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冬天，京畿的天空是被烽火熏黄的。后金大汗皇太极亲率大军绕过宁远、锦州这条明军苦心经营的关宁防线，取道蒙古草原破长城而入，一路势如破竹地直插到北京城底下。
袁崇焕吓得手忙脚乱，在派出头号干将赵率教于遵化送出人头四千之后，亲率关宁精锐星夜驰援堵住了德胜门一线，但整个京畿西南方其实门户洞开，涿州这种小城连像样的驻军都没多少，理论上就该是砧板上的肉。
但偏偏，就是这么个小城，在整个己巳之变里偏偏守住了！因为，有一支葡萄牙小型炮队刚好卡在这里。
万历末年，徐光启还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已经盯上了澳门葡萄牙人手里的"红夷大炮"，这种西洋铸造的青铜前装滑膛加农炮，口径大、管壁厚、炸膛率低、弹道稳，跟明军自己那些要么铸铁脆裂，要么射不准的土炮根本不是一代东西。
在1626年正月的宁远之战中，"红夷大炮"展现了价值。袁崇焕凭坚城放大炮，努尔哈赤的八旗军第一次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炮火碾压，老头几个月后就挂了，死因跟炮伤脱不了干系。大明朝廷里但凡还长眼睛的人都看得明白，这玩意是对付后金重步兵集群的唯一靠谱解法。你刀快甲利，挡不住我一炮轰过去炸倒一大片。
崇祯即位、阉党倒台、徐光启重新回到权力近圈层。从澳门搞炮、搞炮师，已经是半公开的国策方向了。崇祯元年，朝廷命两广总督出面，从澳门弄来一队炮手，由葡人军官公沙·的西劳（Gonçalo Teixeira Correa）带队，炮术专家、工匠、翻译、军官、助手加起来不到三十人，但带了十门大炮，正经的军事技术援助团。崇祯二年二月从内河水路北上，大炮太沉走不动，磨磨蹭蹭到了九月才到徐州，然后己巳之变爆发，北京告急，运河结冰，他们弃船上陆，急行军往涿州赶，十一月底才到。
涿州城防空虚，后金游骑已经在周围出没，城里的官民正在打包细软准备跑路。葡萄牙雇佣兵一到，直接把八门炮架上城墙，赶制火药，摆出要打的架势。后金的侦骑远远地探到城上有西洋大炮、有“夷人”操炮手在忙活，竟然真的没敢攻城，在离涿州二十里的地方转头走了。涿州成了己巳之变中极少数没被后金啃掉的据点之一。
"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
一门炮的威慑价值胜过三千兵，这笔账任谁都觉得划算。于是，这批葡萄牙炮手后来在明军体系里留了三年多，帮着铸炮、教练炮手，部分人还被调到登州归入孙元化的麾下。结果崇祯四年（1631）冬的登莱之变突然爆发，闹了一年多，孔有德、耿仲明把这支初具规模的西式火器力量直接打包带到了后金投降了。葡兵战死的、逃散的各十几人，第一次"引葡兵入援"的实验宣告失败。
这时，徐光启老头已经七十多岁了。崇祯三年四月，他上了一份关键的奏疏，认为葡兵和大炮可用，上次就二十几个人，顶多守个城，想反攻？得加人。他开口要再赴澳门招募四百战斗人员、加上仆役辅兵共约四百，携四十门大炮北上，做明军反攻的骨干中坚。
"不过数月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
崇祯批了。派中书舍人姜云龙跟耶稣会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又译若昂·罗德里格斯，在东方待了几十年的老传教士兼"通事"）持着皇帝的口谕南下澳门。朝廷拨了大约六万两白银的规模用作这支队伍的安家费、衣甲、行粮、月饷。你要知道当时一个明军普通兵一个月饷银大概一两不到，还经常拖欠，而这笔预算摊下来每个葡兵的待遇堪称豪华，也正因为"花这么多钱请外夷"从一开始就刺伤了无数官僚的眼。
葡萄牙人认为这笔买卖对他们来说一箭数雕。帮明朝打仗换政治庇护、保住澳门的存在合法性、顺便打开更多贸易空间、还能讨好北京的耶稣会。所以他们立刻就答应了助战的请求。
当地的仪事局拿出了澳门能拿出的几乎所有牌。约一百六十名葡萄牙正规战斗人员（很多是抵御过荷兰入侵的老兵）、约二百名澳门本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华裔/混血炮手和辅兵、再加约百名来自非洲和印度裔的仆从，总数四百上下，携大小火炮四十门北上辽东。
崇祯三年九月，葡萄牙兵整队完毕，乘坐明朝政府提供的十九条船从澳门出发，沿内河南下转入北上的水路通道。全副武装的葡兵列队登船，明朝官员和澳门市民都来看阅兵，气氛像是某种庄严又带点荒诞的跨国军事行动的开幕式。他们翻越南岭进入江西境内之后，改走赣江水路几乎纵穿整个江西，目标直指南昌、再北上湖口入长江，一路向南京方向然后转运河赴京。沿途的明朝地方官一开始是按圣旨的规格接待的，毕竟这是钦定的"高科技援军"，天子特批的项目。
然后一切就塌了，塌在南昌。无比滑稽地塌房了。
崇祯三年十一月到四年初之间（1630年底-1631年初）。朝中的政治风向已经悄悄转了。一个叫卢兆龙的礼科给事中连上四疏，对葡兵入辽东参战一事大喷特喷，简言之就是，堂堂天朝，自有精通火器的将领兵士，何必花天价的银子请外夷？夷心叵测"，让数百名带武器的葡萄牙人长驱直入到天子脚下操炮弄器，"跃马扬刀、拥弓挟矢于京城"，万一有变怎么办？他还添油加醋地暗示姜云龙跟葡人之间有猫腻、侵吞款项、葡人暗藏条件要在澳门复筑城台之类。
他甚至搬出戚继光的戚家军，说闽粤本地就能造能用红夷炮，"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可笑的是，戚家军早就被你老朱家自己灭了，最后一支精锐也死在了浑河血战，这时候又开始想念了？
崇祯素来多疑、急躁、刚经历己巳之变的心悸还没平、又刚砍了袁崇焕，一听 "外夷带兵入京畿"这几个字，立刻就破了大防。结果就是，崇祯翻然变计。一道圣旨追到南昌，让葡兵"停取回澳"，打道回府！
四百人、四十门炮、几个月的筹备、几千里的水陆跋涉，全截停在南昌城的码头边。除了陆若汉作为传教士身份相对灵活，获准带少量军械和人员继续北上交差，那三百多名葡兵和炮手，已经在船上熬了几个月、吃尽了南岭水道颠簸和沿途补给折腾的职业军人，被命令就地解散，调头回澳门。姜云龙则被以"贪渎冒饷"等罪名革职拿问，回籍听勘。
按理说，这事就算结束了。但更可笑的是，大明朝廷要追款。
六万两的预算是先期支付葡萄牙人了，明廷的意思是，人没用原路退还，钱肯定没花完，那剩下的钱你得退回来。整支队伍吃饭、买料、雇船、行装，沿途花出去的大约几千两，剩下的三万到四万两的量级，明廷正式发函，要求澳门方面"全额退还"。
欧洲小国士兵东游西荡，全球当雇佣兵太常见了，基本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没有碰到过“雇主签了合同、让人家大老远动员起来走到半路自己反悔、然后连误工费都不给还追着要退差价”的。
这种行为，哪怕在佣兵圈子最不讲武德的时代也属于闻所未闻的奇葩操作。葡方从议事会到带队军官当然是拒绝的，我们已经履约了，是你们自己不要的，凭什么我们自掏腰包扛损失？
然后崇祯亮了最后一张牌，拿停止对澳门的贸易往来做威胁。
澳门这座城本质上就是一个依附于明朝许可而存续的贸易居留地，它的粮食、它的合法地位、它的全部商业生命线捏在广州和香山县的手里。你不让贸易，澳门就窒息。葡方再不痛快，也扛不住这根绞索。最终议事会咬着牙把钱退了回去。或者说，能退的部分退了，已经实打实消耗掉的行军成本等于打了水漂，这笔账澳门只能自己认栽。
至于姜云龙，这个倒霉的中层官僚不过是个执行者，上面徐光启画的蓝图、崇祯朱批的圣旨、下面两广衙门配合的公文，他夹在中间跑断腿，最后所有脏水桶全扣他头上。贪腐指控、勾结外夷嫌疑、革职查办。
而徐光启呢？
老先生在这件事之后，实质上退出了一线军事改革。他继续做官，继续修历，主持《崇祯历书》的编纂是他晚年真正的学术主场。但那个曾经想在华北平原上建十五营西式火器车营、用葡萄牙炮手做种子教官、用西洋大炮把满洲骑兵挡在长城以北的宏大计划死了，死在南昌的码头边，死在卢兆龙的四封奏疏里，死在崇祯那颗永远在猜忌和急切之间来回摆荡的心里。
此后明廷虽然也继续零星地从澳门购炮、仿制红夷炮，却再没有过系统性推进过。皇太极却反应过来了。己巳之变里后金军自己也近距离见识了明军大炮的厉害，回国之后他设了"乌真超哈"（重炮兵部队），命佟养性督造，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初就铸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仿制大炮，其中最大的那门被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同年就在大凌河之战里用来轰明军守将祖大寿的城。
当孔有德和耿仲明带着炮队来到辽东沿海登陆投降时，皇太极大喜，不吝封赏他二人为王，他知道，攻破山海关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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