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出了之后，天主教会第一时间走上正规渠道讨要说法，主教韩默理先是带着相关凭据前往达拉特旗旗署，找到旗内贝子忠噶尔，恳请旗府出面捉拿肇事人犯、追缴被勒索的五百两赎银，可旗府官员以地界繁杂、人犯四散出逃为由，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实际查办动作。
永德接手案件之后，抽调差役逐一核对历年契约、地租往来账目，一桩桩扒清埋藏多年的隐情，不光查清了绑架勒索五百两白银的案发经过，还把拖欠地租、私下改约、借贷欠款、水渠争端四项陈年旧事全部捋顺。
依照当时的大清律例，绥远将军拟定初步处置方案：一方面责成萨拉齐厅官府限期捉拿杨子海一干人等，追缴当初用来赎人的五百两白银，全数归还天主教堂，同时对带头肇事的乡民依规定罪惩处。
另一方面针对杨李氏名下的两笔欠款，也就是教堂拖欠的地租和杨李氏借下的一百一十两银钱，清廷为了尽快平息教方不满，定下变通办法，杨李氏手头没有现成现银清偿债务，只能把自家房屋和田地立写契约抵押给教堂，双方约定当年秋后凑齐银两赎回产业，如果到期无力还钱，抵押的田宅便永久划归教堂自行经管。
接到官府判词的杨李氏连连叫苦，连年歉收加上地租被拖欠，家中实在拿不出数百两现银，多次登门恳请官府宽限还款期限，办案官员几经权衡，先是准许延后至来年清明，眼看清明将至，杨家依旧凑不齐钱款，又再度放宽时限到秋后。
就在地方官府忙着协调还款细则时，远在北京的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听闻此案细节之后直接出面强力干预，一纸外交函件从京城递往山西、绥远各级衙门，彻底扭转了案件后续走向。
吕班不单单紧盯欠款清偿一事，还从法国在华保教权益出发，对当地土地划分、水渠权属提出硬性要求，先是勒令归化城地方官员，把杨李氏在玉隆永的整片土地尽数划归天主教堂所有，相关地契统一移交教会保管。
紧接着重新划定当地引水河道，原本全村共用的黄土老河子引水渠，被划定为教堂专属管控水源，从今往后杨李氏及其族人再也不能取用渠水浇灌自家耕地。除此之外，公使还特意叮嘱地方官府，严格管控涉案相关人员，杜绝日后乡民再度聚众滋扰教堂。
1893年案发之初，中法两国正因越南领土争端矛盾紧绷，清廷对法国相关诉求多有抵触，地方官府才敢把案子一拖就是三年。
等到1895年甲午战事结束，法国借助时局变化提升在华话语权，1896年公使正式插手案件时，清廷上下处处忌惮引发涉外纠纷，各级官员大多优先迁就教会与法方诉求，即便审理过程中地方官员也看出，教堂私下绕开地主暗改租约、独占水渠同样存在过错，可迫于外交压力，所有经济损失几乎全部由杨李氏一方承担。
重压之下，杨李氏无力辩驳，只能接受官府定下的所有条款，经此一案，杨家大半田产濒临易主，从此再也不敢充当教堂和达拉特旗之间的地租中间人，后续所有地租往来，都改成教会直接和旗府对接交割。
带头绑人的杨子海等人，在官府持续追讨之下，凑齐当初的五百两赎银交还教会，杨家一族丢掉大片赖以生存的耕地，原本在狼山扎根多年的家业就此败落。
这场乌蓝卜尔教案，看似以教会全面胜诉，可地方官府不分曲直、偏重教方的判决，在河套乡间埋下不少民怨，往后数年，鄂尔多斯、绥远一带接连爆发多起大大小小的民教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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