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那扎根泥巴里的童年，仍像田埂上的狗尾巴草，春风一吹，又绿了。那会儿的农村娃，兜里掏不出一分钱，买玩具更是想都不敢想。于是，就凭手上那点灵巧，用不起眼的物件自制玩具，让清贫的日子，漾出几圈欢乐的涟漪。
头一样拿手好戏，便是削陀螺。找一小段木料，用铅笔刀把下半截削成倒圆锥，上半截成圆柱，两三寸高，一两寸粗，陀螺就成了。用旧布条搓成绳，扣在两三尺长的细杆子上。玩时让布绳绕住陀螺轻放地上，屏住气手臂猛地一扬，木杆带绳“嗖”地拉出去，陀螺便呼呼地转起来，紧接着用鞭子不停地抽打陀螺，不让它慢下来。它像个永不知累的小陀螺，在泥土上划出一圈又一圈快乐的弧线。
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新石器时代就有了，考古人员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刨出了四千多年前老祖宗的陶陀螺。敢情我们想玩的基因，乃是几千年的代际传递。削陀螺可不是轻松活，需要质地紧致的木料，刀口无情不说，手指上也会压出血印，比削铅笔费力百倍，耗时万倍。大家一起玩，就比谁的陀螺转的时间长，谁就是“陀螺大王”。抽得兴起时，还扯着嗓子喊“抽死这个蒋秃头”——那会儿台湾反攻大陆风声紧，大人骂，我们也跟着骂，抽起来手上更有劲。我是排行老大，要分担家务，没空削木头，只好拣个超大胡萝卜头，削个陀螺过把瘾，玩几天就软了，蔫了。去得快，也来得快，只是从没称“大王”。
弹弓和弓箭，是我们的“远程武器”。寻觅一尺来长的粗钢丝，弯成Y形，顶头卷两个小圈，分别扣上牛皮筋。两边牛皮筋的另一端，缝在同一小块厚布上。玩时石子半包在布里，捏住往后拉，猛地松手——“嗖”的一声，石子飞出老远。不用说，谁的石子飞得最远，谁就能拽一番，那自豪的神气，大家只能认了。可他那弹弓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找到钢丝非常不易。找不到钢丝的小伙伴，包括我，就砍个Y形树杈子，削去皮，缠上皮筋，照样能用。另外，买皮筋也不是心想事成的事。我们就再退一步，玩弓箭。找到两尺来长的竹片削薄，两头系上粗线绳，一拉，就是弓。剪下高粱杆靠穗头的那一段，顶端插根缝衣针，就是箭。这个我做过多次，但从没击中偷吃粮食的麻雀，倒把自家的鸡吓得嘎嘎叫噗噗飞。
最神奇的是制造“小广播”。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农村连收音机和报纸也没有。后来有了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播放中央指示、农业报道、天气预报。因安装需要大竹竿、电线等紧俏物件，公社干部只得让周边生产大队先行一步。十二岁那年，我到临近公社的大队读高小，有个同学家的广播喇叭报废了，他就把喇叭后面的磁铁敲下来，砸成碎块，分给我们一人一小块；再把漆包线小心理下来，一人分一大段；各自找块铅皮剪成小圆片，中间剪出个细长条，扳竖起来当柱子。漆包线两头刮掉绝缘层，一头缠在柱子上，再把整根线绕上去；带柱的铅皮放在火柴盒里；磁铁块放在绕线柱的旁边；漆包线另一头接在一根细铁丝上。小广播大功告成。
赶上县广播站播音时，我们把细铁丝挂到耷拉下来的广播线上，然后用手按住铅皮中心那小柱子，人就成了地线。火柴盒里，便有细细的声音传出来！那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得把耳朵贴上去才听得见。但这是我们的广播，我们自己做的广播！那种成就感要飞上天，心里比水果糖还甜。后来我们家里都装上了正经广播，喇叭又大，声音又响亮，却再也没有当初火柴盒里那一声传出的激动了。
另外，我们还用木板锯过盒子枪，扮演“双枪老太婆”；用蓝墨水涂在玻璃片上当做“观日镜”，对着太阳睁开了我们的眼睛；有几个同学做出了铁环，互相比赛推铁环，看谁跑得快；曾有一个同学带来过凸透镜，我们抢着做实验，用它聚焦阳光点燃火柴棒，却怎么也燃不了草稿纸。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的手和脑从没消停，土法上马的玩法层出不穷，互相比试，玩出了童年的玩具江湖。
六十多年后，看着满屋玩具的孩子，我常想，他们什么都不缺，可又好像缺了点什么。缺的是什么呢？是削陀螺时划破手指的疼痛？是抽陀螺时冒出的一身大汗？是推动铁环飞跑转圈的比试？是弯弓搭箭的傻帽？是火柴盒那一声响的狂喜？哦，是少了亲手制作一件玩具时，那种手心出汗、眼睛发亮的感觉。现在的孩子当然比我们聪明，玩具也比我们高级一万倍。我只是想，要是这些会跑会飞的玩意儿里头，也能留一点空，让孩子自己动手填点什么，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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