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近代四川（三）|四川省|四川简史|学堂|岑春煊|成都|重庆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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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近代四川（三）

晚清四川

清末新政在四川

庚子事变后，为挽救危局，清朝政府汲取此前的改革经验，推出包括编练新军、倡导商业、制定新法、改革官制、发展新式教育等在内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史称“清末新政”。新政在四川产生了较大影响，促进了四川社会的近代化。

1.编练四川新军与设立现代警察制度

新军是仿照近代西方营制编成，并训练洋操、使用洋枪洋炮的武装力量，最早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遵照清廷部署，四川总督岑春煊于1901年7月开始在川筹建新军。次年，继任四川总督锡良进一步强化编练新军的作用，在四川成立督练公所，全面推进编练新军。至1905年，四川已编练成常备军6营，工程兵1营，合计官兵2583名。同年，锡良又上奏清廷，对新军进行扩编。1906年，清廷练兵处将四川常备兵统编为33混成协，下辖65、66两标。继锡良之后，护理川督赵尔丰（1845—1911，赵尔巽之弟）和川督赵尔巽（1844—1927）都十分重视新军的编练。为加速新军建设，1907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决定在3个弁目营中选出300名学生，成立一个军官讲习班，加快军官造就。军官讲习班很快更名为“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1907年，赵尔丰就称：“前编混成一协，经前督臣锡良竭力拨凑，仅得银六十余万两，勉敷每年常款，而开办费尚无著，只得设法腾挪，节常款为开办之用，以致改编两载，所成不及四营。”可见，当时清廷财力实已不足，对各地编练新军的支持有限。四川新军最终也仅编练成一镇，即陆军第17镇。四川在编练新军过程中，注重从国外和沿海地区聘请教官，还选派一批人赴日本深造。其中，胡景伊、周骏、尹昌衡、彭家珍、刘存厚、刘湘、王陵基等都在后来四川政局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编练一镇新军，意味着四川军队的现代转型。

1902年，川督岑春煊开始在成都试办警务，设立现代警察制度。岑春煊委派沈秉堃办理警政并兼警局总办。沈秉堃向岑举荐周善培，岑春煊委任周善培为警察学堂教员。1903年4月，成都警察总局正式成立。1905年，清政府设巡警部，成都警察总局更名为“通省警察总局”。在周善培主持下，警察总局立即颁布了禁赌规章制度，禁止一切赌博活动；采取措施集中管理妓女，整顿社会风气；设立教养工厂，专门收容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幼童。经不断努力，现代警政在四川得到一定推广。到1907年时，全省144个厅州县中，有108个厅州县相继开办了警务，此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1908年，四川通省巡警道设立，掌管全省警政；同时，改通省警察总局为警务公所，专管省城警务。

编练新军和建立现代警政都是国家机器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对于四川而言，编练新军和建立现代警政对稳定社会治安、改善城市形象等都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这并不能挽救清廷腐朽的统治，相反，新军和警局中的一部分人成了推翻清廷统治的重要力量。

2.新式学堂的兴起

京师天文馆、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对四川新式学堂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02年，四川成立学务处，专管全省学堂事宜。1903年，总督锡良发出饬令，命各府、厅、县赶办学堂。一时紧锣密鼓，新式学堂迅速应运而生。为办好新式学堂，四川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成其事。

一是造就师资。创办新式学堂需要大批能胜任新式教学任务的教师，当时造就新式学堂师资的最佳途径是派有文化者赴日本学习。1903年，锡良令各州县集资，并选拔人才，送往日本学习师范速成科。1906年5月，四川第一批赴日师范速成科留学生160人东渡日本学习。同年，锡良还下令各地兴办师范传习所，凡从教者，必须经传习所学习。此后，全省普遍兴办初级师范学堂，大量培养初等教育师资。1909年，四川又对所有私塾教师进行改造，使之快速转化为新式学堂教师。这些措施为四川新式学堂的创办解决了师资不济的问题。

二是考察外国办学方式。四川兴学之初，以日本为范式。为掌握日本办学经验，1903年，四川地方政府派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总理（校长）胡峻赴日考察学务。在日本数月，胡峻对日本教育行政、学制体制、学科设置详加考察。回国后将考察到的经验参酌应用于办学，发挥了重要作用。1905年，四川地方政府又派员赴美、日两国广泛考察实业学务及学堂办理办法，取得了更多办学参照，为改进办学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

三是聘请外国教师。四川省地方政府认为，聘请外国教师，省费且见效快，又可避免派学生留学接受西方“异说”影响，有百利而无一害。出于这一认识，四川省地方政府大力引进外国教师。同时，对聘请外教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在聘请时必须先弄清所引者系何国何校毕业，有无毕业文凭，能授何课，有无可靠人士介绍，聘期多长，薪酬多少，然后方可按规定录用。当时，全省高等学校和中小学引进了大批外籍教师，仅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就引进了20多名欧美日教师，收效良好。

3.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末，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进入20世纪，在清政府“新政”的刺激下，四川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04年，四川设立省和各县劝工局，1905年，成立矿务调查局。1907年，四川设通省劝业道，总督赵尔巽委任周善培署理劝业道，统筹农工商矿各业。随后，周善培主持开设了成都劝业场、锦华馆，开办彭县铜矿、一碗水银矿、造纸厂、肥皂厂、泸州磁厂、工业试验所、磁业验所等，还改善了四川劝业会。劝业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促进农、商、工各业产品交流，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都的劝业场有多项创新，其中，全场用电灯照明，曾轰动一时；首开商业用水，开启成都商业用水历史,还造成了当时极为时髦的妇女逛商场新风尚，是成都市政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由于四川地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兴办工商很快形成潮流。1900年，四川出现了采用织布机织布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很快。截至1911年，重庆、成都、宜宾、奉节、荣县、绵竹、璧山、安县（今绵阳市安州区）等地共开设纺织厂21家。在缫丝业方面，潼川（今绵阳市三台县）、合川、重庆、江北、南充等地得到率先发展。在造纸业方面，1905—1907年的两年时间内，四川境内便开设有富川造纸厂、梁山造纸公司、乐利造纸公司、彭县造纸厂、忠州造纸厂、夹江造纸厂6家企业。在铜矿业方面，仅1902年就创办了彭县大宝山铜矿、叙府铜矿、叙永鹅公山铜铅铁矿、越西碧鸡山铜矿，之后四川境内又有1905年的万县紫金山铜矿、金子坪红铜矿和天全铜矿，1907年的雷波卢银寨铜矿、彭县的朱家山铜矿和新宁铜矿，以及1910年的彭县马松岭铜矿。此外，四川铁矿的开采也很快兴起。綦江、西昌、天全、威远、丰都、马边等地均设有铁矿厂。在其他行业方面，包括玻璃制造业、电灯制造业、面粉业等均在四川取得初步发展。这一时期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起步的表现，尽管在时间上产生较晚，但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命力，并朝着构建四川近代新的经济形态逐步前进。当然，清末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是重庆开埠，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以通商口岸重庆为重要支点，逐步向全川扩散。

民国时期重庆裕华纺织厂女工纺纱之情景

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民族工商业发展几乎同步，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产生了。在这一群体中，有的还具有官僚或半官僚性质，有的则通过集资兴办实业成为富商，有的是由富农转化而来，还有的充当买办，在与洋商交往中获利。例如，在成都创办实业的舒巨祥、樊孔周、陈养天、马正泰等，在重庆创办实业的卢干臣、赵资生、李耀庭、文国恩、何鹿蒿、卞小吾、陈崇功、张森楷、宋育仁等，在三台设蚕丝厂的陈开沚，在自贡利用机器产盐的欧阳显荣、范容光、王和甫，另有犍为的肖凤来，宜宾的赵汝骥，彭县的魏子书，潼川的王静海等，都是当地新兴资本主义实业的开拓者。为保障共同的合法权益，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成立相应的社会组织。1904年，重庆总商会成立；次年，成都总商会成立。之后，宜宾、泸县、顺庆、潼川等地纷纷建立商会，由各地工商业名人充任会董。到1911年，四川商会组织达到98个。是年3月，四川各地商会还派员聚集在成都商议并成立了四川通省商会联合会。商会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基础和清政府“新政”的合力推动下成立的，表明四川资产阶级已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

4.四川谘议局成立

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四川于1908年初组建了四川谘议局筹备处，由当时的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云南大理人）充任总理，提学使方旭（1851—1936，安徽桐城人）、四川籍翰林院编修胡峻（1869—1909，四川成都人）等4人为协理。谘议局议员选举是四川历史上民选议员的第一次实践。1909年10月14日，当选议员会聚成都开成立大会，总督赵尔巽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训词。布政使王人文、提学使赵启霖（1859—1935，今湖南湘潭人）、按察使江毓昌，劝业道周善培、盐茶道尹良等，以及成都府于宗潼，成都、华阳两县县令全部到会。成立大会投票选举蒲殿俊为议长，罗纶、萧湘为副议长。四川谘议局如期成立，产生议员127名，其中，同盟会会员仅4人。

四川谘议局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这首先是由于谘议局作为议事机构，本身就负有议决有关事务的权力，对传统的地方政治体系是一种改进。四川谘议局成立后，地方自治得到进一步推广，各地纷设自治局等机构，以促进当地事业。从具体情况来看，四川谘议局在改革财政税收、振兴实业、整理川汉铁路公司、促进地方文化教育及监督官员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除此之外，四川谘议局还大力倡导立宪。1910年，蒲殿俊召集议员筹划创办《蜀报》，总编辑初聘谢无量，未就，乃聘朱山。《蜀报》自1910年8月15日出刊，到1911年6月中旬停刊，共发行12期。《蜀报》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思想。总体而言，四川谘议局的产生是清末“新政”环境下，四川地方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与四川督府及各级官员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封建皇权政治的斗争，四川谘议局的出现对此后四川的革命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