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休谟情感理论，不仅有助于厘清其对人性哲学的奠基作用，更能透视休谟哲学体系的整体性与内在统一。
原文 ：《展望休谟情感理论研究》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钟家渝/博士生
图片 |网络
休谟《人性论》分三卷，第一卷《论知性》和第二卷《论情感》于1739年出版，第三卷《论道德》则于1740年出版，它们分别涉及的是对我们的观念、情感和道德的起源的探讨。在《人性论》出版后，休谟分别对书中的三卷进行了改写，分别呈现在《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研究》《情感论文》中。《人性论》第二卷是休谟情感理论的主要呈现地。学界对休谟情感理论的研究态度经历了从贬斥到逐渐重视的过程。
对休谟情感理论的消极评价
自《人性论》出版至20世纪上半叶，休谟哲学多被视为怀疑主义的代表，休谟对外界物体独立存在、人格同一性等的怀疑，使论者多强调其哲学的消极面，这影响了人们对休谟情感理论的看法。以托马斯·希尔·格林为例，他认为休谟用情感而非理性解释欲望与意志，是对道德世界的溶解。且休谟忽视了理性的创造性力量，其体系最终“走到了尽头”，他号召年轻学者将注意力从休谟“落伍的体系”上转移开。
自1905年肯普·史密斯发表两篇休谟哲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论文以来，学界开始重塑休谟更具建设性和原创精神的形象。史密斯驳斥了以格林代表的彻底怀疑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解读，指出其忽略了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思想。1941年，史密斯出版专著《大卫·休谟的哲学：对其起源和核心学说的批判性研究》，确立了自然主义诠释在20世纪休谟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史密斯认为，受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影响，休谟的认识论受制于道德学说，“休谟正是通过道德之门才进入其哲学体系的”，他甚至推论“《人性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初稿完成时间早于第一卷所处理学说的构思阶段”。可见，在史密斯看来，《人性论》第二卷（即休谟的情感理论）的价值在于为道德理论服务。
史密斯对《人性论》第二卷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它是“构成《人性论》三卷中的最不令人满意的一卷”。读者原以为第一卷的学说会在第二卷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却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一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知识问题只有很少的关联，与伦理也只是以一种附带的、偶然的方式有关”，占第二卷超三分之一篇幅的间接情感与伦理问题缺乏直接联系，解释这些间接情感的双重联结原则也只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可见，在史密斯看来，除了与道德学说有关的部分，休谟的情感理论大多是无用且费解的。
休谟情感理论的正面价值
史密斯以后，休谟学界展开了对休谟情感理论正面价值的研究，形成了“休谟学界自己的分支研究部门”。这一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受史密斯的影响，结合《人性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探讨休谟的情感理论对其道德学说的价值；二是试图探讨《人性论》第一卷与第二卷的相关性。这两个研究方向都得到了一定的文本支撑。
首先，对于试图建立第二、三卷关联的研究者而言，休谟的情感理论可被视为其道德理论的序言。这类研究者在休谟1740年匿名写作的《〈人性论〉摘要》中找到了文本依据。休谟指出:“逻辑的唯一目的在于说明我们推理能力的原则与运作以及观念的本性；道德学与评论则关涉我们的趣味与情感；政治学把人视为社会中的联合体，彼此相互依存。因此，这部关于人性的论著似乎意在构成一套科学体系。作者已完成与逻辑有关的论述，并在对情感的论述中为其余各部分奠定了基础。”可见，休谟认为自己的情感理论是为道德与政治理论奠基的。帕尔·阿尔达尔在《休谟〈人性论〉中的情感和价值》中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该理论对道德学说的价值，认为第二卷中大费笔墨处理的间接情感与道德情操密切相关。
探讨休谟情感理论意义的第二条路径是重视其与认识论的相关性。在为《人性论》第一、二卷撰写的通告中，休谟声称“论知性和论情感这两卷是单独构成一系列完整的推理连锁的”；在第三卷的通告中，休谟也说：“尽管这本书是《人性论》第三卷，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前两卷的，读者不必完全理解前两卷中的所有抽象推理……需要注意的只是，我将继续使用与前述相同意义的两个术语，即印象与观念。”可见，休谟的情感理论和认识论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许多论者试图发现这种“自然的划分”的意义所在，找出构成第一、二卷统一性的要素。
部分论者认为第一、二卷的统一性在于方法论层面，即实验推理方法在心灵运作上的应用，而休谟的情感理论则证实这种应用的可能性。约翰·帕斯莫尔和尼可拉斯·卡帕尔迪是这种路径的代表人物。前者认为“人性科学本身利用了联结原则……这便是《人性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必须作为一部单一作品发表的原因”，后者指出“《人性论》第二卷在诸多方面堪称最能体现休谟哲学核心思想的重要篇章。通过对联结机制的探讨，该卷为休谟关于因果信念运作机制的阐释提供了有力佐证”。
还有部分论者认为两卷的统一性是一种叙事或目的上的统一性。安妮特·拜尔的《情操的进化：对休谟〈人性论〉的反思》将休谟的情感理论视为解决其在第一卷中陷入的怀疑主义困境的关键，使一个位于社会和物理世界中的具身性自我得以可能。
近来，詹姆斯·哈里斯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人性论》第一、二卷的统一性在于，它们共同处理了哲学史上“最古老的问题”，即“理性和情感的关系问题”。休谟在第一卷的任务是摧毁理性的权威性，在第二卷则通过“同情的社会性”实现情感的自我调节，通过这种方式，两卷“限定并定义了一个独立的哲学主题”。
未来研究展望
其实，无论是关注休谟情感理论与其认识论的相关性，还是强调其对道德学说的重要性，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休谟的情感理论在《人性论》的哲学体系中扮演着枢纽性角色。而这种枢纽性可以通过行动视角予以揭示，探讨情感和行动的关系问题应是未来研究的学术方向。国际《休谟研究》期刊联合主编伊丽莎白·拉德克里夫将实践性视为休谟“情感的标志性角色”。以行动视角探讨休谟的情感理论，既需要考察休谟是如何将其因果关系理论用于分析行动的必然性问题，从而揭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相关性；又能澄清休谟道德情感主义的心理学基础，进而阐明第二卷与第三卷的密切关联。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到休谟情感理论对其人性哲学的重要性，更能让我们深刻把握休谟哲学的整体性。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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