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由于珍宝岛之战，中苏边境变得异常紧张，随时有大打出手的可能。客观而言，当时我国的国力是远不及苏联的，为了不被“一锅端”，中央就下达疏散令，让很多老干部去往地方。
本意是好的，确保能遭到突袭时还留有反击能力，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区别化对待。大多数被疏散的干部，实际早已“靠边站”，无实权。这种情况的干部，去的地方往往不太好，有的在农场，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开始休养等等。
并且一旦离京，再想回来就需要上级批准，未得到允许，是不可以擅自离开的。那真是什么时候能自己家都成未知数。因此，众人都尽可能争取不被疏散出去，毕竟接近核心，有任何风吹草动也能更早知道、做出反应。
只是，有些事情并非自己能争取到的，他们被列入疏散名单，已经说明当时不被重视，或者戴着“帽子”，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人帮忙说话，所以大多数只能接受命令去往地方，从此离家多年。
那么，有没有人接到疏散令还是留在了北京呢？还真有，开国少将李逸民就是如此，他没有托到关系，靠的是自己的一套特别办法，初看会觉得有趣，但仔细想想也很心酸。
李逸民算是较早离休的干部，而且是自己提出的。据他回忆录中所述，1964年本担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总政文化部部长的他受到了一些人影响，心脏有些不适，就想着干脆开始休养。
可他去体检后，单子上显示并无大碍。于是，他就在心电图检查前，故意去上下爬楼，然后“趁热”再做检查，就有了“异常”的报告，成功开出病假单。
可总政领导并没有同意李逸民离休，而是决定让他休一个较长时间的假期。过了几个月，李逸民还是一样的态度，才得到中央首长的批准。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过早离开岗位，后来的大运动李逸民就相对安定一些，如果不是他主动“凑热闹”，可能连冲击都不会受。
这“凑热闹”呢，说的是在1966年他主动要求贴自己的大字报。此时大运动尚未彻底爆发，只在文化和思想等几个小领域有争论，李逸民也听到一些风声，但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好奇地去总政看情况。
当看到文化部的几位副职都被贴上大字报时，他甚至感到有些生气，觉得自己这个原部长也应该被贴，不贴自己的大字报简直是不公平。
这时李逸民还没有当成大事来看，只觉得是以往的运动换了个形式而已，自己应该被指出错误、应该跟同志们在一起接受批评。
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不断向身边的朋友打听，什么时候会贴上自己的大字报。有人劝他尽量远离，他通通不听，一个劲往里凑。
结果几个月后，那几位被贴大字报的人被打倒，李逸民才明白为何大家避之不及，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合时宜。
所幸他早已不在实权职务上，别人攻击他也没多大好处，就对他不上心，大字报上只有三条：“爱钓鱼、提倡封建艺术、追求物质享乐。”这跟别人比起来，轻得不能再轻，之后他也没受到太大的冲击。
到1969年，中央对在京干部进行了疏散，李逸民也在总政的36人名单里。对于要不要走，李逸民也拿不定主意，就召开一次家庭会议，看看大家的意见。
结果有的孩子认为该走，眼下局势混乱，远离是非之地有好处。而有的孩子却说一旦走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家也会散掉。
李逸民思考过后决定不走，但眼下他是没有哪个老首长能帮忙了，该怎么办呢？最终他决定执行“拖字诀”，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情况出现变化。
彼时总政实行了军管，军管会就派人对疏散名单上的36位老干部动员，让他们投亲靠友，或者接受组织安排去的地方。
其他35人在一番软硬兼施下都走了，李逸民却很另类，最开始军管会的对他说必须走，不能找理由留，李逸民直接不搭理。
后来军管会代表又派人来打感情牌，说这是组织爱护干部，担心他们的安全。李逸民想了想，就提出自己想去庐山，对方没有同意，李逸民接着又说莫干山，对方仍然婉拒。
这本来也是李逸民想要的效果，他提出的两处都是中央重要干部休养的地方，对方必然不会答应，那他也可以顺势摆出态度。
军管处代表不蠢，自然明白背后用意，就有些不耐烦地说可以安排去九江疗养院，那里生活条件很好，附近还有福州军区的一所军用医院，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得到照顾。
李逸民知道不能一次把话说死，就先答应了下来。但答应归答应，他一直没走，从69年下半年拖到70年2月，还在对外说正收拾行李。
军管会有些生气，去到他家发现没有一点要动的迹象，就发火质问：“你到底有什么打算？条件也满足了，怎么还不走？”李逸民也不跟他争辩，只推说家里东西太多，整理完了一定走。但一段时间过去还是没有动静。
军管会的人再来催，李逸民又表示自己是最近心脏病发作了，没办法走，一走就不安全，如果打仗自己也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送个开水什么的还是可以做的。对方被拖得无奈，愤愤丢下一句“我们要上报军委”就走了。
如果事情捅上去，那会很不好解决，李逸民想了想，让儿子先跟着人去九江看看情况。得到的答案是那边的天气不好适应，设备也有些老旧，冬天没暖气会受不了。
好，李逸民就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说九江那边的房子小、设备差，需要修缮才能入住。军管会帮他打申请，要到了一笔钱，结果他又说找不到工人。这几番拉扯下，又是几个月过去。
他的一拖再拖，真的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到1970年年中，总政的工作在新任主任李德生的带领下慢慢走向正轨，军管会的作用被削减，疏散之事也就没那么严格了。
像李逸民这样的情况，在当年是绝无仅有。单看过程，觉得比较有意思，但仔细想想，一个将军想留在自己家里都得想那么多办法，也是有些心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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