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今年90岁了，自从外公走后，她便成了我妈唯一的牵挂。前年，我们把她从乡下老屋接到县城，可她不忘“根”，隔三岔五总要回去看看，摸摸旧桌椅，望望房前树，和隔壁嬢嬢摆几句“龙门阵”，那是她最安稳的时光。
老屋在村尾，进出全靠侧边一条20多米长的土坡路。为了遂她的愿，也怕她摔着，我常常开车接送。那条路，成了外婆与旧时光之间最后的连线。
2024年春节刚过，我陪外婆回去，却愣在了坡前，路不见了。邻居蒋老汉为了自家新房“风水”，竟把坡挖断了。外婆气得发抖，他却振振有词：“她都这岁数了，将来房子也没人住，再过个几年，我搭个临时桥就行了。”
外婆不依这个理，伤心地攥着我的手反复说：“我要一条路，我要回家。”我硬着头皮找了几回村干部，可蒋家不是躲就是吵，事情僵在那儿。
无奈之下，我选择向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递诉状打官司。生平第一次走进法院，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样一桩“小事”会被怎么处理。诉讼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叫“杨选荣工作室”的房间，里面一张圆桌，摆着几个板凳，墙上都是锦旗，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几个字。接待我的是一位退休返聘的老法官，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说话不紧不慢，温和地让我叫他老杨。我松了一口气，心说可算找对人了。“邻里纠纷，我建议先调解一下。真闹上法庭，往后还怎么见面相处呢？”他几句话，就让我点了头。
两天后，老杨约我们到村里调解。我到村委会时，他正在阳光下和村干部低声商量着什么。见我来了，他让我先坐，自己转身去了地里。蒋老汉正在柠檬园喷药，一脸不情愿地被请了过来。
老杨没急着说路，反倒问起蒋家盖房的事。聊开了，气氛才轻松了些。这时，他才缓缓说：“修房是喜事，可你把邻居回家的路断了，这理说到哪儿都不通。换作是你，怎么办？”蒋老汉低头不语。
接着，老杨讲了相邻权的法律，也说了“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蒋老汉终于松口，答应把路恢复，却又推说坡陡活难，要拖些日子。
老杨把我叫到一旁，轻声说：“之前电话里沟通几次他都有点反复，我不放心。你不如趁这机会，自己出点钱，把土路修成水泥的，既踏实，也方便外婆走动。”我打电话回家，外婆一听，连连说好。在老杨的调解下，蒋老汉也不再纠结“风水”问题，同意我把路修好。
于是，我们一群人又到了坡前。双方为路的宽窄争执不下，老杨就蹲在土埂上，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线，请村干部和围观的乡邻一起见证。红线划好，木桩钉下，这条路才算真正定了下来。
临走时，我看见老杨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
水泥路通了，外婆踩着它走了一回，笑得很开心。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也不好意思再打扰法官。谁知一个下午，那个熟悉的号码再次响起。
“小伍，今天在你们村办另一个案子，顺路来看了一眼。路挺好，你外婆也回来走过啦？”老杨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我们也见了蒋老汉，他说两家现在处得不错。路重新连上，感情也恢复了，这下我放心了。”
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只会重复着“谢谢”。这场官司，最终没有走上法庭，没有法槌落下，也没有判决书寄达。但安岳法院那间朴素的调解室，老杨一次次耐心而坚定的叮嘱，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司法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可以熨帖人心的温度。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新修的水泥路上，白得发亮。
（伍冬秀 口述 | 人民法院报记者 姜郑勇 | 人民法院报通讯员 张异同 整理 ）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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