头老化，没有进水腐蚀。配电箱里的断路器是好的，漏电保护动作正常，接地电阻也符合规范。我把灯头拆下来，里面没有打火的痕迹，接线柱拧得很紧。
一切正常。所有指标都在合格范围内。
我站在配电箱前，看着那排整整齐齐的断路器和密密麻麻的线头，第一次觉得这些东西让我陌生。水电是我的专业，图纸上每一条线、每一个符号我都认得，但那一刻，我不确定了。
换根灯管就能解决的事，换镇流器解决不了。换镇流器能解决的事，换开关解决不了。换开关能解决的事，按理说就没有了。但灯还在闪，开关断了还有电。
我把整条线路的开关、灯头、线路全换了新的。从配电箱到灯头，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当天晚上，张桂兰没来找我。
第二天早上开早会，我看见她在食堂打饭，端着搪瓷缸子排在一群男工后面，低着头，很安静。她从我跟前走过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她的脸，比前两天还黄，眼袋更深了，像好几天没合眼的样子。但她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喜怒。
她没跟我说话，我也没跟她说话。
那之后大概有一个星期，她没再报修，我以为是线路换新的起作用了。但有一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胖女人端着碗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小宋，桂兰姐那屋的灯还是闪，你没听说？”
“她没找我啊。”
“她不找你了，她说没用的，说你解决不了。”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胖女人左右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了：“我跟你说个事，你别跟别人说。桂兰姐说她那不是灯的问题，她说她屋里那个床铺不对，上铺住过的人，没一个长久的。她前面那个女的，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再前面那个更邪乎，干了三天，说晚上睡不着觉，头疼得厉害，也走了。桂兰姐住进去之前，那个铺位空了大半个月，没人敢住。她是不信这个，才主动说要住那儿的。”
“后来呢？”
“后来就出这些事了呗。”胖女人说完，把碗里的饭扒拉了两口，又补了一句，“反正我们那屋的人都知道，她的铺位，还有她的灯，都有问题。”
我吃完饭，去了趟女工宿舍。白天，屋里没人，都上工去了。我站在张桂兰的床铺底下，抬头看着那盏灯。崭新的灯管，崭新的灯头，崭新的线路，一切都和旁边那几盏灯一模一样。我搬了把椅子站上去，把灯管拆下来看了看，没问题。又把灯头拆开，接线柱拧得紧紧的，没有松动。旁边的镇流器是新的，摸上去是凉的，没有嗡嗡声。
一切正常。和昨天一样正常。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我跳下椅子，走到配电箱那里，找到了女工宿舍那条回路，把断路器拉下来了。然后回到张桂兰的房间，拉了灯绳。
灯亮了。
我站在椅子上，手还拉着灯绳，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灯管发出白光，稳定的，不闪的，亮得理直气壮，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断路器被拉下来这回事。
我松开灯绳，灯灭了。我又拉了一下，灯又亮了。
我跑回配电箱，确认断路器在断开的位置。我又拉了两次，确认不是假闭合。然后回到房间，灯亮着。我拉着灯绳，灯亮着，灭不掉，怎么拉都灭不掉。我站在椅子上，把那根新换的灯绳拉了三下，四下，五下，灯管一闪都没闪，就那么亮着，像一只睁着的眼睛。
我掏出手机给老刘打电话，没人接。我又打给电工班的老王，电话里响了几声，通了。我说王哥你来一下生活区配电箱这儿，有个急事。他说什么事，我说女工宿舍的灯，断不了电。他说你把断路器拉了不就完了吗，我说拉了，灯还亮。他笑了，说你是不是酒还没醒，拉了你看着它亮？我说我就在这看着，灯就是亮的。
他来了，看了一眼，拉了拉开关，又看了看断路器，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困惑。他把断路器的进线拆了，火线和零线都拆了，两根线头悬空着，再用验电笔测，没电了。但灯还亮着，还亮着，白光，很稳定，不闪。
老王比我大十几岁，干了快二十年的电工，什么故障没见过。但那一次，我看着他握着验电笔的手开始发抖。他把验电笔换了个方向，再测，又测，然后蹲下来，把配电箱里的线一根一根地摸过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最后他站起来，把脸转向我，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说：“小宋，这个我弄不了。”
我说：“什么叫弄不了？”
他没回答，把工具箱合上，拎起来就走了。我追上去，他说你别跟着我，我说你总得给我个说法，他停下来，转过身，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生气，不是害怕，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什么别的东西。
“我说不清楚，”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在我学的电工学里面。”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站在配电箱旁边，站了很久。风又起来了，吹得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工地上机器轰鸣，塔吊在转，搅拌车在倒料，一切都在正常运转，只有我知道有些事情不正常了。
我把断路器的线重新接上，合上。灯还亮着。我又拉了一下灯绳，灯灭了。
再拉，灯亮了。再拉，灯灭了。开关正常了。
我站在椅子上，对着那盏灯又拉了几次，每次都正常。日光灯的白光照着我的脸，暖烘烘的，像一个普通的、尽职尽责的照明设备，什么毛病都没有。
我蹲在椅子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忽然觉得特别累。不是因为干活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累，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外抽，一点一点的，不紧不慢的。
从那天开始，张桂兰再也没找我报修过。但她每天晚上十二点准时起来，站在走廊上，看着那盏灯闪。胖女人说她每天晚上都这样，有时候站一个小时，有时候站更久，就那么站着，看着那扇窗户里的光一闪一闪的。
“她那间屋子在最边上，从外面看特别明显，”胖女人说，“别的窗户都是暗的，就她那扇窗户，一亮一暗，一亮一暗，像有人在里面放信号。”
我问她有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事，她说跟老刘说过，老刘说想太多了，灯坏了就找电工修，修不好换房间。但张桂兰不肯换房间，她说不关房间的事，换了也一样，那盏灯找上她了。
“找上她了？”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她自己说的，”胖女人耸了耸肩，“她说那不是一盏普通的灯，她说那盏灯认识她。”
我当时觉得这话太离谱了，一盏灯怎么会认识一个人。但后来发生的事让我知道，有些东西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十月初，工地进了一批新工人，分到女工宿舍的有一个叫李芳的姑娘，二十出头，刚来城里打工，啥都不懂。她被分到张桂兰那屋，铺位在下铺，张桂兰的对角。头几天没事，第四天晚上，李芳哭着跑出了宿舍，说那盏灯一直闪一直闪，她害怕。张桂兰把她拉回来了，不知道说了什么，李芳不哭了，但从那以后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白天干活老是走神。
有一次我在现场碰到李芳，她蹲在搅拌机旁边等料，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先是摇头不说话，后来忽然说了一句：“桂兰姐说那盏灯是来找她的，真的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别想太多，灯的事我会处理。
她说：“不是灯的事，你知道吗，桂兰姐每天晚上对着那盏灯念经，不是念经，是念《圣经》，她念的时候灯就闪得慢一点，她不念了灯就闪得快。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不知道。
“她在等一个人，”李芳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被搅拌机的轰鸣盖过去，“她说那盏灯是那个人变的，那个人死了，变成一盏灯来找她了。”
风很大，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我眯着眼看着李芳，她脸上有一种超出了她年龄的表情，不是害怕，是一种被不属于她的重量压着的那种茫然。
“她跟你说那个人是谁了吗？”
李芳摇摇头：“我不敢问。她每次说起那个人，那个眼神……我不说了，反正我害怕。”
后来我才从不同的人嘴里拼凑出张桂兰的故事的碎片。老刘说她是从贵州那边过来的，来工地之前在一个电子厂干了三年，后来厂子倒闭了才来的工地。胖女人说她好像结过婚，但老公不知道在哪，从来没听她提起过。资料员老周有一次喝多了跟我说，他看过张桂兰的身份证，七三年的，那一年三十四岁，但从脸上看像四十多的人。
还有一个信息是从食堂大师傅老赵那里来的。老赵说张桂兰刚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包，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到哪都背着，从来不让人碰。有一次她在食堂吃饭，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有个工友好奇想去翻，她一下子扑过去把包抢过来，那个速度根本不像平时那个慢吞吞的她。
“包里有什么？”我问老赵。
老赵摇摇头：“没人知道，但大家都猜是照片，她老公的照片。”
“她有老公？”
“谁知道呢，有的说有，有的说没。但我跟你说个事，”老赵放下手里的锅铲，凑过来，压低声音，“我那天晚上去生活区找老刘打牌，从那排女工宿舍后面经过，看见张桂兰一个人站在窗户边上，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对着灯照，那个东西反光，亮了一下，像是玻璃相框。然后她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没声音的哭，身子一抖一抖的。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她一直在哭，我就走了。”
十月中旬，有一天晚上下大雨，雷打得特别厉害，整个工地都停电了。发电机只供现场，生活区全黑。我打着手电去配电室检查，经过女工宿舍的时候，听见最里面那间屋子有人在说话。不是打电话的那种说话，是念诵，一字一句的，很慢，很清晰。
我停下来，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往下淌，流进脖子里，冷得我一个激灵。我慢慢走近那扇窗户，窗户上糊着报纸，光透不出来，但我看见窗户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黄光，一明一暗的，和雷声的节奏不一样。
停电了。全生活区都停电了。但张桂兰的房间里，有光。
我站在大雨里，雨水浇在板房屋顶上，噼里啪啦的，盖住了所有其他的声音。但我还是听见了她在念什么，不是《圣经》，不是任何我知道的经文，而是一个名字，翻来覆去地念着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叫陈国栋。
我浑身湿透地回到宿舍，换了干衣服，坐在床上发呆。隔壁老周端着他的搪瓷缸子过来了，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是不是淋雨淋感冒了。我说没有，就是有点累。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和雷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盏灯的画面。亮，暗，亮，暗。断开了开关还亮，拉掉了断路器还亮，拆掉了进线还亮，停电了还亮。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物理书上没有，电工手册上也没有。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因为我亲眼看见的，老王也看见了，李芳也看见了，胖女人也看见了，整栋女工宿舍的人都看见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站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没有窗户，没有门，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白炽灯，光线发黄。灯在闪，一亮一暗的，节奏和心跳一样。我仰头看着那盏灯，它越闪越快，越闪越快，快到光线连成了一片，然后忽然灭了。我在黑暗中站着，伸手去摸开关，摸不到墙，摸不到任何东西，四面的黑暗像实体一样挤压过来。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女人的声音，很轻，很远，像是从灯管里发出来的，又像是从墙外面传进来的。
那个声音说：“小宋，你帮不了我。”
我醒了，浑身都是汗。外面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惨白的光透过窗户上糊的报纸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模糊的亮斑。我拿起手机看了看，凌晨三点四十七分。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闭上眼睛，但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我去找老吴，说女工宿舍最里面那间屋子线路有故障，需要重新布线，可能要换房间。老吴当时正在看图纸，头都没抬，说：“换房间的事你去找老刘，线路的事你处理不了就找老王，找我干啥？”
我说老王处理不了。
老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和在配电箱前老王看我的眼神有点像，又不太一样。老吴的眼神更锐利一些，像是在打量，又像是在掂量什么。
“什么叫处理不了？”
“就是……”我想了想，找不到合适的词，“就是它不在能处理的范围内。”
老吴把图纸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看了我好几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是不是最里面那间，靠围墙的？”
我说是。
“张桂兰那间？”
我说你知道啊？
老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知道。去年就有人反映过。”
“去年？”
“去年那排板房刚搭好的时候，有一批工人住过，也是那间屋，也是灯的问题，换了好几个电工都弄不好，后来那间屋空了两个月。这批工人来了以后，本来没安排那间屋，是张桂兰自己提出来要住那间的。”
“她自己提的？”
老吴点点头，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水，不紧不慢地说：“她来了之后没几天，来找过我，说想住最边上那间，我说那间没人住，但有别的问题，怕你不习惯。她说没问题，她不怕。我就让她住了。”
我没说话。
老吴又喝了一口水，杯盖拧紧，放在桌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响。他看着我说：“你是不是也觉得那间屋子不对劲？”
我说不是觉得，是我亲眼看见了。然后我把从第一天报修到昨天晚上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包括断电之后灯还亮，包括张桂兰对着灯念名字，包括大雨里的那扇窗户缝里透出的光。
我说完之后，老吴很长时间没说话。他盯着桌上的图纸看，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抬起头，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她跟你说过陈国栋的事吗？”
我说没有。我不知道陈国栋是谁。
老吴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的工地上一片繁忙，塔吊在转，工人在喊，搅拌机在轰隆轰隆地响。他站在那片嘈杂的背景音前面，声音不大，但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陈国栋是她男人，”老吴说，“三年前死的。”
“怎么死的？”
老吴转过身来，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为难，又像是犹豫。他斟酌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你去问她吧，这是她的事，我不好替她说。”
老吴说完这句话就下了逐客令，说要去看现场，拎着安全帽就出去了。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图纸还摊在桌上，保温杯还冒着热气，风从没关严的窗户缝里吹进来，把图纸的一角吹得微微翘起。
我走出去，站在走廊上，看着对面的女工宿舍。最里面那间屋子的窗户上糊着报纸，看不见里面。但我知道，那盏灯现在一定是灭的，因为张桂兰在工地上。灯只在午夜之后闪，只在她在的时候闪，或者说，只在她在意的时候闪。
那天下午，我在5号楼的楼顶找到了张桂兰。她正在做屋面保护层的分隔缝，蹲在水泥砂浆上面，手里拿着割刀，一点一点地切。太阳很烈，晒得人头晕，她戴着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衣服后背湿了一大片。
我蹲到她旁边，递给她一瓶水。她接过去，没喝，放在手边，继续切分隔缝。割刀在水泥面上划出一道道笔直的线，她的刀功很好，线条又直又匀，比我们项目上很多男工都强。
我蹲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倒先说了：“你是不是来找我问陈国栋的事？”
我一愣。
她没抬头，手里的割刀也没停，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老吴跟你说的吧？他去年就问过我了，我没说。后来他没再问，但我知道他跟别人说过，这个工地上的老人儿都知道点，就是没人跟我说。”
“我来这个工地之前，在电子厂干，”张桂兰终于停下来，把割刀放在一边，拿下草帽扇了扇风，“那个厂子在东莞，做手机配件的，流水线，十二小时两班倒。陈国栋也在那个厂，我在组装线，他在维修组。他手巧，什么都能修，手机、电脑、电风扇，连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都找他。他是那种话不多的人，但你跟他说话，他眼睛看着你，看得特别认真，好像你说的每个字都很重要。”
她的嘴角动了动，不知道算不算一个笑。
“我们在厂里谈了两年，没办婚礼，就是领了个证，请了几个要好的工友吃了顿饭。他老说对不起我，说等攒够了钱给我补一个婚礼，要办大的，请全村人吃饭。我说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好好活着就行。”
她的声音到这里顿了一下，很短的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们攒了一些钱，不多，但够回老家盖两间房。他说再干一年，攒够了就回去，不出来了，在家种地也行，养猪也行，再也不出来了。我说好。”
“后来呢？”
“后来他死了，”张桂兰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在念一个日期，“厂里着火了，他进去救人，救出来三个，第四个没救出来，他自己也没出来。”
我不说话了。风声很大，从楼顶吹过去，带着远处搅拌机的声音和柴油的气味。
“我去领他东西的时候，他的工友跟我说，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是，‘灯还亮着’。”张桂兰把草帽重新戴上，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们说那时候厂里已经断电了，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他拿手电筒照着冲进去的，后来手电筒掉了，他就摸黑找。他们听见他说‘灯还亮着’，之后就再也没声音了。”
风把她的草帽带子吹得啪啪响。
“我后来想，他说的不是手电筒，手电筒不是灯。他说的是别的灯，但我说不清楚。”
她把割刀拿起来，继续切分隔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蹲在旁边，手里那瓶水已经晒热了，塑料瓶身被太阳烤得发软。
“所以那盏灯，”我说，“是你觉得他在找你？”
张桂兰的割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切。
“不是我觉得，”她说，“是他真的在。我走到哪，他跟到哪。电子厂宿舍的灯也闪，后来我换了好几个地方住，每个地方的灯都闪。不是灯泡的事，不是线路的事，是他。他不放心我，他想让我知道他还在。”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别想着修那盏灯了，”张桂兰说，“你修不好的，它不是坏的。它就是那个样子，他来看我的时候它就亮，他走了它就灭。你们白天去看的时候它为什么不闪？因为他白天不在，他晚上才来。”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我就是知道，”她说，“就像你知道你妈在想你一样，你说不清楚，但你就是知道。”
那一天从楼顶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去动过那盏灯。不是因为我放弃了，是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动它。一个东西在你看来是故障，在别人看来是牵挂，你凭什么用你的标准去定义它的好坏？
但工地上的流言蜚语不会因为我的沉默而停止。关于张桂兰和那盏灯的事情像水一样渗进了每一个缝隙，工人们吃饭的时候聊，干活的时候聊，回到宿舍还聊。版本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有的说那间屋子闹鬼，有的说张桂兰疯了，有的说她在屋里养了什么东西。甚至有人开始绕过那间屋子走，晚上宁可绕一大圈也不从那扇窗户底下过。
十月底，项目部开会，老吴提了一个事：甲方要来检查，生活区要整顿，卫生要搞，安全隐患要排查，精神面貌要提升。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读懂了——有些事，该收一收了。
会后老吴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开门见山：“小宋，张桂兰那间屋子的灯，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我知道你说过处理不了，但再怎么说也是个设备故障，不可能处理不了。”
“不是设备故障，”我说，“我跟你说过，断着电都亮，那不是设备的事。”
老吴皱了皱眉，显然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他换了个角度：“那你跟张桂兰谈谈，让她换个房间，或者换个工地。我跟几个项目经理都熟，可以帮她介绍。”
“她不会换的，”我说，“她自己说的，换了也一样，灯会跟着她。”
老吴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抽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弥漫开来。
“小宋，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外传。”他的声音压得很低，“陈国栋的事，我比你多知道一点。厂里着火那次，不是因为电路短路，是有人故意纵火。陈国栋进去救人的时候，已经下班了，他本来在外面，听见有人喊救命就冲进去了。他救出来的那三个人跟他不是一个车间的，都不认识他。”
烟雾缭绕中，老吴的脸有些模糊。
“后来那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没救过来，在医院死了。所以实际上，他从火场里带出来两个活人，自己搭进去了。你知道他在厂里最后那半年，每天下班之后干什么？他在给工友们修东西，不收费，谁来找他都修。他说他在攒人品，说人活着就是要有用，说等回了老家，要给村里人修家电。”
老吴把烟掐灭了，烟头在烟灰缸里拧了两下。
“你说一个人好到这个份上，死了以后放不下自己的女人，想让一盏灯替他看着她，有什么不能信的？”
我没说话。
“所以我不逼你修那盏灯，”老吴说，“我也不逼她换房间。但是上面要来检查，你知道的，有些事不能摆在台面上。你跟张桂兰说说，检查那两天，让她配合一下，别让灯闪。不管用什么办法，别让甲方的人看见。”
我答应了他。
第二天我去找张桂兰，把情况说了。她正在工地上搬砖，双手戴着破手套，砖灰把衣服前襟染成了红色。她听完我的话，停下手里的活，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让我不知道怎么接的话。
“那两天他要是来呢？”
“你跟他商量商量？”
“我跟他说不上话，”她说，“他又不是人，他是个灯。你跟灯商量商量试试？”
她说完继续搬砖，一摞一摞的，码得整整齐齐。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提了一个很蠢的要求。
但检查那两天，灯确实没闪。我不知道张桂兰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是真的没闪还是她把窗帘拉严实了让人看不见，总之那两天安然无事，甲方的人转了一圈，夸了几句就走了。
检查结束的那天晚上，我跟老周在走廊上喝酒。老周喝的是老白干，我喝的是啤酒，两个人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着对面女工宿舍黑漆漆的窗户。月光很好，把板房的铁皮屋顶照得发亮。
“小宋，”老周端着搪瓷缸子，舌头有点大了，“你觉得那盏灯是真的假的？”
“真的，”我说，“我亲眼看见的。”
“我不是说灯闪是真的，我是说……”他想了半天，找不到合适的词，“我是说，你觉得那盏灯真的是陈国栋吗？还是张桂兰太想他了，想出了幻觉？”
我想了想，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的话：“不管是不是，对她来说没有区别。她觉得是，那就是。”
老周看了我一眼，把搪瓷缸子举起来，跟我碰了一下：“你这孩子，比我活了半辈子的人想得都明白。”
我没觉得自己想得明白，我只是不知道该想什么。有些事情超出了你理解的范围，你就别硬去理解，你看着就行了。
十一月，天气开始转凉了。工地上进了一批新模板，堆在生活区后面的空地上，盖着彩条布，风一吹哗哗响。张桂兰还是每天早上准时上工，晚上回宿舍，午夜起来对着灯站一会儿。她的脸色一直不好，但精神头还行，干活不比任何人差。
有一天下雨，工地上停工，我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碰见她。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碗白粥和半个馒头，粥已经凉了，馒头也没怎么动。她的眼睛盯着桌面，桌子是那种折叠的简易桌，桌面上全是划痕和油渍，还有些不知道谁用圆珠笔写的字，电话号码，骂人的话，还有一句“我想回家”。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陈国栋他，”我想了很久才开口，“他老家的房子盖了吗？”
张桂兰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她低下头，用筷子搅了搅那碗凉粥。
“盖了，”她说，“我用他的抚恤金盖的，两间砖房，不大，但是结实。我找人按他画过的样子盖的，他以前在本子上画过，我找到了那个本子。”
“你回去住过吗？”
她没回答这个问题。她把粥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用袖子擦了擦嘴角。
“我回不去了，”她说，“他不在，那个房子不是家，是坟。我回去住在里面，跟住坟里一样。”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食堂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旁边的人在说话，在笑，在敲碗，那些声音好像都退远了，只剩下她这句平静到近乎麻木的话，落在我耳朵里，像一颗钉子钉进了木头。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截断掉的灯绳。我一直没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扔。棉线绳的头已经起毛了，被我攥了太多次，变得软塌塌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截灯绳，放在桌上，推到张桂兰面前。
“这是那天晚上拉断的，”我说，“你的开关上那根。”
她看了看灯绳，又看了看我。那种眼神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脸上见过，不是感激，不是悲伤，不是惊讶，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一个溺水的人看见远处有一根浮木，但她已经不想游了。
她拿起那截灯绳，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谢谢你，小宋，”她说，“但你不用管我了，真的不用了。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有病，觉得我疯了，但是我没办法。他来看我的时候，那盏灯一亮，我就知道他还在，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你要是把那盏灯修好了，不闪了，我连这点念想都没了。”
我说：“我修不好。”
她点了点头，把灯绳装进了贴身的口袋里，然后站起来，端起那碗凉粥和半个馒头，走了。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食堂里的人一个一个地吃完饭走了，桌子空了，椅子被推得歪歪斜斜的。食堂大师傅老赵出来收拾碗筷，看见我还坐着，说小宋你不去午休？我说坐一会儿就走。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没再问，把旁边的凳子摞起来，乒乒乓乓地搬走了。
那天下午的雨一直没停，淅淅沥沥的，像有人在天上撕棉花。我躺在床上听雨声，隔壁老周的收音机放着京剧，咿咿呀呀的，唱了一段又一段。外面的铁皮屋顶上，雨点落下来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和收音机里的锣鼓点搅在一起，像一场没头没尾的交响。
迷迷糊糊的，我又睡着了。又做了梦，但醒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梦里有一盏灯，忽明忽暗的，像一只眼睛，一眨一眨的。
十一月底，张桂兰要走了。
不是她自己要走，是老刘找她谈的。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老刘跟她说了几句，然后她就来找我，说要结工资，明天就不干了。
那天傍晚我在工地大门口碰见她，她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站在路边等公交。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散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她把头发别到耳后，冲我笑了笑。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也是最后一次。
“小宋，我走了。”
“去哪？”
“不知道，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看。”
“那个灯，”我犹豫了一下，“到了新的地方还会闪吗？”
张桂兰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像冬天早上的雾气，风一吹就散了。
“应该会吧，”她说，“他还没走呢。”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把蛇皮袋拖上去，费了很大劲。车门关上，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走了，尾灯在暮色里拉出两道红色的光。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公交车越开越远，变成一个小点，然后拐了个弯，消失在城郊灰蒙蒙的天际线里。
那天晚上，我去看了那间宿舍。胖女人已经搬走了，说是害怕，不敢住了。屋里空空荡荡的，床板被拆走了，只剩铁架子，地上有纸屑和塑料袋，窗台上落了一层灰。我把灯绳拉了一下，灯亮了，白光，稳稳定定的，一丝都不闪。
我又拉了几下，开关正常，灯也正常。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和工地上所有日光灯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站在那盏灯底下，仰头看着它，看了很久。它不再闪了，它只是一盏普通的日光灯，一盏我换了新灯管、新镇流器、新开关、新线路的日光灯。它什么毛病都没有，它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关了灯，走出房间，带上了门。走廊上黑漆漆的，那盏坏了的走廊灯一直没人修。我摸黑走了出去，经过那排铁皮围墙，经过那排男工宿舍，经过食堂，经过配电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隔壁老周的收音机还在响，但今天放的不是京剧，是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唱得很慢，很软，像在跟谁说话。我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那首歌的歌词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旋律，很慢，很轻，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叫你。
后来我在那个工地上又干了三个月，过了年就走了。走之前我去了一趟那间宿舍，门锁着，钥匙在库房，我没去拿。我站在走廊上，从那扇糊了报纸的窗户外面看了看，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日光灯的白光从报纸缝隙里透出来，细细的，亮亮的，像一把刀子划开的伤口。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那截断掉的灯绳，张桂兰拿走了。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找到工作了没有，不知道那盏灯是不是还跟着她。有些东西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但你会在某个晚上忽然想起来，想起一盏灯，想起一个人在黑暗中站着，仰头看着忽明忽暗的光，嘴唇翕动着，念一个名字。
念了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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