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日耳曼5月30日夺得欧冠冠军后，围绕庆祝活动的展开，社会舆论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强度早早形成了一种颇不健康的期待。维持治安的部署、冲突风险以及可能被砸碎的橱窗，已经在评论中占据中心位置。
几乎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些冲突最终还是发生了，并在媒体层面吞没了这一事件中相当大一部分积极意义。如今，这类胜利若不伴随暴力反而显得少见，这也与我们不再充分追问其成因有关，转而更倾向于依赖一套在总统选举竞逐升温背景下不断被强化的压制性机制。
根据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6月2日公布的被拘捕人员数据，其中98%为男性，“三分之一”为未成年人，“85%为法国人”，累犯则只占“少数”。这些统计数字动摇了那种广泛流传的看法，即相关行为主要出自累犯之手。面对这样的现实，冷冰冰的“即时出庭审理”程序却迅速启动。理解很少，惩罚很多，而且速度极快。
在高度媒体曝光的环境下，刑事回应的迅速本身也成了一种政治信号。人们要看到国家在行动，要看到违法之后立刻受到制裁，要看到秩序已经恢复。但司法并不只是展示公共权威的工具。
多年来，刑事法律实务界一直对“即时出庭审理”提出批评。这一程序允许检方将现行案件，或在现有证据已足以审理的案件，直接提交轻罪法院审理。被告甚至可能在当天就接受审判。这种程序对辩护权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在这种程序下，律师虽然可以“当场”查阅卷宗，但在辩护必须仓促准备的情况下，这种查阅很少能够弥补无法深入分析案卷的问题。尤其是在此次情形中，这种审查本应更加严格，因为拘捕人数众多，而证据收集往往也十分仓促：行为人有时蒙面，视频调取因时间不足而不完整，警方证词又可能因现场混乱和视线受阻而受到影响。在群体暴力事件中，如何准确归属个人责任，本来就是最困难的环节。情境越混乱，就越应保障调查和质证所需的时间。
此外，如果当事人要求延期审理，还可能面临被羁押候审的风险。因此，他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同时还要意识到，法院可能会为了事后合理化已经发生的羁押，而倾向于判处实刑，而不是作出无罪判决或适用替代性制裁。
这意味着，当事人不得不接受与一种“赶办案件”的司法体系正面相对。这种司法把人当作不断流转的案卷来处理。有时，它甚至乐于停留在这种时间不足的状态中，并把它当作一个方便的借口，以免真正去倾听更多内容。
政治压力也在显著影响司法辩论。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展开的论述，容易推动一种“以儆效尤”的逻辑，从而抹去那些站上法庭者各自的具体处境。在一方面，需要对暴力行为作出回应，并考虑公众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每个人的个人情况作出裁判。这两者之间存在深刻张力。
从最初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个别化审理更应成为基本原则。并非所有人都是累犯，也并非所有人都有犯罪记录。这一点值得指出。它提醒我们，群体暴力不能简单等同于惯常犯罪，也不能被归结为已经固定成形的犯罪轨迹。
这些人是在仓促中被审判的，但后果却会长期存在。这一程序会推动短期监禁的适用。此后，当事人还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社会脱嵌，以及犯罪记录留下的痕迹，而其中很多年轻人本就因社会地位下滑而处于脆弱状态。
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以暴力来表达喜悦；也需要理解，这些场景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公共空间、权威以及集体归属感。大型体育赛事经常伴随的暴力，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它混杂着群体动力、对可见度的追求、机会主义式违法行为，有时还夹杂着被边缘化的感受。
如果拒绝探究这些因素，就等于注定还会看到同样的场景一再重演。面对这些暴力，既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也不能简单套用治安化方案，因为那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如今，要提出这样的观点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安全至上”的话语几乎压倒一切，而2027年总统选举的竞选前奏也已经让细致和克制的讨论难以发声。国民联盟主席若尔当·巴尔代拉就表示：“我们5月30日晚在巴黎街头看到的，是让-吕克·梅朗雄口中的‘新法兰西’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人人对立、走向叛乱，甚至明天可能走向内战的法国。”共和党领导人布鲁诺·勒塔约则谴责这些是“野蛮行为”。
这些言论并不只是强调治安问题。它们还在推动一种带有政治和身份色彩的事件解读方式，倾向于用不可调和的阵营对立，取代对事实本身的分析。而“即时出庭审理”恰恰因为是在事件发生后的高温政治语境中迅速启动，并不是一个足以抵御这类激烈政治表述的审判空间。司法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够与一时的社会激情保持距离，从而确保人们被审判的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被设想代表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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