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的一个清晨，台北阳明山的空气还有点凉。
陈立夫坐在书房，手里端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茶，桌上摊着一封刚送来的电报。
电报很短，只一句话——“限今日离台”。
签名是蒋介石。
这不是玩笑话。
几个小时前，蒋亲口下达了命令，24小时内，陈立夫必须离开台湾。
这事儿说来突然，可其实一点也不突然。
陈立夫是国民党里资格最老的一批人之一。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就成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意气风发，和哥哥陈果夫一文一武，几乎把三青团和整个党务系统握在了手里。
再后来抗战开始，他当了教育部长，把战时内迁的大学一个个安置下来，提出“学生以读书为本”，硬是把被战火打乱的教育系统拉回了正轨。
可到了台湾，一切都变了。
那时候的台湾刚刚收复不久，政局不稳，民心未定。
蒋介石急着整顿内部。
陈立夫和省主席陈诚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党内两派早就有心结，一个是蓝衣社出身的“党务派”，一个是黄埔系的“军人派”。
蒋介石必须做个选择。
陈立夫很快明白了。
他在一次会面里主动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党政军都要有人承担责任。
果夫和我在党务上，责无旁贷。”
蒋没有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一刻，陈立夫知道，自己该走了。
电报送达那天晚上，他带着家人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
没有送别，没有告别。
就这样，离开了他奋斗了半辈子的地方。
谁都没料到，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他先在瑞士待了几个月，然后去了美国，在新泽西州落脚。
那会儿他已经五十多岁，一无官职，二无积蓄。
靠着几个老朋友的介绍，他接手了一家快倒闭的小报社。
可小报社养不活一家人。
后来一个朋友顺口一提，说他女儿所在的新泽西湖林城大学那儿，养鸡业很发达。
他一听，干脆放下笔杆子，转做鸡场生意。
说干就干。
他向银行借了两万多美元，又和胡安定合伙，买下了30英亩地，建了三排鸡舍，一共十间。
每天清早四点就起，喂鸡、捡蛋、洗蛋、装箱、送货，他和夫人孙禄卿什么都自己来。
那时候的陈立夫，穿着牛仔裤和胶靴，满手鸡毛和鸡屎，谁见了都认不出来这是国民党昔日的大员。
可他说得轻松：“离了官场，反倒自在。”
鸡场最红火的时候，养了六千多只鸡，一年能挣不少。
可惜好景不长。
五十年代末，美国东西部高速公路修起来了，运输便利了，竞争也激烈了。
他的合伙人撤资，保险公司也劝他减保。
结果有一天，他去外州朋友家做客，鸡场突然起火，三排鸡舍烧个精光，新买的货车也成了空架子。
他回来时，看着满地焦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鸡场没了，他又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整理中医资料，做翻译。
可干了两三年，年龄也上来了，精力跟不上，干脆辞了。
又过了一阵，他转做食品生意，卖月饼、辣酱、松花蛋，都是中国味儿的东西。
华人多，生意不错。
那阵子，他总算又站稳了脚。
1961年，他父亲去世。
他回了台湾奔丧。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还劝他留下来做事。
他谢绝了：“我这辈子，不想再做官了。”
那时候的陈诚已经病重。
再过几年，1965年，陈诚去世。
1967年，蒋介石八十大寿，陈立夫再次回台。
这次蒋说得很明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不是官，是个群众团体。”
陈立夫点头了。
也许是因为陈诚不在了，也许是因为内心那点旧情。
他留下了。
后来的陈立夫，开始关注两岸问题。
他写信、发消息，甚至通过秘密渠道，给北京传话：“希望毛主席或周总理能来台湾看看”。
当然了 那时候正值大陆文革风头正劲，这种建议根本没人理。
可陈立夫一直没放弃。
1988年，他提出，希望两岸先从文化认同做起，再谈经济合作，慢慢建立互信。
他的话登上了《人民日报》。
不久后，大陆记者采访他。
他说：“只要国家需要我，我愿意回大陆。”
可他一直没能回去。
晚年他住在台北，儿子偶尔回大陆，他总是反复叮嘱：“回老家看看，拍些照片带回来。”
就这样，直到1999年去世，他再也没见过故乡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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