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正当的世界，怎样正当地活着？|女仆|法拉奇|甘地|童年|罗马

奥莉娅娜·法拉奇，注定是新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传奇女性。

她是战地记者，亲历过20世纪最动荡的历史，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南非动乱，法拉奇数次穿越战火，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为世界带来一线报道；

在极少有女性记者参与的政治新闻领域，她单枪匹马，深入各国权力腹地，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卡扎菲等一众政界名流，以直指要害的提问为武器，从老练政客口中套出真话，令对方无处遁形。

毫无疑问，法拉奇是一个将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女性，她向世界展现出了属于自己的智慧、勇气与力量，而正是这样强悍无畏的新闻记者却写下了一本极为柔软、真切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书中，法拉奇将目光从世界转向自己，面对腹中崭新的生命，她罕见地流露出了内心的不安与忧虑：这个世界真的值得一个孩子的降生吗？将生命带到如此残酷、无常且不公的世界，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孩子，生命是如此的艰辛。它是一场日日重启的战争，而其中欢愉的片刻，不过是些短暂的插曲，却要你为之付出残酷的代价。”

身为母亲，法拉奇毫不回避这个世界最残酷的真相。小说中，她用三个童话探讨了人类社会极为普遍的生命困境——关于生存的暴力、现实的不公，以及，一个没有明天的未来。

“相信我，我不是想泄你的气，不是想劝你不要出生：我只想和你分担我的责任，也跟你说明白你的责任是什么。”

生命是一场永远未知的冒险，而法拉奇竭尽全力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份直面真相的坦率与魄力鼓舞着年轻的生命，也让所有人重新思考，只此一次的人生，我们究竟想要成为怎样的人，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下文摘自《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奥丽娅娜·法拉奇著

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爱上了一棵木兰树。

那是一棵高大的木兰树，有粗壮的枝干、宽阔的叶子，还有硕大的花朵，绽开时就像洁净的手帕一样。那些花从来没人能摘到，因为它们实在太高了。每天，小女孩都盼着有人会出现，在木兰花还洁白的时候摘下一朵。怀着这份期盼，她总是守在窗前，双臂搭在窗台上，下巴搁在手臂上。

周围没有别的房子，只有一堵陡墙立在花园一侧，墙的尽头是个晾晒衣服的露台。听到衣物在风中翻动的声响，你就知道它们已经干了。那时会有一个女人来，把它们收进篮筐带走。但有一天，那个女人来了，没有收衣服，她也开始望着那棵木兰树——似乎在看自己能否摘下一朵花。她站在那儿看了很久，任凭衣物在风中翻动。

随后一个男人走过来，搂住了她。她也搂住他，很快两人就一起倒在地上，喘息了许久，最后睡着了。女孩很诧异，不明白他们俩为什么躺在露台上睡觉，却不再看看木兰树，不试着摘一朵花。她耐心地等他们醒过来。这时另一个男人出现了：他非常愤怒。他什么都没有说，但谁都看得出他愤怒至极，因为他立刻朝那两人扑过去。

先是扑向男人，那男人跳起来，逃走了。接着是那个女人，她开始在晾晒的衣物之间跑。他在后面追，想抓住她，终于抓到了。他把她举起来，仿佛她毫无重量，然后把她从露台扔了下去：扔向那棵木兰树。似乎过了很久，女人才落到木兰树上。当她落上去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响。一根树枝折断了。就在那一刹那，女人抓住了一朵花，把它摘了下来。她一动不动，手里攥着那朵花。

小女孩唤来了她的母亲。她说：“妈妈，有人把一个女人扔到木兰树上，她摘了一朵花。”她的母亲来了，尖叫说那个女人死了。从那天起，小女孩便以为：一个女人摘了一朵花，她就得死。她抱着这样的念头一路长大。

我就是那个小女孩。上天保佑你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学会这个道理：赢的总是更强悍、更残酷、更吝啬的人。上天保佑你不要像我一样早早明白，女人总是最先为这个现实付出代价的人。

但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希望。我不如希望你尽早失去那名为“童年”的纯真。那不过是一场幻觉。从现在起，你必须准备好保护自己，变得更敏捷、更强大，能够把别人从露台上扔下去。

尤其如果你是女人。这也是一条不成文但却必须牢记的法则。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自救，就是你自救——这就是法则的条款。切勿忘记这一点。在这人世间，孩子，人人都会伤害某些人。若不这样做，便会倒下。

不要听信那些人说“先倒下的是更良善的人”。先倒下的只是弱者而已，而他们未必更善。我从不虚伪地说女人比男人更良善，或者她们因为良善就应享有死亡的豁免权。善恶在这里失去了意义：能否活在世上，并不取决于此。它取决于一种基于暴力的力量关系。而生存就是暴力。

从前有个小女孩，她非常喜欢巧克力。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她想要多少巧克力就能得到多少。那时她住在一栋充满阳光的房子里，天空从窗户涌进来，满屋都是。然后有一天她醒来，发现房子里没有天空，没有阳光，也没有巧克力。新房间的窗户几乎贴着天花板，像监狱一样装着铁栅，从那儿望出去只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脚。

她的母亲总在哭，尤其是当她看着围裙下鼓起的肚子，对着藏在里面的谁说话时：“你还能挑个更糟的时候吗！”这时小女孩的父亲开始在床上咳嗽，咳嗽声停息后，他仿佛死了一般。她的父亲白天也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眼睛发着光。而且满是哀伤。

为了挣钱，小女孩的母亲去给一位漂亮太太打扫房子。那是一个有钱的阿姨，总在换衣服。据说她每件衣服都配一个手提包，每个包都配一双鞋。她的房子在河边上，满城的天空都从窗户涌进来。但那位漂亮太太并不开心。她总是抱怨：要么一顶帽子戴着不合适，要么她的猫打喷嚏，要么她的女仆去乡下一个月了，还不见回来。

小女孩的母亲便顶替了这位没规矩的女仆：每天从九点到一点。她带着小女孩离开丈夫出门，坚持认为让她呼吸新鲜空气比待在一个肺穿孔的男人身边好。她们步行去那里，穿过望不到头的街巷，走很远的路。她们一边走，母亲一边忍不住自言自语，这次那位漂亮太太又会诉说哪些不幸。摁响门铃前，她会轻声对自己说：“打起精神来！”门铃响起后，里面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接着是更加慵懒的脚步声。

门开了，门后通常是一条长及脚踝的睡袍：有时是白色，有时是粉色，有时是蓝色。她们踏着地毯走进屋内，小女孩的母亲把她放在一张圆凳上，仿佛她是一件包裹。母亲叮嘱她安静待着，不要打扰任何人，然后消失在厨房里，洗碗去了。漂亮太太则倚在沙发上，看着报纸，用烟嘴抽香烟。显然她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小女孩不明白，为什么漂亮太太不自己洗碗，反而让她大肚子的母亲来洗。

那天早上，漂亮太太抱怨的是钱。从小女孩的母亲洗碗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她打扫客厅。“你看不出来吗？”她反复说，“他就只肯给我那个数。”小女孩的母亲回说：“我要是有这么多钱，会觉得自己是公主。”那位太太恼了。她说：“这点钱还不够我打车。你可别拿自己跟我比！”

小女孩的母亲红了脸，借着刷地毯的由头跪在地上，不让人看到自己的脸。小女孩觉得喉咙被什么哽住了。就在泪水烧灼着眼眶、快要流下来时，她注意到阳光下有什么东西金闪闪的：一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榛仁巧克力。但那不是寻常的榛仁巧克力：在从前那些遥远的日子，在那栋拥有天空的房子里，她也常吃巧克力，但这里的榛仁巧克力有那时的两三倍大。哽在喉咙里的东西一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泛着巧克力味道的液体。

她的母亲察觉到了，给了她一个可怕的眼神，那是在警告她：你敢开口要什么东西，有你后悔的！小女孩懂了，于是维护着自尊，抬头望着天花板。她盯着天花板的时候，那位漂亮太太站起身，百无聊赖地走到阳台上，在那里揉着手腕。

阳台正对着另一个更大的阳台。那个更大的阳台上有两个富人家的孩子。小女孩知道这一点，因为她曾见过他们，并且认出了他们是富人家的孩子，因为他们很漂亮。他们的漂亮跟那位太太的漂亮是同一种。那位女士仍然揉着手腕，走到阳台边上。她露出笑容，倾身过去叫他们：“早上好，我的小鸽子们！今天好吗？”接着又说：“等一下，等一下！有东西给你们！”

她回到屋内，拿起玻璃糖罐，掀开盖子，优雅地捧着走到阳台上，开始往下撒巧克力。她一边扔一边说：“给小鸽子们的巧克力！给小鸽子们的巧克力！”她大笑着扔掉了大半罐，最后把罐子拿回桌上，又取出一块巧克力。她慢慢地剥开金箔糖纸，若有所思地拿在手里，然后吃了它。小女孩一直在一旁看着。

从那天起，我再也吃不了巧克力了。一吃就会吐。但我希望你喜欢巧克力，孩子，因为我要给你买很多很多。我要用巧克力把你淹没：让你替我吃，直到你吃腻为止，直到压在我心头的这份沉重的不公之感最终消失。

你也会认识不公，如同认识暴力：你得为此做好准备。我指的不是杀鸡吃肉、宰牛取皮、为了惩戒而杀女人的那种不公，我说的是将富人和一无所有的人隔绝开来的那种不公。当怀孕的母亲跪着为别人打扫地毯时，这种不公会在你口中留下经年不散的毒。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不知道。所有尝试去解决的人，最终取得的成果也不过是换一个刷地毯的人。无论你出生在何种制度之下，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总有人在为另一些人刷地毯。总有小女孩因为想吃榛仁巧克力而受辱。你永远找不到一种制度或意识形态，能够改变人心、消除其中的不义。

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相信“明天”。确实，每个人都在教她相信明天，向她保证明天会更好。她父亲也总是引用历史典故，向她保证强权终将败亡。

父亲是个勇敢而执拗的人。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跟一些强横的黑衣人斗争，每次被弄得头破血流，他都会勇敢而执拗地说：“明天会来的。”那几年里发生了一场战争。那些强横的黑衣人眼看就要赢了。但她父亲摇着头，勇敢而执拗地说：“明天会来的。”

女孩选择相信他，因为她在七月的一个夜晚亲眼见到过。那天晚上，强横的男人们被赶走了，他们的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为明天让出了道路。但九月来了，强横的男人回来了，还带来了说德语的新面孔。战争愈演愈烈。女孩感到被背叛了。她问父亲，父亲回答：“明天会来的。”

他说明天不会太远了，因为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朋友们正在赶来，那是一支叫作“盟军”的庞大军队。第二天，女孩的城市遭到那些“盟军朋友”的轰炸，一枚炸弹正落在她家门前。女孩不理解：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要轰炸她的家？父亲回答说，很不幸，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但这丝毫无损于彼此的友谊。为了说服她，父亲甚至把两个投炸弹的人带回了家。这几个“朋友”曾被那些强横的男人俘虏，又逃了出来。

必须帮助他们，父亲解释说，因为明天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女孩接受了。她和父亲一起帮他们藏身，给他们吃的，护送他们去安全的村庄。然后，她安心等待着那支将带来明天的军队。

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军队始终没有来。与此同时，人们在轰炸、酷刑和子弹下不断死去：那个人人谈论的明天，如今看来只是一个幻梦编织的幻梦。

女孩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他遭到毒打，受尽酷刑。女孩去狱中探视时几乎认不出他来，他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可即便在狱中，即便经历了所有酷刑，他仍然说：“明天会来的。一个没有屈辱的明天。”

最终，明天到来了。那是八月的一个黎明。前一夜，城市在可怕的爆炸中摇晃。桥梁和街道被炸毁，更多无辜的人丧生。但黎明终究降临了，如同复活节的钟声般美妙，它带来了友军的队伍。他们很俊美，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像身着戎装的天使般阔步行进，人群涌向他们，抛撒鲜花，高呼致谢。

女孩的父亲此时已重获自由，接受众人的敬意，眼中闪烁着唯有笃信者才有的光。这时有人跑来，让他赶紧去盟军指挥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女孩的父亲跑了过去，心里想着那非常严重的事到底是什么。

指挥部门前，有个男人趴在地上痛哭，脸埋在草丛里。他大概三十岁，穿了身蓝色西装，显然是特意为迎接盟友准备的，西装扣眼里还别着一朵大大的红玫瑰：是纸做的。在他面前，或者不如说在他的上方，站着一个穿军装的天使，双腿叉开，端着机枪。女孩的父亲俯身问那人：“你做什么了？”那人哭得更厉害，呜咽着：“妈妈，妈妈，妈妈。”

女孩的父亲请求见盟军指挥官。指挥官接见了他，抬起那张蓄着胡萝卜色八字须的瘦削的脸，挥着一根短鞭问：“你就是那个‘人民代表’？”女孩的父亲回答是。

“那我告诉你，你们的人民就是用偷窃来迎接我们的。那人是个小偷。”女孩的父亲问偷了什么。“一个帆布背包，装满了食物和文件。”短鞭嘶嘶作响。

女孩的父亲问是什么文件。“背包是一个中士的，里面有他的退伍证。”短鞭嘶嘶作响。女孩的父亲问退伍证是否找回来了。“找回来了，但撕破了！”短鞭嘶嘶作响。女孩的父亲提议或许可以粘起来。那食物呢？也找回来了吗？“已经吃光了！整整一天的口粮！”短鞭狂怒地嘶喊。

女孩的父亲强忍住没笑出来。他说这确实令人不快：他作为人民代表，会负责处置这个小偷，并责令他赔偿中士的损失。这时短鞭在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螺旋，回答说，在他的军队里，窃贼是要枪决的。至于这位人民代表，请出去！

在外面，小偷仍旧埋着头在草丛里哭喊：“妈妈，妈妈，妈妈。”身着军装的天使仍旧站在他上方，双腿叉开，端着冲锋枪。那腿很粗壮，布满腿毛；机枪正对着那人的后颈。女孩走过时，听见一声金属的轻响。那是保险栓被打开的咔哒声。

女孩始终不知道小偷是否被处决了，但从那天起，她对“明天”这个词始终心存怀疑。由于她在心里已经将“明天”与“朋友”联系在一起，从那天起，她对朋友也产生了怀疑。英国军队之后，美国军队来了。人人都说美国人会更友善、更亲切，女孩也希望这是真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确实纵声大笑，笑声浑厚，充满人情味。

可她很快发现，即便他们笑声浑厚、充满人情味，他们也施暴，也腐败，言行举止是一副主人的姿态：人人盼望的明天，不过是一种新的恐惧。

而饥饿却一如从前。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女人出卖身体；另一些给新主人们洗衣服。每个露台、每座庭院，都挂满了军装、袜子和汗衫，人们互相夸耀着谁洗得更多。六双袜子，换一条美国面包。三件汗衫，换一盒茄汁豆子。一套军装，换两罐午餐肉。女孩的父亲不允许妻子和女儿碰这些脏衣服。他说，无论好坏，明天已经开始，必须以尊严来捍卫。

饥饿是一头蠢蠢欲动的野兽：几天后，女孩瞒着父亲改变了主意，主动请求洗衣服。两袋东西送过来了。一袋装着脏衣服，另一袋装着食物。装食物的那袋立刻被打开，里面有三盒茄汁豆子、两条面包、一罐花生酱和一整桶草莓冰激凌。装脏衣服的那袋稍后才被打开。把里面的东西翻倒进水槽时，她气得满脸通红。那全是脏内裤。

正是在洗别人的脏内裤时我明白了：我们的明天没有到来，或许永远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