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上海法租界。
一座四层高的西洋建筑拔地而起，12根罗马柱托着六角尖塔，正门匾额上“大世界”三个鎏金大字在夜色里闪闪发光。
它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游乐场，夜夜笙歌，门票一块大洋一张，入场券印着“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
老板叫黄楚九，中法药房创始人，名下有21家医药公司、50余家企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上海滩首富。
30年前，他还是一个跟着寡母从浙江余姚逃难来的穷小子。
全部的经商本钱，只有一只空箱子。
1887年，黄楚九15岁，父亲病逝。
家里除了几本祖传的眼科医书，什么也没留下。
他对母亲说：“娘，咱们去上海。那里有不要钱的教会学堂，我们还能靠祖传的方子给人看病卖药。”
母子俩坐着乌篷船到了十六铺码头。
他在清心书院免费读书，母亲给人家帮工。
闲暇时，他按祖上的方子制药，走街串巷给人瞧眼病。
日子勉强能过，可黄楚九心里那匹野马已经撒开蹄子了。
他辍了学，在城隍庙附近摆摊看眼科。
脑子活络，嘴巴甜，一边给人看眼睛，一边留心观察周边药铺的生意。
他发现法租界里卖西药来钱快——不用炮制、不怕变质，价格透明、可以快速翻单。
他白天摆摊，晚上研究西药渠道，找药品、找渠道、找师傅。
攒了两年，他决定开一家自己的大药房。
可摊子上的收入糊口还行，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租界开店，杯水车薪。
他没有房产抵押，没有背景担保，银行连门都不让进。
他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绝招。
他买了一只大木箱放在家里，开始向身边的亲友和老主顾借钱。
起初只借一点，承诺到期连本带利还。
到了还钱的日子，他打开箱子，一五一十数给人家，利息一分不少。
一次、两次、三次，人人都知道那个在城隍庙摆摊的小伙子守信用。
借给他钱的越来越多，数额也越来越大。
连一些富家子弟都把闲钱放到他这赚利息。
有个姓张的富商太太，合作几回之后，竟一次性借给他3000银元——那时候一块银元能买几十斤大米。
钱够了。
1890年，黄楚九18岁，把那口箱子所有的钱倒出来，在法租界开了一家中西合璧的药房，取名“中法药房”。
既卖西药也卖中药，还自己研发中成药，把中药方子按西药样式包装出售。
开业一年，他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欠款。
日本人那时把一种叫“仁丹”的药铺遍中国大街小巷，价格贵、效果差，可广告铺天盖地，老百姓只能捏着鼻子买。
黄楚九翻遍古方，照着《诸葛行军散》的方子，结合自家祖传医术，研制出一种功效相同、价格低廉的新药，取名“人丹”。
日本人把仁丹贴在哪里，他就派人把龙虎人丹贴在旁边，广告词直戳人心——中国人请服用中国人丹。
还搞买人丹送解毒药、买药抽奖的套路。
日本人气急，跟他打了整整十年官司。
他把官司也变成了广告，人丹卖得更好。
后来他又接连推出艾罗补脑汁、百龄机等爆款，研制的本牌药不下百种。
整个上海滩，夜幕一落，满街闪烁的都是黄楚九的霓虹招牌。
他垄断了上海的医药行业，手握21家医药公司，还不满足，又进军娱乐业、金融业，开烟厂、赌场，名下企业超过50家，登顶首富。
他还是继续玩那个从空箱子开始的游戏——借钱、买地、盖楼、抵押、再借钱。
摊子越铺越大，杠杆越加越高。
进入20世纪30年代，战争阴云压境，百业萧条，资金链像雪崩一样塌下来。
他的产业被对手低价吞掉，一辈子玩得炉火纯青的借钱游戏，终于把他自己玩进去了。
1931年1月，黄楚九在忧愤交加中病逝。
灵堂里挂着一副挽联。
“楚楚有志，廿年雄心图世界；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他18岁凭一只空箱子借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启动资金，用19年打造了远东最大的娱乐帝国，最后被人用同样的金融手段打垮。
他的一生，是被自己的野心不断撑大、又被时代的巨浪无情拍碎的一生。
他是那个年代最有想象力的创业者，也是被那个年代吞噬得最彻底的人。
你们说，如果黄楚九活在今天，他的空箱子，还能装满吗？
在资本狂欢、杠杆横行的当下，那个靠信用撑起来的箱子，会不会更早被戳破？
或者说，今天的创业者，是不是还在玩着同一个游戏，只是换了个更漂亮的包装？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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