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蒋英在瑞士罕见留影,23岁时容貌惊艳,出众气质令人难忘,她美丽动人的形象令人赞叹!

1935年仲夏,横贯伯尔尼的阿勒河畔忽然热闹起来——来自二十余国的青年音乐学子聚在一起,讨论欧洲各大音乐学院新学期的招生计划。人群里,一位扎着麻花辫的东方女孩悄悄记录课程表,她就是后来在1943年摘得卢塞恩女高音桂冠、年仅23岁的蒋英。

民国时期,女性远赴欧洲深造本就罕见,声乐专业更是凤毛麟角。蒋英能踏上这条路,与家庭的放手和鼓励密不可分。父亲蒋百里出身行伍,精研军事理论,却坚持“要有世界眼光”,他常说一句话:“书房和远方,都要你们自己去闯。”母亲蒋佐梅留着和服的衣襟,却给五个女儿买来最新流行的德语教材。音乐天赋最突出的三女儿得到了第一架钢琴,熬过冬天也要练习的敲击声,把邻居惊得连夜来串门。

1936年春,蒋英随父亲抵达柏林。柏林高等音乐学院古雅的穹顶下,她是那一年唯一被录取的东方学生。导师海尔曼·怀森堡给她下了“狠招”——“上午德语诗歌朗诵,下午意大利咏叹调,不许偷懒。”她嘴上答应得脆生:“是,教授,我试试。”转身就抱着乐谱奔向练习室。三年下来,音域拓宽一个八度,德语、意大利语皆可随口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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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天,电报噩耗传来:蒋百里病逝昆明。那天,柏林上空响起防空警报,地铁停摆,她只能独坐宿舍角落。灯下,她把父亲寄来的最后一封家书摊在膝上,默念那句“要有世界眼光”。战火渐紧,学院被迫停课。有人建议她转赴北欧避险,她却选择了文化气息更浓也更安全的瑞士

卢塞恩湖面常年有雾,清晨仿佛有人在水上铺了轻纱。1943年音乐节决赛现场,评委席传来窃窃私语:“东方 soprano?能行吗?”帷幕拉开的瞬间,蒋英稳稳站在光圈中央,用德语唱起舒伯特《魔王》,又转接意大利咏叹调《亲爱的名字》。最终,她成为该赛事自举办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女高音。下台时,一个法国伴奏家竖起大拇指:“Brava!敢在战争阴云里唱得这么亮,了不起。”她只回了一句:“音乐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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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夜空仍有炮火,她决定回国。1947年,滇缅航线刚恢复,她搭上邮轮抵达上海。那年冬天的外滩风很冷,和平饭店门口却洋溢着喜气——钱学森刚从美国归来,受母亲之托来接“小时候认的妹妹”。两人相隔多年,寒暄难免拘谨。“你还是喜欢黑咖啡?”钱学森问。她点头:“加一点牛奶行吗?”一句看似随意的调侃,让两颗心再次靠近。

不到一年,这对昔日“兄妹”在沪举行简单婚礼。新婚第二天,钱家餐桌上笑声不断,老母亲打趣:“我把儿子借给你,别忘了让他好好吃饭。”蒋英大方回答:“吃饭我管,登月的事他管。”众人都乐了。之后夫妇俩启程赴美,先后在洛杉矶、波士顿辗转。白天,钱学森埋头推导空气动力方程;夜晚,蒋英在校园礼堂排练歌剧《弄臣》。孩子出生,她抱着婴儿练气息,窗外邻居以为是哼摇篮曲,实则是德奥艺术歌曲的气泡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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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旧金山港口,钱学森一家踏上回国的船。这趟旅程背后有太多曲折与坚持,亦有美国友人不舍的目光。抵北京后,中央音乐学院刚成立五年,急缺高水平师资。院长看见蒋英的履历,几乎没犹豫:“声乐系缺主课教师,您愿意来吗?”她答:“让学生听见世界的声音,是我分内事。”

从此,四十余年教室灯火常明。她把德派发声法拆分成中文口令,学生们先练“啵”“得”,再唱《思春曲》。有人抱怨太枯燥,她笑着安慰:“唱歌像练剑,没基本功,哪来锋芒?”舞台上,她也未停步,1956年起在北京、上海连开独唱会,首度完整呈现德国艺术歌曲,为内地听众打开新世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学院里流传一句话:“唱歌不找蒋老师指点,心里没底。”

岁月推移,她的声线愈显沉稳,课堂却依旧活泼。“老师,这句高音上不去!”“先别喊,高音在脚下。站稳了,气息自然托你上去。”简短的对话里,是她对教学法的坚守。资料显示,她先后培养出近百名专业歌唱演员,多位学生成为国内外乐团主力。有人统计过,她亲自指导的学生演出累计场次超过八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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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英始终淡泊名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外多所音乐学院来函邀请她讲学,她婉拒:“学生正用功,走不开。”人们不解,她只是摆摆手:“路要他们自己走,我留下来看着灯不灭。”2012年,92岁的她在北京安然离世,身边放着那本已经翻破的《德国艺术歌曲集》。

纵观其一生,蒋英用自己跨文化的学习经历,为新中国声乐教育搭起坚实框架;又以朴素的家庭情感,支撑钱学森攀上科学高峰。音乐与火箭,看似毫不相干,却在这对伉俪身上交汇成一道别样的轨迹。她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若世界有歌声,战火也会沉默。”如今读来,依旧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