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何以成为“思想实验”？
◎郭 佳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对科幻文学何以能被视为“思想实验”的系统论证，有助于辨析科幻思想实验独特的认知与虚构价值。思想实验方法的核心要素包括反现实假设、具体情境与明确的认知意图，其主要功能则在于提出问题而非完成论证。科幻叙事借助大胆的虚构情境，系统、严密的逻辑推演，对特定命题进行思辨和推理，进而与思想实验具有形式上的内在同构性。作为科幻思想实验，科幻文学不仅具有作为实验载体的“虚构价值”，而且体现了持续思辨、大胆试错的波普尔式科学精神，进而呈现出“认知价值”。
关键词：科幻；思想实验；虚构价值；认知价值
“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命题释疑
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 是通过悬设 “可能世界”进行推理、思辨的哲学方法，近年来在哲学、文学与艺术领域引发了广泛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哲学工具的思想实验开始得到国外学界的集中研究，塔玛拉·霍洛维茨（Tamara Horow⁃ itz） 与杰拉德·梅西 （Gerald J. Massey） 的《科学和哲学中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 in Sci⁃ ence and Philosophy） 和罗伊·索伦森 （Roy A. So⁃ rensen） 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 两本于90 年代出版的专著，较有代表性地讨论了思想实验的本质、功能与认识论价值，为此后至今的思想实验哲学研究拟定了核心议题。在一些哲学研究者看来，思想实验的假设条件、虚构情境与含混推理稀释了高度抽象、凝练的哲学范畴与命题，一些思想实验得出结论的过程也缺乏严谨的逻辑，而这些都损害了它们作为哲学工具的认识价值。①但是，在文学和艺术学研究者看来，思想实验的虚构假设与文学艺术的虚构叙事十分相似，凯瑟琳·埃尔金 （Catherine Elgin）、 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 等当代学者就曾分别提出作为思想实验的小说和电影，②指出文学艺术中的虚构作为一类思想实验，和其他思想实验一样，可以使我们“认识现实世界的特质与规律”。
科幻小说是当代最为活跃的类型文学之一，科幻作品与思想实验之间的相似性也是当前学界的热点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飞速发展，在媒体和大众观念中引发相关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思考的同时，也为提出相关悬设的科幻作品赋予了“未来思想实验”的光环。由此，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20 世纪科幻作者们对“科幻作为思想实验”的创作自觉。④
就文体特征来说，科幻小说与思想实验的相似性是较为明显的：科幻故事通常以未来社会为假设背景，而后在虚构叙事中根据科学公理、方法或现实逻辑来推演其假设。不过，科幻小说在思想上的实验性，究竟与科幻小说的本体价值有何关联，学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对于科幻文学的本体价值，当前学界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条思路是“认知价值”论，该思路延续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国外科幻“黄金时代”与中国近代的“科幻—科普”传统，强调科幻在科学知识上的启发、普及的实用价值。另一条思路是“虚构价值”论，延续乌托邦文学或“哲学小说”的文学传统，强调科幻文学可以通过虚构，对科学技术、社会现实和未来危机作出判断、解构或应对。就“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这一命题来说，学界大多持后一种“虚构价值”思路。就理论源流而言，“认知价值”与“虚构价值”思路各自源自传统科幻理论的“实用论”与“表现派”，前者重视发掘科幻文学的社会效益与认识价值，后者则倾向于将科幻文学视为科幻作者的思想探索。吴岩指出，科幻文学的“实用派”曾经在中国和苏联广泛流行，但因其工具化的倾向与有限的解释力而显得有些过时；“表现派”方面，则由于其关注科幻作家的创作，推崇科幻小说以科学为基础展开的推理与测试，与思想的实验性更为接近。⑤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关于“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命题的讨论，只是沿用了科幻名家对于“思想实验”的隐喻修辞，并未深究“思想实验”这一核心概念的构成要件，以及“思想实验”与科幻文学形成类比的形式基础，进而导致讨论中“思想实验”的所指泛化，以至于会有人提出“小说和电影中的虚构叙事就是思想实验”这样凡虚构即“思想实验”的观点，⑥反而遮蔽了“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这一命题内在的丰富层次与启示价值。
索伦森的《思想实验》是较有代表性思想实验的研究专著
其实，科幻思想实验的认知价值与虚构价值并非扞格不入，相反，二者对科幻思想实验的不同阐释路径构成了“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这一命题互为补充、互为参照的两个面向，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从思想实验的原始意涵、基本要素和哲学功能出发，揭示思想实验与科幻叙事的内在同构关系，从而辨析科幻思想实验具有的认知价值与虚构价值。
思想实验的基本要素与功能
就定义看，思想实验一般被认为是在“头脑实验室”里构设可能世界，并在其中进行假设、论辩和预测的研究方式。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涉及无法（轻易） 实现的条件（如无阻力、无重力、光速、量子态等），因此科学家便使用“头脑实验室”创造这些条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称思想实验是“理想的实验”：无法在现实中进行，实验的过程只能通过思考和推想得出，却能“与观察相一致”、增进人们对理论的探索与理解；比如，在解释自己最著名的光学公式时，爱因斯坦这样写道：“如果我追及一束速度为c 的光……”⑦无人能及的光速就这样成为推论出相对论效应的前提。
哲学思想实验与科学思想实验大致相同，但其验证对象并非自然公理，而是主观的理性认识与伦理判断。一般认为，哲学思想实验有三个特征：有具体情境、有反现实（counterfactual） 假设、有明确的认知意图 （cognitive intention）。⑧ 其中，具体情境是虚构的实验情境，反现实要素强调思想实验的条件可以突破现实限制，而认知意图最终通过实验结论或解释来实现。就其哲学功能看，思想实验通常以论证或反驳为目的，不过，与其说思想实验可以解决问题，不如说它更多的是在提出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约翰·塞尔（John Searle） 的“中文屋”思想实验 （Chinese Room Argument） 来说明思想实验的要素特征与哲学功能。在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中，第一要素是实验情境，中文屋论证假设了一个封闭的“中文屋”，屋中的人根据一系列预定的计算脚本，对外界送进来的材料进行转译、回答和反馈。第二要素是不受现实约束的实验条件。塞尔提出，如果中文屋具备足够完善和高效的程序，同时屋中人可以快速实现程序的输入、计算和输出，那么屋中人就可以在完全不理解中文的情况下，欺骗参与对话的人，使他们相信自己会说中文。最后一个要素是实验结论即实验的认知意图。塞尔认为，“中文屋”思想实验通过假设和情境证明了这一论点，即人工智能系统永远无法理解语言。这是因为在实验情境中，计算机（即“操作中文屋”的形式计算） 即便有以假乱真的完美表现， 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意义 （即“ 理解中文”），因此，以形式计算为根基的人工智能系统也永远无法获得理解语言的意向状态。⑨
需要补充的是，“中文屋”思想实验结论在逻辑上很难称得上严谨。比如，“中文屋”是一个人类居于其中的人机协作系统，而现实生活中的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反应“黑箱”， “中文屋”与计算机之间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类比，因此“‘中文屋’不懂中文”也无法得出“计算机无法理解语言”的结论。据塞尔自己总结，截至20 世纪末，相关中文屋思想实验的公开批评就超过100 种。⑩还有研究者指出，“中文屋”思想实验的错误主要有四种：“形而上学预设的错误”“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错误”“衍生结论的不合理性”“否定其论证目的”。不难看出，作为哲学证明的“中文屋”思想实验事实并未成功论证命题或解决问题，毋宁说，它提出了一个邀请所有人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意识本质”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作为“他者”的智能体？
正是通过提出问题，哲学思想实验展现出与科幻文学相似的探索精神与思辨气质。格温妮丝·琼斯（Gwyneth A. Jones） 就指出了当代科幻创作实为思辨实验的精神实质：“科幻作家的任务是，在心灵实验室中搭建起一套设备，使得所探讨的‘假如’问题能够被孤立出来，同时提供其所需的精确养分。这样的科幻观念对于科幻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并不新鲜，但仍值得重申：科幻的本质是实验。”这样一来，思想实验就成为科幻小说的叙事中心与价值内核，思想实验与科幻小说的关联性研究也获得了相应的观念基础与类比前提。
思想实验与科幻文学的形式同构
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因指出：“ 思辨故事（speculative story） 也就是包含‘假如’或‘如果……会发生什么’——这种概念的故事。在科幻思辨故事中，公认的科学知识和既定事实通过外推形成一种新的情境，为人类行动提供一个全新的框架。这种新情境，产生了新的人类问题——而我们的故事正是关于人类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的。”具体说来，思想实验与科幻叙事在以下三点构成形式上的同构关系。
首先，科幻叙事总是始于反经验的虚构设计，这为思想实验打开了可供推演的叙事空间。海因莱因指出，思辨故事必须虚构与当前时空不同的具体情境；而从思想实验的角度来看，虚构时空不仅是科幻故事的发生背景，更是思想实验的操作界面。科幻思辨故事往往通过高度具象化的未来社会、异星文明、变种社群或技术奇点来构筑思想观念的推演环境，借助具体的时空环境与情境感知，将抽象命题转化为读者可感知、可思考的思辨对象。比如，阿西莫夫在《我，机器人》（I, Robot）中将“他者问题”转化为“人如何对待机器人”的幽默故事，展示未来的智慧“他者”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认识挑战；而王晋康的“新人类四部曲”则将基因改造的伦理难题，转化为“类人”“豹人”“癌人”“海豚人”等具体的基因改造生物，在各种高度戏剧化的爱恨情仇、生死疲劳的人与后人类故事中，传达作者对基因工程的警惕与思考。 此外，科幻叙事的虚构情境不仅具象化了需要推演的抽象命题，而且常常富有技巧地隔离了其他“无关变量”，从而使得其思辨更加聚焦。虽然相比于主流文学作品，科幻小说常因单薄的人物、类型化的情节与环境描写受到批评，但细节的减省却成为其进行精确思想探索的有利条件：思想实验和标准实验一样，“有意偏离自然，以便更好地理解自然。这种偏离不仅不会使实验失效，反而使其能够揭示出那些几乎难以察觉或通常被掩盖的自然方面”。例如，美国作家汤姆·戈德温（Tom Godwin） 的《冷酷的等式》（The Cold Equations） 中，宇航员执行救援任务时，发现偷渡女孩导致燃料不足，为保全任务被迫将其抛入太空；小说采用星际旅行的视角重构了人们对人性与环境的认识，精简了细节的严酷宇宙环境成为检验人类道德哲学的实验室，通过极端化情境考验传统的人道主义信念：“最大的犯罪就是无知，行刑者就是宇宙，而宇宙什么都不在乎[……]唯一的救赎之路只有通过知识才能到达。”
其次，科幻叙事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对“反现实”假设的系统化推演，思想实验借此创造出偏离或替代现实的叙事逻辑。思想实验中的想象并非天马行空，它受限于思考者的运思方式、设定领域与观念逻辑，在思想实验中，“想象力通过合理的自我约束，与实际经验和理论框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它并非单纯的随意想象，而是科学探索的一个独特而有力的工具”。因此，思想实验呈现出充满张力的双重诉求：既要追求挣脱经验、现实和公理束缚的背景假设，又必须以内在自洽的“替代法则”确保推演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在科幻叙事中，思想实验的这种张力则具现化为一种被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 称为“认知间离”叙事驱力与审美经验。一方面，科幻叙事中充满了反现实、反历史、反主流甚至反公理的 “无理”悬设，科幻作家提出大如云朵的微粒子（如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小如单细胞的未来人类 （如詹姆斯·布利什 （James Blish） 的《表面张力》（Surface Tension）），假设存在超越于人类意识的外星“人类”或者“动物”（如克利福德·西马克（Clifford D. Simak） 的《逃兵》（Desertion） 或菲利普·迪克 （Philip K. Dick） 的《天外的巫伯》（Beyond Lies the Wub） ）， 假设为了追寻终极问题，毁灭宇宙又创造宇宙的超级计算机（如阿西莫夫的《最后的问题》（The Last Question））。
另一方面，科幻故事则提供高度严谨、系统、符合科学理性的叙事逻辑。海因莱因的《你们这些僵尸》（All You Zombies） 最为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篇情节离奇的小说，基于时空穿越讲述了一个孤女的怀孕、生子、变性、恋爱故事，最后才揭示这一切都是通过嵌套时空穿越实现的。换言之，小说遵循严密的时间线和因果逻辑讲述了一个“女性的自己和男性的自己生了自己”的离奇悖论。显然，时间旅行的物理真实性至今仍然高度存疑，但小说叙事的精巧设置和悬疑技巧，却让文本在呈现悖论时，成为一个检验“命运与自由意志”命题的精致的思想实验。
改编自《你们这些僵尸》的电影《前目的地》宣传海报
再次，科幻叙事具有明确的认知意图，在此意义上，科幻小说所有的叙事元素都需要转化为思想实验的认知工具，对熟悉的现实社会或人类未来提出充满怀疑精神的问题。科幻叙事的意图在于，“如果我们的经验不足以指导我们，则某种特意设置的虚构情境或许可以充当我们的导师。” 在当代，相当一部分科幻小说和作家对于所讨论的哲学命题有着明确的自觉，为了服务于小说认知目的，科幻故事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乃至起因、经过、结果等情节要素都可以淡化。例如，特德·姜（Ted Chiang） 的短篇小说《赏心悦目：审美干扰镜提案风波纪实》（Liking What You See: A Documenta⁃ ry），其核心设定是在现代高中校园给学生植入一种“屏蔽人脸审美能力”的科技装置，以此抑制因为外貌产生的校园霸凌事件、促进“外貌平等”。其认知意图相当明确地指向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议题：如何处理个体的自由与群体的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有意隐去了“审美干扰镜”的技术原理、装置外形、高中校园所处的时 代与国家，以使读者的精力集中在 “ 审美干扰镜” 这个核心假设与推理上。而姜的另一部著名小说《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 则几乎以悬设的方式引入了外星人七肢桶的降临，讲述了语言学家在接触外星语言后获得预知未来能力的故事。相比于传统外星人与人类“第一次接触”的科幻故事，《你一生的故事》 既没有精彩、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恐怖或幽默的故事发展，相反，这篇小说极力淡化语言学家的恋爱、成家、丧子等情节。换言之，小说的认知意图并不在歌颂人类的学术探索或是家庭亲情的羁绊，毋宁说，小说致力于探索一个经典的语言哲学问题：人类使用的语言与其意识、自由意志之间有何关系。
为了实现认知意图，科幻叙事甚至可以淡化人物性格、心理的塑造。这一点在丹尼尔· 凯斯（Daniel Keyes） 以第一人称视角写成的日记体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 中显得尤为极致。凯斯不仅对故事的核心背景——智能提高术，或其历史、社会影响等——不加任何多余描述，甚至对主人公的家庭、外貌、最终结局等也未费过多笔墨，而仅仅是聚焦接受智能提高术的白痴查理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与人际关系的变化。如琼斯所说，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是高度功能化的：“一本典型的科幻小说很少能进行深入而细致的人物刻画，[……]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是实验设备的一部分。”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只是要借查理的变化推演其核心命题：智力和情感感知能力对人格的影响。
要言之，科幻叙事试图借助大胆的虚构假设、辅以系统、严密的逻辑推演，实现相对明确的认知意图，为了实现这一点，科幻常常剥离无关经验要素，以揭示故事逻辑下的底层话语结构，这正是其与思想实验共同的形式特色与方法论动机。
科幻思想实验双重价值
综上所述，“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命题的提出依据，并非仅仅是科幻与思想实验在文体特征上的相似性，而是在辨析“思想实验”的基本要素与形式功能的基础上，将“思想实验”与科幻叙事的形式结构进行深度比较后，得出的论证结果。科幻作者通过科幻思想实验的大胆虚构和严密推理，展开个人思想与观念的探索，用“以言行事”的文学行动形塑与思考当代文化状况，使得科幻文类展现出独具一格的虚构价值与思辨强度。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曾经流行的科普“实用说”与科幻的“认知价值”论，在科幻思想实验的讨论中彻底失去解释力了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证明这一点，需要我们更新对科幻文学“科学性”与认知价值的理解。
根据传统的观念，科幻文学是基于科学事实的文学演绎，这也是其认知价值的根本来源。比如，“科幻之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在其主编的第一本纯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的创刊号中称，“ 科学小说”（scientific⁃ tion） 将讲述交杂了科学事实和预言想象的迷人故事。 根据根斯巴克的观点，科幻文学的“科学性”来源显然指向科学事实，具有“科学价值”的科幻小说，必须严格依据时代的科学发现，进行符合公理的逻辑推演。无独有偶，《新奇科幻》（As⁃ tounding Science Fiction） 的主编、美国科幻“黄金时代” 的领军人物约翰· 坎贝尔 （John W. Cam⁃ bell） 也明确要求，投稿的作者与小说需要秉持科学的方法论，用故事解释、描绘已知的现象，并且预测新的、尚未发现的科技和社会现象。
根斯巴克主编的第一本纯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创刊号封面（1926年4月刊）
不过，对科幻思想实验的辨析，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理解科幻文学的“科学性”，即关于大胆假设的严格、系统、持续的推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说，如果我们试图适应、认识或解释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胆地提出理论，接近我们所能表明它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以接受”。 这样，知识和理论在理性的考验场经受适者生存的竞争，人类也就愈加逼近真理及其适用范围。科幻思想实验通过其叙事结构，模拟了波普尔式的求知过程：提出“如果……会怎样”的假设，严格推演其可能后果，并邀请读者反思其中的意义。由此，科幻思想实验不再局限于普及科学事实的传统任务，而致力于增进人们对科学、社会、未来、宇宙等方方面面的理解，进而也就展现出审视现实、预判风险、探索可能的认知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思想实验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双重虚构价值与认知价值：一方面，大胆的虚构假设为思想实验的认识和思辨提供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明确的认知意图与严格的演绎推理，夯实了虚构的思辨根基。可以说，正是科幻思想实验的双重价值，使得科幻不仅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当代文化景观，而且使其在科技高速发展、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持续保有强大的思辨潜能与批判力量。而这或许就是我们在今天不断审视“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这一命题的意义所在。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人类影像中的人工智能思想实验研究”（项目编号：FJ2024C1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人类视域下赛博格的主体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3YJCZH100） 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 西部文艺研究
转载 高校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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