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中华文明的七次浪潮|中华文明|儒学|儒家|李建臣|道家|邵雍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许多文明都曾熠熠闪光，照亮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其中也包括中华文明。

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浪潮至少有七次。

（一）诸子百家

前770年，东周拉开序幕。随着繻葛之战爆发，推倒了社会变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中华民族历史航向从此改变。王室日益式微，中国社会由周天子一言九鼎乾坤独断，逐步转变为诸侯蜂起群雄争霸。

对社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因素，是思想文化教育不再为上层统治者独享。宫廷所独有的典籍、礼器、知识、历法、宗法、制度、手艺、规范……包括人才，逐步流向社会，激发了空前的社会发展活力。

在社会结构调整中，一个特殊阶层——“士”走上历史舞台。他们以拥有知识崇尚理想、思想独立见解独到、行侠仗义注重名节、流动性强能力出众等特点，成为春秋战国一道靓丽风景。特别是大批思想大V涌现，催生了一系列上观宇宙下启民生、洞悉人性经邦济世的思想学派，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大爆炸。

主导社会运行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权力和地位，二是知识和思想。前者形成政统，后者形成道统。当知识与思想强大时，社会便可能走向文明。当权力地位绝对主导时，社会大多走向野蛮和崩溃。

春秋战国便是知识与思想在社会舞台大放异彩的时代。

触发这场思想文化大爆炸的重要推手是私学兴起。各类学人为传播自己思想理念，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广收弟子有教无类。如孔子号称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在40余年教学生涯中，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只是传播和弘扬前人观点，特别是周公礼教思想。而实际上，通过整理、提炼、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作品，以及随时随地与弟子切磋交流，孔子的思想主张不但事实上存在，而且渐成体系。

客观地说，先秦儒学是中华思想文化一块璞玉。其思想内涵既存在不少糟粕和局限，又蕴含宝贵的精神价值。比如儒学提出“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观念，既对王权提出规劝和约束，又包含权力与义务对等理念。这种对等原则，蕴含着人格独立要素。

除儒学外，先秦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许多思想流派。各学派从不同角度观照社会与人性，各美其美，均有重要人文价值。例如杨朱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个人权利问题。

百家争鸣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高端思想交流平台——稷下学宫。

该平台虽由齐国官方举办，但由学界自行管理，汇集天下贤士，如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等，几乎囊括诸子百家。各学派风云人物纷纷在此设坛讲学，听众多者数百。大家交流、质疑、论争、辩难，形成一个持续150余年的思想文化百花园。

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是中华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时空跨度、思想高度、领域广度及深远影响，在中华文明史上绝无仅有，与同期古希腊、古印度文明交相辉映。其思想成果为中华文化奠基，至今仍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基础和思维底色。

（二）两汉经学

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询治国方略。博士董仲舒的建议受到汉武重视，策对三次。

“董仲舒方案”重点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皇帝统治合法性问题。董仲舒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二是统一意识形态。董仲舒以孔子儒学为基础，再按汉武所需加以改造，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从一个民间思想学术流派，提升为全社会统一的价值观，打造为政统服务的道统体系。三是搭建社会秩序结构。董仲舒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创造性地改造为“三纲五常”。规定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故此，整个社会便形成一张无形大网，锁定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属性。同时，用家庭伦理绑定国家治理，家国同构，形成一个以帝王为核心、环环相扣的社会秩序结构。

改造后的“儒学”与孔子思想相去甚远，实质上成为儒表法里、阳儒阴法的“董学”。

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设立太学，建议通过制定标准教材、教学规范及相应制度，以高官厚禄为指挥棒，强力引导和推动。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个相关问题亦有待重视。

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曾颁布《挟书律》，规定一切书籍都归皇家所有，严禁民间拥有。22年后汉惠帝废之。于是经常有人出土私藏的先秦典籍，如伏生、孔鲋等人。这些劫后余生重见天日的藏书多以六国文字书写，而且其中有的内容与朝廷制订的标准教材不一致。

为确保标准教材权威性，朝廷采取授官、赎买等手段，搜集各类先秦典籍，封存于皇家书库。

前26年，黄门郎刘歆奉诏与父刘向一起整理皇家书库，接触到许多尘封多年的先秦文献，发现它们与推行一百多年的标准教材有很大差别。于是在刘歆带动下，一批学者开始钻研先秦典籍。

因隶书形成于秦末，应用于西汉，所以刘歆等人便将出土的先秦《五经》称作古文经，将用隶书写成的官学教材称作今文经。实际上此前民间研究古文经的现象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古文经”之称呼而已。

纵观“独尊”百余年，今古文经呈现不同发展路径。今文经从诞生起便是朝廷御用工具，为帝王政治服务。在学理方面，从注疏、训诂到谶纬、神学、神化，一步步走向繁琐、僵化、妄诞，越来越乌烟瘴气。相对而言，古文经不仅内容存在价值，而且治学者重义理重考据，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学术该有的味道，逐渐廓清先秦儒学本来面目，并形成许多现实成果。如扬雄《法言》虽仅2万言，但批评今文经谶纬神论，字里行间蕴含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中国历史学术思维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亦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卫道精神。刘歆不仅是中国校雠学、目录学鼻祖，而且首次提出造字基本法“六书”，为后世开启古籍宝库提供钥匙。

然而面对泼天富贵，人性有时经不住考验。恰恰是古文经学旗手刘歆，为求前程出卖良知，将古文经推向惊涛骇浪。

原来，大司马王莽为拉拢刘歆，连续破格提拔。刘歆则投桃报李。为给王莽篡汉提供依据，刘歆不惜对古文经典籍做了系统性篡改，大量伪造，以证明王莽是天选之子。而王莽不仅乐见其成，而且庄严地将古文经确立为官学。古文经学也就此迎来高光时刻。

随着王莽政权日薄西山，刘歆也很快谢幕。

东汉建立后，为扫清王莽余毒，朝廷恢复今文经官学地位。但古文经学事实上已形成重要影响，所以今古之争持续存在。

相对于今文经高居庙堂，古文经研修者则大多采取“精舍”等私学模式。如名噪一时的左传精舍，姜肱精舍、刘淑精舍、檀敷精舍、包咸精舍等。

东汉后期，随着许慎、郑玄、何休、卢植、王肃等诸多名宿大儒兼修今古，特别是在郑玄等经学领袖主导下，今古两派乃化干戈为玉帛，融合到一起。此后千余年未再发生重大纷争。当然由两派思想分歧所衍变的不同观念一直存在，且时有表现。

两汉经学虽总体上由朝廷主导，但仍然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一是完成了中华思想文化大一统；二是发挥道统作用，建立了德治范式；三是形成了民族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四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五是塑造了新的民族性格；六是构建了稳定社会结构。

（三）魏晋玄学

东汉末天下大乱，朝纲不举礼崩乐坏。儒学独尊的光环逐渐黯淡，道家思想卷土重来。至魏晋，玄学成为重要文化思潮。

玄学大致分四个阶段。

一是正始时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

何晏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养子及驸马。

针对汉代经学之弊，何晏以道家“无”为本体阐释儒家名教，开创了以清谈为特征的魏晋玄学。著有《道德论》《无名论》等作品。其《论语集解》对后世影响巨大。

王弼比何晏小34岁，深得何晏赏识。王弼不仅将何晏开创的玄学推向新高度，而且完成了体系化建设。他主张“以无为本”，“无”是万物本源。其《周易注》《老子指略》《周易略例》等著作，深刻影响后世文学、艺术与哲学。特别是王弼所作《老子注》，建立了后世二千余年老子思想阐释的主流框架，至今仍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蓝本。

二是竹林时期。因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等七人游聚于山阳竹林而得名。在学术思想上，竹林七贤延续正始之音。一方面继续以“三玄”为基础，主张“贵无”，追求儒道融合；另一方面，以《庄子》为核心，主张“自然为宗”，强调生命本真、精神自由，追求逍遥境界和精神解放。

三是元康时期，代表人物裴頠、郭象。

元康玄学继续以“三玄”为理论根基，重义理思辨，主张“得意忘言”，试图调和儒道两论。不同的是，裴頠主张“以有为体”，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真实存在的“有”。郭象主张“独化论”，认为万物既不生于“无”，也不生于“有”，而是自生、自化、自有，“独化于玄冥之境”，无待而独成。二人理论看似有别，却有共同落脚点，即认为君臣等级、仁义礼教都是自然本性的体现。感觉类似于黑格尔“存在即合理”。

四是东晋时期。因佛教影响益深，故玄佛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学术主流。以孙绰、张湛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用“空”“般若”等概念诠释老庄的“无”；以道安、慧远等为代表的名僧则借用玄学“贵无”“得意忘言”等理念传播佛学；而支遁既是名士又是高僧，是玄佛融合的典型代表。

纵观魏晋180年，玄学以高度抽象的逻辑思辨，将传统的经典诠释转化为哲学创造，推动哲学范式从“天人感应”的宇宙论，转向以“无”“有”“自然”“独化”为核心的本体论，大大拓宽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畴，构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极具抽象性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古代思辨哲学高峰。特别是“竹林七贤”远离政治钟情山水，强调精神自由，追求个体解放，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华文化中少有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亮点。

(四）隋唐佛学

公元64年，东汉明帝刘庄派遣蔡愔、秦景等十余人西行求法，从大月氏迎请二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回洛阳后，刘庄敕建白马寺。二高僧在此译《四十二章经》，弘法传教。这是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传入中国之始，史称永平求法。

此后，安息王子安世高148年来华，译小乘经典35部。在翻译过程中，他借用“无为”等许多道家概念，极大降低中国人接受门槛，被尊为佛经中译奠基人。

178年，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等佛经，引入“空”、“般若”等大乘概念，成为大乘佛教经典传入中华的开拓者。

401年，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请至西安，奉为国师。鸠摩罗什组织弟子三千，历时十年，译经98部425卷，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大智度论》《中论》等，建立大乘佛教经典体系，对佛学传播发挥巨大作用。

南朝梁武帝佞佛，不仅亲自讲经、作乐、注疏及撰写佛学著作，还制定许多清规戒律，如僧尼终身素食禁酒、以面点果蔬替代牲畜祭祀等，奠定汉传佛教基本范式，并四次舍身入寺。特别是梁武帝提出三教同源，开创中华文化新境界。

至隋唐，八大宗派陆续创立，至中唐全面定型，标志着中国佛学不再照搬印度佛学体系，不再以印度佛学为终极标准，摆脱了对印度佛教的依附，形成了独立的思想内核，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成为中华主流文化之一。

八大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门槛较低，主打亲民路线。特别是净土宗，对信奉者在时间、地点、身份、形式等各方面都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心存善念、口诵阿弥陀佛就足够了。所以信众广泛，直抵社会各神经末梢。而其他宗派则由于佛理玄奥、教理繁冗、戒律严苛、仪轨复杂等各种原因，在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等劫难后，或遭遇灭顶之灾，或隐遁山林。

禅宗始自达摩，成熟于六祖慧能，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思是说，佛性人之固有，并非自外传入；不管你识不识字，只要悟到本性便可成佛。这就化繁为简，为扩大僧众层次和范围扫清障碍。特别是六祖慧能，自身是文盲，却将禅宗佛理推向新高度，且言行被弟子整理为《坛经》，成为唯一一部由中国僧人出品、被尊为“经”的佛教典籍。

禅宗在推动佛教中国化方面有贡献。

一是定居传法农禅结合。农禅结合是佛教中国化最关键的转折之一。佛教进入中国早期，僧侣主要周旋于上流社会，由各级官府供养。然而中国社会一方面战乱频仍，一方面农耕文化耻于乞食，于是有些僧侣便被迫走向山林。四祖道信620年定居黄梅双峰山后，开始倡导僧众集中居住、聚众传法。同时，组织僧众垦荒种植，实现经济自给。

二是马祖建丛林。马祖道一是慧能三传弟子。他执掌衣钵30年，推动修建寺院48座，号称“丛林”，聚集僧众万人。不仅全部通过垦荒自给自足，而且将耕作列入僧侣必修课，农禅合一。

三是百丈立清规。马祖弟子百丈掌门后，参照大小乘戒律，制定了修行生活仪轨《禅门规式》，类似于制定行业标准。后来，农禅方式被各宗借鉴，成为汉传佛教特色。元顺帝时，朝廷颁行《敕修百丈清规》，使之成为汉传佛教通用制度。

禅宗在会昌灭佛中损失很小，根本原因就在于自食其力。

作为舶来品，佛学对中华文化底层结构产生巨大、再造性影响。体现在文学、艺术、语言、思维、理念、信仰诸方面。据梁启超研究，佛学给中华带来35000多个新词，如世界、因果、缘分、境界、觉悟、平等、烦恼、解脱、菩萨、慈悲、忏悔、圆满、爱河、苦海、方便、刹那、须臾、口头禅、一厢情愿、心心相印、天花乱坠、来世今生……。维特根斯坦说，语言边界便是思维边界。佛学对中华文化影响之深略见一斑。

另外，佛教远遁山林聚众传播，开创社会化文化教育形态，突破中华传统官学-私学模式，对后世书院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五）两宋理学

赵匡胤认为，要长治久安，就必须重文抑武，建设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文明社会。登基翌年，他便为子孙立下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刻石碑置于太庙中。这个祖训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在数百位帝王中，是最文明的一句话。它不仅带来宋王朝兴盛，也将中华文明推向新高度。在赵匡胤既定方针指引下，北宋文官集团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至仁宗时，已形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

在仁宗执政40多年中，“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同时登场；“宋初三先生”脱颖而出；“北宋五子”大放异彩；范仲淹、富弼等名臣开创“庆历新政”；主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新党”、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旧党”，都成长于仁宗时期。还有执法如山的包拯、名相吕夷简晏殊、科学家苏颂沈括……

正因士大夫有国家治理主体地位，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人翁思想境界。

承担国家治理主体使命，士大夫们在两个方面做出重大突破：一是在理论上集古贤之大成，形成理学思想体系；二是在实践上搭建思想传播和交流平台，创建书院。

两者相互推动，相互成就，不可分割。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宋真宗赐名，为北宋州县办学之始。1027年应天知府晏殊邀请范仲淹做书院总教务长。范仲淹不仅亲自讲学，而且邀请孙复、石介等学者讲学，培养出王尧臣、赵概、富弼、张载、张方平等大批旷世人才。1043年书院升格为“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

孙复，山西临汾人，在应天书院讲学7年后，隐居泰山之麓的泰山书院。8年后再次经范仲淹推荐，任国子监直讲，深得仁宗赏赐。病重期间，仁宗专派书吏协助孙复完成遗著15万言。逝世后仁宗赐钱治丧。

石介，山东徂徕人，“泰山学派”创始人，有强烈民本思想，抨击仁宗好色，指责宰相夏竦为大奸，被诬为朋党谋反，40岁病逝。后来欧阳修为石介写墓志铭，称千古奇冤，并将石介与孔孟相比。

胡瑗，江苏泰州人。范仲淹知苏州时，特请胡瑗做州学教务长，并将儿子托付胡瑗。后来范仲淹奉旨在首都开封创立太学，又奏请胡瑗来讲学。

胡瑗、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共同为两宋理学奠基。而三人的学术成长历程均得益于范仲淹扶持。

张载，西安人，“关学”创始人，21岁受范仲淹点拨，埋头于学问。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辞官回横渠讲学。除了“横渠四句”，张载还提出“天人合一”。

邵雍，多次科举不第，辞官不就。52岁迁居洛阳。前宰相富弼及司马光、吕公著等敬重邵雍，为之置办田宅。去世后追赠秘书省著作郎、赐谥号康节。

周敦颐，湖南道县人。在郴县时兴办学校并亲自讲学。大理寺丞程珦特送两子程颢、程颐拜其门下。54岁告老还乡，定居于庐山濂溪书堂。程颢程颐再度前来学习。

程颢，生于武汉，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不受重用，潜心学术。哲宗召其为宗正丞，未起行便病故，赐谥纯公。

程颐，比程颢小1岁，共创“洛学”，世称“二程”。科考不第偕兄讲学。49岁时，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名重，在洛阳为他建修“伊皋书院”。程颐后应诏入崇政殿，教皇帝读书。

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五人在创立理学方面具有开山之功，故后世尊称“北宋五子”。

“宋初三先生”与“北宋五子”代际有先后，但学术一脉相承。三先生破汉学旧局，立义理新径，倡儒学道统，重师道教化，为理学准备了方法论、问题意识和学术风气，重心在“外王”层面，是理学的破冰者。

而五子中的前三位，通过追问宇宙本源、人性本质，由“外王”转“内圣”，创构宇宙论和心性论，把儒学从伦理政治推向哲学体系，为理学确立本体根基。

二程则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天理”核心范畴，将“生成本源”升级为“价值本源”，在哲学层面回答了道德秩序凭什么永恒存在，使“为天地立心”真正落地，塑造了后世千年士大夫精神。

将理学从北宋带到南宋、从中原传播到南方的是杨时。他是福建南剑州（今南平）将乐人，28岁拜程颢为师。程颢病逝后，又拜程颐为师。在与游酢拜访程颐时，留下“程门立雪”千古佳话。在无锡任职时，创建了对后世影响重大的东林书院。

杨时的弟子罗从彦，南剑州剑浦人，赐谥“文质”，从祀孔庙。

罗从彦的弟子李侗，也是南剑州剑浦人。

朱熹，福建尤溪人，18岁中进士，28岁拜师李侗。49岁知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64岁知潭州，重修岳麓书院。66岁时，朝廷发生“庆元党禁”。朱熹以“十大罪状”名列“伪学魁首”落职罢祠，70岁辞世。后世谥“文”，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晚年遭遇与程颐很相似。

陆九渊，江西金溪人，是宋明两代“心学”开山祖。他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学苟知本，六经注我”。

此外，南宋的理学宗师，还有主持“鹅湖之会”的“婺学宗主”吕祖谦、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永康学派创立者陈亮等灿若群星。

两宋理学的历史价值：一是重塑儒学体系。汲取佛道精华，给传统儒学注入宇宙本体论，找到锚点，使回归主流意识形态。二是构建伦理道德体系，内圣外王。三是开创书院教育模式。推动学术交流和思想创新，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四是完成哲学升级。以理性认识和解释世界，提出自然规律理念。

（六）西学东渐

嘉靖后，百废待兴。

1567年明穆宗朱载坖继位后立即下诏：“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随即打开国门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

率先来华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579年抵澳门。他在华9年，编纂了首部汉外辞典；撰写了首部阐释天主教义的中文著作；首次将《三字经》译成拉丁文推介到西方；绘制了首部完整的《中国地图集》；建立了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座西式教堂。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除了同罗明坚一起建教堂、合作完成《天主实录》《葡汉辞典》外，还刊刻了《坤舆万国全图》，打破了中华传统天圆地方认知；出版巨著《天主实义》，成为后世传教范本；编纂拉丁文注音汉字的工具书《西字奇迹》；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著作；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撰写《中国札记》，向欧洲全面介绍明朝政治、风俗、文化、地理等。

1619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抵澳门，在华生活47年，是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与徐光启等合编《崇祯历书》，系统引入第谷天文体系、球面三角、地球等概念，后改名《时宪历》，奠定中国农历基础，沿用至今。撰写中国首部光学专著《远镜说》。不仅编写《火攻挈要》，而且监制数百门西洋火炮。

传教士代表人物还有巴范济、龙华民、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艾儒略、邓玉函、罗雅各、郭居静、金尼阁等近200人。他们带来欧洲科学文化著作数以千计。其中近200部译成中文，全方位引入西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逻辑学、解剖学以及机械、水利、农政等各类技术成果。特别是实证科学理念，对中国精英科学思维和技术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启蒙作用。

隆庆虽仅五年，但引发的思想文化爆炸，却如决堤洪水。

出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启蒙鼻祖徐光启，以及李之藻、李天经、杨廷筠等大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出现了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百科全书式学者方以智，中国机械工程先驱王徵。

出现了明朝火炮军工总设计师孙元化，撰写明代军事百科《武备志》的茅元仪，明代火器发明家赵士祯。

出现了千古第一地理探险家徐霞客，撰写《东西洋考》的海洋地理学鼻祖张燮。

出现了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撰写《温疫论》的瘟疫学开山者吴有性，撰写《证治准绳》的晚明第一名医王肯堂。

出现了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临川四梦》，通俗文学大咖冯梦龙凌濛初及“公安三袁”。

出现了史学宗师王世贞和《弇山堂别集》，主编《明经世文编》的经世派巨擘陈子龙。

出现了掌控东亚海洋贸易的世界级海商集团舵主王直、郑芝龙……

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思想家群体，把中华思想认知提到新高。

一、李贽，福建泉州人，反对孔子崇拜，反对专制迷信、思想禁锢、等级制度、重农抑商、男尊女卑……；主张个性解放、思想独立、精神自由、人人平等、婚姻自主……；开启晚明人文觉醒风潮，是晚明思想解放的总源头、启蒙思潮的精神原点。

二、黄宗羲，浙江余姚人，撰《明夷待访录》猛烈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分权、法治、教育独立，最早提出宪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民主启蒙最高峰。

三、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关于“国”与“天下”的阐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四、王夫之，湖南衡阳人，主张“天下非一姓之私”，“不以天下私一人”。

汹涌澎湃的文明势头，被满清当头一闷棍，彻底打回原点。

1707年康熙下令在华传教士必须领票。

1721年康熙正式下达禁教令。

1723年雍正下令，一切洋人皆遣往澳门。

1724年雍正再诏全国禁教。

至乾隆愈发极端。在思想文化大清洗中，《天工开物》皆成禁书。

（七）新文化运动

洋务运动失败让国人看清，中国的问题不是技术物质层面的事。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1912年2月清廷颁布《退位诏书》。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翌年成为大总统。

从任临时大总统起，袁世凯便策划并开足马力恢复帝制。策略之一是尊孔入宪。袁世凯不仅通令全国学校读经祀孔，打压新学，而且亲率百官，身着古装，举行盛大祭孔大典。其倒行逆施让人警醒，触发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又一次西学东渐。与晚明不同，这次是无数中华学子走出国门，主动探寻。先哲们认识到，造成传统社会黑暗腐朽的根源，是数千年帝制下形成的文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进行文化启蒙。

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安庆人，五赴日本，广泛接触民主、自由、进化及社会主义思想。他1914年开始发文揭露、批判袁世凯专制，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所有文章均炮轰袁世凯尊孔复辟。《敬告青年》阐明封建宗法制度与近代立宪国家水火不容；《宪法与孔教》指出孔教必走向帝制；《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指出儒家“三纲”与共和政体、人格独立完全相悖；《孔子平议》提出孔教必然走向帝王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