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他人的历史，再简单回顾下自己的历史，或能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现貌。人对历史的感知可能非常不同，哪怕是亲历者。例如谈起2008年，很多人会想到奥运会，而我对此几乎毫无印象，记忆犹新的是该年的地震（作为四川人）与高考。高中阶段我一心想读经济学，最后考入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基地班。但本科阶段，我状态相对低沉：一方面，沉迷于高考与情感失利的阴影中难以自拔；另一方面，经济学又跟自己的想象差异甚大，半数时间都在学数学和做题，而我更喜欢经济学理论。或许出于叛逆，在西财的五年（本科四年、考研二战一年）间，我整天读闲书，尤其是儒家、三农和美学相关书籍。如今想来，自己颇受益于此，例如当年较系统地翻阅了一些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经典，虽属囫囵吞枣，却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在刘方健院长的主持下，我参编了《陈豹隐全集》等，虽问题不少，但锻炼了资料收集与整理的能力。
2013年，我成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届硕士，当时深受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影响，一心想研究朱子和宋代思想史（导致本书含“朱”量略高）。但出现选导师的困境，是董少新师收留了我，并将我引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之门。对此，需要对董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董老师指导学生非常负责，而且入门至今，每次都细致地批阅我发给他的各类文稿，并提出大量建设性意见。当时我从董老师处复制到《天学集解》和钟鸣旦、杜鼎克先生等主编的四套明清天主教文献后，对明末清初中国人的西学认知萌生了兴趣，故硕士论文以《求其友声——明末清初汉文天主教文献序跋中的中西互动》为题，从序跋切入，对该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索。硕士期间对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的系统阅读，为我日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抚今追昔，硕士期间熟悉一类文献，博士期间在此基础上生发问题，或是较为可行的学术进路。
但我在踏入本领域之初，并不如此看：一方面，因为本科时沉迷于儒家等，对天主教一度目为“怪力乱神”（谁曾想到，我后来竟会对最怪力乱神的神迹故事产生兴趣），故内心有过抗拒与挣扎。例如在叶向高等早期篇章中，我对信仰常持怀疑态度，本书虽然重新做了处理，但难免残留有一些痕迹；另一方面，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对外语要求甚高，董老师指导的学生基本都会一门英语以外的二外，而我由于疏懒，似是董门唯一不会二外的学生。如今，它不幸成了我的短板，本书涉及二外者，只能借助中英译本或求助他人。双重因素叠加，我对自己是否继续从事本领域研究，曾有过动摇。例如我设想过博士期间研究明清信息传递，并撰写了研究计划。直至硕博之交的暑假，我幸遇钟鸣旦师。
2016年8月，复旦大学举办了“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方法论”暑期班，钟老师是主讲人。暑期班需要提交论文，我于是提交了硕士论文的一章（即本书第二章的雏形）。出乎意料的是，作为本领域的泰斗，他竟认真阅读了学生们提交的论文，并亲自找到我，说要跟我聊一聊。记得我们坐在复旦光华楼东主楼的台阶上，聊了很久。他除对文章提出建议外，还向我讲述了当年从俄罗斯调阅《天学集解》的艰辛历程。他说已将拙文转发给杜鼎克老师，杜老师托他告诉我，拙文中提及的Melchior应为赵鸣阳，并将一页打印材料交给我。拙文能得到两位老师的认可，无疑给了我巨大鼓舞。更关键的是，钟老师还问我是否有意跟他访学一年，于是有了博二鲁汶大学之行。从资料到研究，钟老师对我帮助甚多，并特别感谢他百忙之中为本书赐序。该序原为英文，由我直译为中文，并经他确认。我深感自己配不上序中的赞扬，只能将其视为一种鼓励和鞭策。
不少人认为，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历史并无多大影响，故研究明末清初西学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很多同行也有着类似的焦虑，经常怀疑自己的研究缺乏价值（包括曾经的自己，故本书反复强调要走出影响模式）。难道明末清初西学真是已死的“化石”么？不满于此，博士阶段我在邹振环师的指导下，将研究重心从明末清初转向十九世纪，旨在打破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壁垒，探讨明末清初西学在嘉道时期的断裂与延续，以及明末清初西学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角色与位置。由于博士论文与本书无关，细节按下不表。邹老师无论学术，还是人品，都是我毕生学习的榜样。本书的出版也幸得他大量关心与指导。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出现。谁曾料到，它竟会偷走我们三年时光。我最初以为它仅比2003年非典更严重一些，足见历史学者也难以预判“来世”。2020年6月，我在空荡荡的校园中，完成了博士毕业各项事宜，北上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工作。这是我首次深入北方，初来乍到，不认识一人，余新忠师及其学生给了我师门的温暖。虽然作为师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身份尴尬，学校政策又变化无常，而我一直困于国内项目申请（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国外项目申请却相对顺利），影响了晋升（五年后才晋升为副教授），但在南开的日子总体较为宁静和舒适。尤其是历史学院的同事关系非常友好，青年教师之间互帮互助，很少内耗，在国内算是一股清流。而且南开的学生勤恳、朴实，我在“明清物质文化史”“全球史与跨国史”两门本科生选修课中，与学生们进行了大量互动，让我体验到作为教师的快乐。
在南开期间，我两度出国访学，这对我的工作与生活均帮助甚大。2020年底，我先是申请到首届Gale亚太学者-数字人文牛津大学奖学金，但因为新冠疫情，访学延迟至2022年春。在学院的支持下，我克服万难前往英国，并与夫人王萌筱在美国实现了疫情后的首次团聚。2023年初，我又幸获首届波士顿学院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奖学金，学院再次批准我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赴美访学。两次访学，让我在工作之后，仍能继续学习提高。本书部分内容即撰写或修订于访学期间，感谢相关机构的慷慨资助。
回到本书，它与博士论文一样，都在有意与学界的分割状态对抗。当今学科越分越细，各学科之间、学科内各分支之间往往自设畛域，历史学亦复如是。例如在学习与求职过程中，我即因为非历史学本科而遭遇过白眼。又如在中国大陆，中国史、世界史是互相独立的一级学科，似乎可以两不相涉。我在南开历史学院，曾与美国史教师滕凯炜合开“全球史与跨国史”本科生选修课，其中我侧重于十六至十九世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滕老师侧重于二十世纪从美国出发的全球史。以2022年春季学期为例，历史学院共18人选课，其中世界史学生16人，中国史学生仅2人。又有1名世界史学生，因为我主讲的前半段侧重中国视角、不够世界史而中期退课。作为任课教师，我颇感无奈。本书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希望能为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提供了一些可能。
本书各章成文时间不一，其中第二、三、七章均脱胎于硕士论文。第二章对我尤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结识钟老师的“媒人”，而且也是我在本领域发表的首篇论文。为此，要感谢当年《新史学》杂志的开放与高效，我是2018年4月18日投稿，7月10日收到两份盲审意见，经过多轮修订、校对，同年9月即刊出。它至今仍是我的投稿史中，经历全部正规审稿流程后，从投稿到刊发最快的一次。本书第七章也值得纪念。2017年6月，我以该文参加了首届道风研究生学术论坛，幸获最佳论文奖，并带来了2018年1月至5月，我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访学机会和在《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的发表机会。第二、七章作为我从事本领域研究的敲门砖，由衷感谢相关期刊的不拘一格。
本书第一、四、五、六章与附录，则为入职南开后新写。或是出于逃避，我博士毕业后，一度不想再碰博士论文，于是又转回明末清初。第一章构思时间较长，我在硕士时，即注意到葛寅亮、黄景昉对教宗制的关注，并简要地写入硕论。后来持续收集资料，终于在2020年底完成初稿。它虽是我最偏爱的一章，却不幸成为投稿最曲折的一章。该章还曾于2024年1月25日在哈佛燕京学社报告（题为The Pope! A Utopian Model in Late Ming China），这是我首次做讲座，而且还是英文讲座，又是在世界顶尖学府，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第五、六章缘起于鲜为人知的小人物祝石。2017年，我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下载到《知好好学录》，并汇辑了一些资料，但未着手研究。2021年春，因为余老师正带领研究生精读王宏翰《古今医史》，我旁听了一学期，并在余老师的指导与督促下，先行完成了祝石的医学部分（即第六章雏形）。受篇幅所限，其余内容只能割舍。我遂又顺着陈维崧“天下争传浙奇士，冯翁祝叟两人是”之诗，将冯文昌、祝石合并论述，生发出第五章。
第四章和附录书评，则是我对不同写作手法的新尝试。书评出自译者陈妍蓉、责编倪文君的约稿，因为首次写书评，又是钟老师之作，所以耗费不少心力。书评完稿后，因故未能及时刊出，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第四章昙阳子与张识，我先是2015年在董老师的耶稣会中国年信阅读课上，关注到张识故事的中西差异；2017年又在同王萌筱交流其屠隆研究时，耳闻了昙阳子的故事。我被两人的故事深深吸引。它虽不是一篇标准的学术论文，但所花的时间与精力不亚于其他章节。它是本书篇幅最长的一章，也是我投射个人感情最多的一章。我早期对建构、书写等颇为热衷（例如第二、三章），第四章则是从方法论上的一种自我反省，它将研究重心从追问王锡爵、王世贞、张赓等他人的建构与动机，回归至昙阳子、张识的故事本身，关注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困境及其挣扎与突破。私以为，一个社会对“异类”的容忍度最能反映出其文明的高度，而揭开被“正常人”所遮蔽的多元世界，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人的理解。
或许因为我兴趣较为杂驳，又是历史学的闯入者，所以总想搞出一些新花样。历史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人生与思想试验。陈寅恪先生曾言：“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作为阅读史的研习者，我深知作者与读者的观感可能相悖，例如我发现不少读者更喜欢成文较早的第二、三、七章，而对第一、四章两篇近作却评价两极。各类读者的观感与意见，均值得尊重。
董老师在策划本书系时，我有幸参与其中，但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原拟出版博士论文，但我最终调整了计划，决定先出版本书：一是先明末清初，再十九世纪，逻辑上更顺，而且本书各章多与董老师存在关联；二是本书虽然形式上为论文集，但主题与问题意识却相对统一，正好先出版本书，对我明末清初西学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然后再全身心增订博论。由于考核所迫，本书除绪论、余论为新写外，其他章节均已发表。我一直坚信，文章是改出来的。因此，2024年我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对本书各章进行修订，尤其是成文较早的第二、三、七章，我均进行了重新改写（虽然大框架未变），第六章则新加入王宏翰部分。甚至在本书交稿前夕，我还两赴湖北省图书馆，终于获见郑以伟《灵山藏》二十九卷本。总之，读者如需征引，请以本书为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幸获许多人帮助，并在一些会议上报告，各章发表时已有注明，此处不再赘述。学界同仁的阅读与批评，对一名学术工作者而言至关重要。非常庆幸的是，各章的初稿草成后，我能发给一些师友们请益，他们的意见弥足珍贵。全书成形后，在余老师的支持下，2024年10月7日我还在南开历史学院举办了一场书稿工作坊。庞乃明、肖清和、马子木、陈懿人、张怡雯、李蕾、秦丽、张叶、戴碧云、沈雪晨等师友拨冗与会，帮助我提升了书稿的质量。此外，杜鼎克、宋刚、邵小龙、王皓、林秋云、陈腾、贺晏然、金晓刚、朱亦灵、范桢、李驳紊、朱梦中等师友，以及刘志坤、田宇等同学，均曾为书中内容提供宝贵意见。在出版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徐卓聪、责任编辑赵曈更为本书耗费了诸多心力。而“南开史学青年学者文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16-17世纪西人东来与多语种原始文献视域下东亚海域剧变研究”（22VJXT006）、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西学在明清思想转型中的内在理路研究”（24GZGX15）的资助，则使本书的面世成为可能。
最后，我特别感谢王萌筱，并将此书献给她。我俩2014年6月在复旦大学“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上相识，那时我才硕一，她已博二，我成为她口中的“小师弟”。我俩认识时即异国，至今仍然异国，异国十余年来，我俩在世界各地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们既是生活伴侣，又是学术知音。有了她，我从不担心自己写的东西没有读者，因为她经常是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本书也不例外。而且机缘凑巧，我俩的首部著作几乎同步出版，我于是向她学习了不少美国经验，例如将出版后的书籍工作坊提前为交稿前的书稿工作坊。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虽然对我的书缺乏兴趣，但总对我有一种接近盲目的自信，给我平添了不少信心。
朱子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谨以此诗自勉。
2024年10月初稿
2025年9月改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