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落榜后，我参军入伍，两年后，我考上了军校|军校|参军入伍|新兵连|落榜|赵明远|通信连|高考

那年我十八岁

如今坐在老家的院子里泡茶，看着茶杯里浮沉的叶片，总会想起十八岁那年的自己。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命运，只觉得天大地大，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颗不甘的心。年少时以为当兵是退路，后来才明白，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奔赴。有些路走着走着，就走成了归途；有些人见着见着，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岁月教会我的，不是如何赢，而是怎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把一颗心安顿好。

1978年夏天，县一中门口，梧桐树荫下，我蹲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封已经被汗水浸湿的信。

蝉鸣声一浪高过一浪，空气闷得像蒸笼。我盯着信封上那几个字——“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确认上面确实没有我的名字。同桌赵明远从教导处出来，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远远冲我晃了晃手里的红纸：“庆国，我考上了！”

我冲他笑了笑，把那封信塞进裤兜里，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走吧，请你吃冰棍。”我说。

县一中门口那个卖冰棍的老大爷认得我们，每次考试结束都在这儿等着。赵明远挑了一根红豆的，我要了一根绿豆的，两个人蹲在树荫底下啃。冰棍甜丝丝的，凉气顺着喉咙往下走，可我总觉得心里头烧得慌。

“你打算怎么办？”赵明远问我，嘴里含着冰棍，说话含含糊糊的。

“我爸说了，考不上就回家种地。”我把最后一口冰棍咬碎，“我不甘心。”

这话说完，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全县几百号人参加高考，录取的就那么十几个。我没考上，说明我就是不如人家。可心里头就是憋着一股劲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妈正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煮的是玉米糊糊，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额头上全是汗。我爸坐在门槛上卷旱烟，看见我回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考上了没？”

“没。”

我爸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把卷好的烟叼在嘴上，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不太清楚。

“明天跟我下地。”

我嗯了一声，进屋去拿碗筷。弟弟妹妹们围在桌边，最小的妹妹才六岁，趴在桌沿上看我妈盛饭。我摸了摸她的脑袋，她抬头冲我笑，露出一排豁牙。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炕上盯着房梁发呆。屋里热得像蒸笼，蚊子嗡嗡地在耳边转，我翻了个身，听见隔壁屋我爸和我妈在小声说话。

“要不让庆国去当兵吧？”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

“当兵能有什么出息？”我爸的声音闷闷的。

“总比在家种地强。隔壁老周家的大小子，去年当了兵，今年就往家里寄钱了。”

“那能一样吗？人家是城里娃，咱们……”

声音渐渐低下去，听不清了。我睁着眼睛望着黑暗中的屋顶，脑子里乱糟糟的。当兵？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可转念一想，这或许是眼下唯一的路了。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爸下了地。八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疼。我弯腰拔草，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就没了影儿。腰酸得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水泡，破了之后火辣辣地疼。

中午歇晌的时候，我靠在田埂边的树荫下喝水，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忽然觉得特别迷茫。我才十八岁，难道这辈子就要这样过了？

“爸，”我开口，“我想去当兵。”

我爸正在往烟袋锅里装烟丝，听到我的话，手顿了顿。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他没再说什么，把烟袋锅点上，抽了两口，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跑公社、跑武装部。体检那天，我跟几十个年轻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光着膀子被医生翻来覆去地检查。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验血，每一项我都提着一颗心。好在身体底子不错，一路过关斩将。

政审的时候，公社武装部的陈部长翻了翻我的档案，抬头看了我一眼。

“高中毕业？”

“嗯。”

“高考没考上？”

我低下头，脸有些发烫。

“没考上。”

陈部长合上档案，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语气倒是不凶：“小伙子，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到了部队，可比种地苦多了。”

“我不怕苦。”我说，“我就怕一辈子窝在这儿，什么也干不成。”

陈部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看起来没那么严肃了。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那天下午，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盖着鲜红的公章，我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心跳得厉害。回到家，我把通知书递给我妈，她接过去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真要去啊？”她眼圈红了。

“妈，我去两年就回来。”

她没说话，转过身去继续做饭，肩膀微微颤抖着。我知道她在哭，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那个年代的父母，感情都藏在心里，不会说出来，也不会抱一下，所有的牵挂都融在一日三餐里。

离家的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妈已经起来了，在灶台前忙活着，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坐在桌前吃面，她就站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爸背着手站在门口，等我吃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

“拿着。”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有五块的，有两块的，还有一块的，加起来大概三四十块钱。

“爸，我不要，您留着。”

“让你拿着就拿着。”他把布包塞到我手里，“到了部队，别给咱家丢人。”

我鼻子一酸，使劲点了点头。

村口的拖拉机已经等着了，几个一起入伍的小伙子已经爬了上去。我背着行李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站在门口，用手背抹眼泪，我爸站在她身后，还是背着手，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扬起的灰尘遮住了他们的身影。我转过头，看着前方的路，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到了县城，换乘卡车去火车站。车厢里挤了二十几个人，都是新兵，穿着刚发下来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一个个兴奋又紧张。有人开始唱歌，唱的是《打靶归来》，大家跟着一起吼，声音震得车厢嗡嗡响。

我也跟着唱，唱着唱着，心里的那些忐忑和不舍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豪迈和期待。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了两天一夜，越往北走，窗外的景色就越陌生。南方的青山绿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平坦的土地，黄褐色的，一眼望不到边。

到达部队驻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营区很大，一排排红砖瓦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操场上有一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老兵们列队迎接我们，帮我们拎行李，带我们去宿舍。

宿舍是大通铺，一间屋子能睡十几个人。我被分到三班，班长姓顾，叫顾长河，山东人，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说话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新兵蛋子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顾班长站在宿舍中间，叉着腰看着我们，“我知道你们在家都是爹娘的宝贝疙瘩，但到了这儿，就得给我把娇气收起来。当兵不吃苦，不如回家卖红薯！有没有信心？”

“有！”我们扯着嗓子喊。

顾班长满意地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在我身上停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班长，我叫宋庆国。”

“宋庆国……”他念叨了一遍，“哪儿的？”

“湖南。”

“湖南好，出好兵。”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

那天晚上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是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窗外传来哨兵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很有节奏。我望着天花板，想着家里的父母，想着弟弟妹妹，想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田埂路。

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兵了。

新兵连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苦得多。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操跑步，然后是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战术训练，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架了。刚开始那几天，我浑身酸痛，走路腿都打颤，晚上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费劲。

最要命的是单杠练习。我从小力气就不大，引体向上一个都拉不上去。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全班就我一个人挂在那里，脸憋得通红，胳膊使不上劲，像个被挂在钩子上的鱼一样来回晃荡。

“宋庆国，你这不行啊！”顾班长站在下面喊，“你看看人家刘大柱，一口气拉了八个！”

刘大柱是我们班的东北兵，长得五大三粗，一身腱子肉。他咧嘴冲我笑：“兄弟，晚上我教你。”

那天晚上吃过饭，刘大柱真拉着我去练单杠。他先给我示范了几个动作，然后托着我的腰帮我往上送。

“使劲儿，别怕掉下来，我在底下接着你呢！”

我咬着牙往上拉，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拉到一半就没劲儿了，整个人吊在半空中。

“再来！想想你为啥来当兵！”

为啥来当兵？为了离开那个小山村，为了不让爸妈失望，为了给自己争口气。想到这里，我咬着牙又往上拉了一点。

那天晚上，我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引体向上。虽然只有半个，但刘大柱比我还高兴，拍着我的后背哈哈大笑：“行啊兄弟，有进步！”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熄灯前，我都会去练一会儿单杠。慢慢地，从一个都拉不上去，到能拉一个、两个、三个……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时，我已经能做八个了。

顾班长在全班面前表扬了我：“看看人家宋庆国，刚来的时候一个都拉不了，现在能拉八个。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肯下功夫，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全班鼓掌，我坐在那里，心里美滋滋的。那种感觉，比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还要高兴。

新兵连的生活虽然苦，但也有许多温暖的时刻。比如每个周末的加餐，食堂会做红烧肉，每人一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比如收到家信的时候，全班人都围在一起看，谁的信里夹了照片，大家都要传着看一看。比如晚上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看书，被查铺的班长逮住了，训两句也就过去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收到了我妈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布鞋，千层底的，针脚密密麻麻的。还有一封信，是我爸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写出来的。

“庆国吾儿，见字如面。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你在部队要好好干，听领导的话，团结同志，不要给家里丢人。我和你妈都盼着你立功受奖的消息。”

信的末尾，我爸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大概是他的签名。我拿着信看了好几遍，眼眶有点发热。我把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那双布鞋试了试，大小正合适。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通信连。通信连的任务主要是保障部队的有线通信，架线、巡线、抢修，活儿不算太累，但技术要求高。连长姓孙，叫孙德胜，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兵，技术过硬，对士兵要求严格，但也很关心人。

“宋庆国，”孙连长翻了翻我的档案，“你是高中毕业？”

“是的，连长。”

“文化程度不错。”他合上档案，“通信兵需要动脑子，你好好学，争取早日掌握技术。”

我点了点头，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技术学好。

通信兵的技术活儿不少，要学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电话交换机的操作和维护。刚开始接触这些，我觉得头都大了。那些电路图、电阻电容、频率波长，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我没有退缩，白天跟着老兵学操作，晚上抱着教材啃理论。

连里有一个叫方志明的老兵，技术特别好，人称“活字典”。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找他准没错。但他脾气也有点怪，不爱说话，平时总是一个人待着捣鼓那些机器设备。

我想跟他学技术，可他总是不冷不热的。问他问题，他最多说两句，然后就埋头干自己的事了。我也不气馁，每次他去维修设备，我就跟在后面帮忙递工具，看他怎么操作。慢慢地，他开始愿意跟我说话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机房值班，方志明也来了。他在调试一部电台，我在旁边整理线缆。弄了大概一个小时，他终于搞定了，伸了个懒腰，看了我一眼。

“小子，你挺能坐得住。”

我笑了笑：“闲着也是闲着，多学点是点。”

他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摆了摆手说不会，他就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

“你知道我为啥愿意教你吗？”

我摇了摇头。

“因为你眼里有活儿，心里有数。不像有些人，光说不练。”他又吸了一口烟，“通信兵这行，看着不起眼，但关键时刻顶大用。战场上，通信要是断了，那就等于瞎了聋了。”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想把它学好。”

方志明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赞许。从那以后，他教我教得更用心了，有时候还会把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技巧告诉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春天的时候，营区里的杨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风吹过来沙沙响。夏天的时候，我们在野外架线，顶着大太阳，汗水把军装湿透了又晒干，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秋天的时候，营区后面的柿子熟了，老兵带着我们去摘，一人分几个，甜得很。冬天的时候，北方的大雪把整个营区都盖住了，我们在雪地里巡逻，踩着积雪咯吱咯吱响。

第二年春天，连里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说要选拔一批优秀士兵参加军校招生考试。消息一传开，整个连队都沸腾了。上军校，这是多少战士梦寐以求的机会啊！

我也报了名。报名那天，孙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宋庆国，你文化底子不错，这次考试是个机会。但要考上军校，光靠底子不够，还得下苦功。从今天起，你不用参加连里的日常勤务了，专心复习。”

“谢谢连长！”

“别谢我，能不能考上，看你自己的本事。”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紧张的复习。白天在图书室看书做题，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学到半夜。连里的战友们都很支持我，值夜班的时候尽量不打扰我，有人还把自己的复习资料借给我用。

刘大柱知道我报考军校，特意跑来跟我说：“兄弟，好好考，给咱们班争光！”

赵明远也给我写了信，他在大学里过得挺好，知道我要考军校，特别高兴，还寄了一些复习资料过来。他在信里说：“庆国，我就知道你行。当初你没考上大学，不代表你不优秀。加油，等你考上军校，咱们就是校友了！”

我看着信笑了，心里暖暖的。

考试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我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仪容，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考场设在师部的礼堂里，几十个考生坐得整整齐齐。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深呼吸了几次才平静下来。题目不算太难，大部分都是我复习过的。我一道一道地答，不敢马虎，也不敢着急。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外面阳光灿烂，我眯着眼看了看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